1937竺可桢率浙大西迁五千里助运四库全书痛失妻儿

竺可桢，1890年3月出生，浙江省上虞县东关镇人，1936年任浙江大学校长。

1937年8月13日，中日淞沪会战打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火很快烧到了杭州。竺可桢作为一校之长，在迈出西迁第一步时，他考虑得很长远：鉴于武汉、重庆和长沙等大城市，已有大量机关、工厂和高校迁入，运输困难、供给困难和住宿困难都是板上钉钉的事，他决定将学校搬到西南内地较为偏远的小城甚至乡村。

于是，从1937年9月开始，他带领浙江大学师生从杭州开始西迁。

浙大西迁的路程是曲折的，初迁浙江建德，二迁江西吉安与泰和，三迁广西宜山，终迁贵州遵义、湄潭，经浙、赣、湘、粤、桂、黔等六省，历时近三年，于1940年初，到达贵州遵义的湄潭，在湄潭坚持办学长达七年之久，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竺可桢廉洁俭朴、一心为公、公而忘私，更是处处为人表率。他忙于迁校事宜，无暇顾家，如若西迁之路有什么最令竺可桢痛心疾首的话，那无疑就是在江西泰和时，他的夫人张侠魂和儿子竺衡的去世。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浙江大学和整个中国一样，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于是，竺可桢将妻子和孩子接到了杭州。

在战事进一步恶化，浙江大学不得不离开杭州另寻安全之地之时，张侠魂的母亲曾劝她回上海，跟着家里人一道避难，张侠魂却不忍离开竺可桢。西迁路的苦与险她都想清楚了，越是艰难的时候一家人越要在一起。她带着几个子女，随浙江大学踏上漫漫的西迁之路。

1938年7月23日，在桂林考察迁址的竺可桢接到夫人张侠魂患了痢疾的电报，立即返回泰和，先见到了大女儿竺梅。竺梅说：“妈妈的病好些了，但弟弟衡没了。”竺可桢如同五雷轰顶，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

竺可桢回家后看到张侠魂仍卧病在床，已经病危，他强忍悲痛，抚慰夫人。由于战争，医疗条件太差，8月3日上午，张侠魂不幸逝世。

十几天里，竺可桢接连失子丧妻，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心中的悲痛可想而知，就像他在随后的日记里感叹的那样：“近来早稻均在收获，田亩中景色甚佳，但值此国破家亡，对此大好河山，不能不作楚囚对泣之象也。”

竺可桢痛苦异常，在日记中写下《挽侠魂》等诗多首。其中有依陆游《沈园》诗原韵，吟成的悼亡诗：

生别可哀死更哀，何堪凤去只留台。西风萧瑟湘江渡，昔日双飞今独来。结发相从二十年，澄江话别意缠绵。岂知一病竟难起，客舍梦回又泫然。

从中能深刻感受到竺可桢对妻子的一片深情。每年8月3日，竺可桢总要设家祭纪念张侠魂，十几年后也依然如此。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大概就是竺可桢与张侠魂之间的遗憾吧，本是一对相亲相爱的夫妻，却没能一起走到人生的尽头。

后日军进逼，省图书馆想把书运至建德，但省里无经费，竺可桢得知后马上派校车帮忙运到建德，后来省图书馆又把书运到龙泉乡下。浙江大学迁到江西后，竺校长为四库全书的安全担心，认为在龙泉也不安全，特致电教育部，指出四库全书应及早迁到内地，并表示浙江大学愿意派人协助。

教育部复电同意竺校长的意见，准备迁到贵阳，要求浙江大学协助迁运。竺校长即指派一位教师回到浙江，与有关部门商议，几经周折，终于会同浙江图书馆启运出省，途经五省，历程2500余公里，全部安全运抵贵阳附近的地母洞存放。

更令人感动的是，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竺可桢表现出知识分子的清廉与敬业。

詹锁先生回忆，1940年底，友人介绍他到浙江大学任讲师。当天正值大年初一，詹锁以为竺可桢不会来上班。但当他来到校本部时，竺可桢一个人正在忙碌。在竺可桢的办公桌上，有两种信封和稿纸，如系公事，就用公家的，如系私事，就用私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