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宋教仁没有被暗杀？

宋教仁像

宋教仁（1882—1913），字得尊，号钝初，别号渔父。湖南桃源人。著有《宋教仁集》、《宋渔父日记》、《间岛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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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能假设，但后人又总是出于美好的愿望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对历史做出种种假设，比如对于宋教仁，人们在对他32岁即被暗杀感到痛惜的同时，又都忍不住发问：如果他没有死，中国20世纪初的政治会不会呈现出另外一番模样，中国是不是就此走上了民主政治的道路？有意思的是，这种假设其实不仅仅停留在假设这个层面，真有很多人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善良而脆弱的人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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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说说宋教仁这个人。

宋教仁，字得尊，号钝初，别号渔父。1882年4月5日出生于今天湖南省桃源县八字路乡渔父村。宋家在当地家境比较好，又有读书的传统，所以他小时候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他的哥哥宋教信与当地会党、绿林交往密切，这为他革命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后来他参加华兴会组织起义之时，就借助了哥哥和会党的力量。但真正给他革命影响的，却是黄兴和孙中山。1903年，当时他还在武昌文普通中学堂读书，恰逢黄兴从日本回来，在武昌发表演讲，鼓动革命，两人由此相识，1904年，两人共同建立了华兴会，在革命斗争中相互支持，结下了终身深厚的友谊，黄兴可以说是宋教仁最好的朋友，又是他在政治上最为依仗之人。宋教仁与孙中山相识于1905年，他与孙中山的关系要相对复杂一些，一方面他赞赏孙中山的革命理念和革命精神，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孙中山这人比较专横，有点看不惯，黄兴与孙中山的意见发生分歧的时候，他也会有所表示。比如1907年，在同盟会内部发生“旗式之争”的时候，他就对孙中山很不满，闹过一些矛盾。不过他并没有像章太炎一样，公开反对孙中山，而是始终奉孙中山为革命领袖，尤其是民国建立之后，他支持孙中山做实业，孙中山也推荐他做农林部长，支持他组建国民党。孙中山到北京见袁世凯之后，谈到总理人选时，即提议宋教仁。他们之间所谓的一些矛盾，有思维方式的原因，有做事方式的不同，也有一些意气用事的地方，但并无什么原则上的分歧。

就笔者看来，在性格方面，宋教仁不似黄兴那般宽厚，也不似孙中山那般全无心机，而是有点心计，并且有一定的派别意识和地域观念，比如，在同盟会内部，他是湖南一派利益的代表，相比而言，黄兴是一个没有派别意识的人。之所以如此，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他比较年轻，并且有才，多少有点恃才傲物；二是他始终在做一些具体细致的事情，没有心计是不行的。

宋教仁被刺后的照片:宋教仁遇刺后，自知不久于人世，向于右任托付后事，又托黄兴代拟一封电报给袁世凯，电文如下：“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富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

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孙中山挽联称宋教仁：“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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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党人中，宋教仁以办实事著称，在这一点上，他比孙中山和黄兴都强，做事有计划，还有手段。

宋教仁是一个天才的组织家，最有代表性的是以下三件事情：

1、1904年，宋教仁到达日本，即筹划办一个宣传革命的杂志，当时留日学生创办了不少杂志，但都以省为名，宋教仁把他的杂志定名为《二十世纪之支那》，不再局限于某省，而是面向全国，团结全国的反清人士。同盟会成立之时，《二十世纪之支那》被定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并更名为《民报》。宋教仁初步显露了他的组织才能。

2、组建同盟会中部总会。同盟会成立后，组织涣散，1910年，宋教仁倡议成立中部同盟会，将革命的重点放在长江中下游地区。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宋教仁与谭人凤等正式组织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并且在湖南湖北进行了一系列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武昌起义的爆发。

3、民国建立之后，宋教仁联合统一进步党等几个党派，成功组建了国民党，并且在竞选中取得了胜利，在这个过程当中，宋教仁充分展现了卓越的组织才能，他是国民党实际的领导人。

宋教仁又被人们称之为法制专家和宪政专家，早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在这方面就研究颇多，仅1906年他翻译的著作就有《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俄国制度要览》、《澳大利•匈牙利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比利时•澳匈国·俄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普鲁士王国官制》等十来种，对各国的政治制度、政权组织形式等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他还曾对人说过：“破坏容易，建设难，我看同志从事于破坏一途的太多，对于建设，很不注意，将来要组织共和国，不是玩笑的事！什么临时约法，永久宪法，都须乘此功夫，研究一番才好！所以我很想邀集精悉法政同志们，一齐干起来。”民国成立后，他试图将他的研究在中国付诸实践。

武昌起义后到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宋教仁负责起草了《鄂州约法》和《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前者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共和制宪法性文件，后者则是他任临时政府法制局长时起草的一个法律文件，提出要实行责任内阁制。大家所熟知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虽然不是出自宋教仁之手，但其基本精神却是继承《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而来的。这里值得说明的一点是：当初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时，实行的是总统制，但后来为了限制袁世凯，在《临时约法》中又明确规定实行责任内阁制，但这种改变却又是不彻底的，在实际上总统还是有很大的权力，远大于内阁总理，尤其是当总统和内阁总理发生矛盾时，应该如何处理，没有做明确的规定，这种制度设计上的缺陷，注定了责任内阁制不会成功，也阻止不了袁世凯的独裁之路。

从1912年8月国民党成立到1913年3月，宋教仁为国民党的竞选和在中国实行责任内阁制做了大量的工作。期间，他回了老家湖南一趟，一是为了省亲，二是在湖南竞选参议员。其后，他又到武汉、上海、南京等地，发表了大量演讲，宣扬他所代表的国民党的主张，直到1913年3月20 日遇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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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眼中，宋教仁所做的最实际的一件大事情，与革命关系不大，而是他凭借自己对边疆地理的研究而写出的《间岛问题》一书，为维护祖国领土的完整做出了贡献。这件事情现在民众知道的并不多，因此值得好好说一说。

少年时期，宋教仁就表现出对历史地理浓厚的兴趣，据说有一次他得到了一把绘有中国地图的纸扇，如获至宝，天天拿在手里，即使天冷了也不放手，这种兴趣发展到他后来对边疆地理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于右任回忆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个名叫黑口博士的欧洲人在西藏探险，发现了一条河流，一时地理学家之名大震，他到日本时，受到了日本学者的欢迎和吹捧，宋教仁则指出黑口博士发现的这条河流，早就在中国水道提纲里有所记载。从宋教仁现存的遗作来看，他的确对我国边疆地理沿革做过很深的研究，这也是他能写出《间岛问题》一书的重要原因。

所谓间岛，在图们江以北，即今天的吉林省延吉市一带，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中朝还曾勘定边界，立石为碑。这一带原为满族聚居地，是清朝的发祥地，清朝入关后，把这一带列为封禁要地，不许百姓开垦，后来禁令渐渐放松，却大多是韩民越境开垦。开始时本来没有什么边界问题，但是自从1905年日本吞并朝鲜之后，又企图进一步侵略我国东北，问题便变得复杂起来。

恰在此时，宋教仁受黄兴等人的委托，前往东北策动那里的“马贼”进行革命，他在间岛时，了解到了日本的侵略野心，深感事关国家领土和主权，问题重大，绝不能袖手旁观。他化名贞村，潜入日本浪人组织的专门制造假证据以攫夺中国领土的长白山会，并把他们的假证据拍成照片带到了日本。回到日本后，宋教仁立即着手证实间岛为中国领土的证据，在查阅朝鲜古籍的时候，他发现了朝鲜人古山子著的《大东舆地图》一书，书中非常明确地记载着康熙年间中朝定界碑的地点，并绘有中朝边界地图。

于是，宋教仁马上根据资料整理了间岛问题的资料，参考各种古籍、报刊以及有关国际问题的书籍，于1908年写成了《间岛问题》一书，全书共6万多字，不仅叙述了间岛问题的来龙去脉，而且还从历史、地理、政治和国际各个方面论证了间岛确为我国领土。

书写成后，宋教仁托人送给驻日公使李家驹，李家驹立即将书送给外务部和吉林边务督办陈昭常。当时主持外务部的是袁世凯，袁世凯得书后，电召宋教仁回国参与办理间岛问题。宋教仁本来也是想回国的，但遭到同盟会一些人的嘲讽，最终没有成行。宋教仁虽然没有回国，但他的《间岛问题》一书的确为清政府和日本的谈判提供了有力证据。1909年9月4日，中日两国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日本承认图们江为中韩国界，间岛是中国领土，并承诺撤销所谓统监府派出所。中国虽然在开商埠、领事裁判权和修铁路方面做了让步，但终于争回了间岛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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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最受后人关注的，是他在民主政治方面所做的各种努力。不过，如果我们抛开各种情绪化因素，仅仅从技术的手段来分析宋教仁的政治方案，就不得不承认，他所设计的政治方案也是非常形式化的。责任内阁制是宋教仁的主要政治主张，核心内容是总统没有权力，只是一个形式上的领袖，内阁对国会负责，两党轮流执政，一党执政，另外一党监督。为此，他组建了国民党，并且为竞选倾注心力，以为只要建立了责任内阁制，就能实现自己民主政治的理想。

而笔者说他的主张流于形式化，首先在于他的整套设计是照搬西方，并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历史事实证明，如果没有独立的思想，一个国家想要独立于世界，是根本不可能的。不要说一个国家了，就算一个行业，如果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也是不可能有所成就的。笔者早些年对中国服装与欧美服装做过一些对比研究，结论是中国的服装设计师根本没有设计。是我们中国人不如外国人心灵手巧吗？当然不是，我们仿制外国名牌几乎可以以假乱真，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仿制品市场，我们身上穿的几乎每一件衣服，就是这么做出来的。但我们没有真正的设计，是由于我们没有关于服装设计的独立的思想，我们所谓的借鉴，其实就是抄袭，不过就是谁抄得多一点谁抄得少一点而已。

宋教仁的政治制度设计也等同于此，他看到一件西装穿在一个老外身上很漂亮，于是就拿过来穿在一个中国人的身上，并且也希望他穿起来体面绅士，而没有考虑到体格和肤色是否和这件衣服相匹配，其结果可想而知。

其次，宋教仁过于迷恋制度这种形式，以为只要制定好了一个民主制度，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他没有看到两个问题，一、民主也只是制度中的一种，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二、真正的决定力量是人，而不是制度，如果人不行，再好的制度也是一句空话，这就好比做一道菜，有菜谱，有好原料，但如果没有一个好厨师，也会做得非常难吃。自清末到现在，中国人接受民主概念已经有100多年了，但何尝用民主真正解决过实际问题呢？更糟糕的是，很多人反而打着民主的幌子，做着满足自己私利的事情，不说别的，中国的村官选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当年，就在中国如何实行民主政治，宋教仁和孙中山有过一些不同的观点。宋教仁主张中国革命以后要立即颁布宪法，立即实行民主宪政、实行政党轮替这些制度。孙中山则主持制定了《革命方略》，把革命之后分作三个时期：分别为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规定革命成功以后，在一定的时间内(军政时期)要由革命党人来垄断政权，别的政治势力不准参加进来；然后进入训政时期，一步步实行地方自治，革命政权一点点放手；最后到宪政时期，才正式颁布宪法，实行政党政治。今天我们回头来看，孙中山在这方面比宋教仁还是要深刻一些。

宋教仁的意义在于他身上所散发出的理想主义光辉。他对民主政治的执著和实行（表现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他为理想不惜献出生命的崇高精神，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政治责任感，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政治理念的一个象征，他是先行者，又是殉道者，为后人留下了沉重但充满价值的思考。

由此，我们又回到了本文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假如宋教仁没有被暗杀，当时中国的民主政治是否真的就能实现呢？无论是从当时的现实力量，还是从逻辑推理来看，答案都是否定的。

1、由于当时还没有正式的宪法，只能以《临时约法》为依据行事，而《临时约法》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着缺陷。首先，虽然规定要实行责任内阁制，但实际上赋予总统的权力要比内阁总理大得多，该法规定，总理要由总统任命，内阁总理辅佐总统，负其责任，在权力方面，主要是拥有副署权，总统发布任命，必须要内阁总理副署签字才能生效，但没有规定，当总统与总理发生矛盾的时候，该怎么办。这就留下了许多可进行手段操作的空间。其次，虽然规定议会可以弹劾总统，但必须要有五分之四的议员出席，出席议员中四分之三通过才能弹劾，且能不能弹劾得了还必须最终由最高法院来裁决。而弹劾内阁总理只须四分之三的议员出席，出席议员中三分之二同意即可弹劾，总理受弹劾后，总统将提案交议会复议一次无异议后，即可免其职务。也就是说，当总统与总理发生矛盾之时，实际上第一步不是总统辞职，而是总理先辞职，或者总统可以操纵议会，逼其辞职，换言之，总统要利用制度搞掉总理比总理要搞掉总统容易得多。如果总统和总理僵持不下，那怎么办呢？最极端的方法就是解散议会，重新选举。总之，都是对总统有利的。

2、从政治实力上来看，宋教仁也是远逊于袁世凯，他所依靠的只是多数派议员，而这些议员，也不一定全都支持他，可以投他的票，也可以不投他的票，国民党毕竟不同于同盟会那样的革命组织，没有严格的党内纪律。反观袁世凯，他依靠的是在军界、政界、商界等各界长期积累的威望和人脉资源，支持者更多，也更广泛。

3、从政治手段上来看，袁世凯要远远高于宋教仁，这一点从之前临时政府定都北京就可看出，就算是袁世凯玩了手段，宋教仁等也没有办法，只能承认事实。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也有人指责他采取了威逼利诱等各种手段，但不管怎样，他把事情给办成了。更何况，自参议院开院以来的情况来看，也是不可能弹劾袁世凯这个总统的，因为从来没有足够数量的议员出席议会，怎么弹劾！玩选举游戏，袁世凯同样比宋教仁老到。

通过以上3点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使宋教仁没有被暗杀，而是当上了内阁总理，实现了责任内阁制，其结局也只有以下三种：

1、宋教仁不满袁世凯，自己辞职，如唐绍仪一样。唐绍仪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内阁总理，他任内阁总理时，曾任命王芝祥为直隶都督，这件事袁世凯也是同意的，不过后来，袁世凯没有将任命状给王芝祥，而是改变主意，将冯国璋直接任命为直隶都督。任命冯国璋还是王芝祥做直隶都督，对于唐绍仪来讲，都不是太大的问题，至少是可以商量的，但问题就在于袁世凯没有通过他副署签字，就直接下了任命状，这引起了唐绍仪的强烈不满。在他看来，袁世凯的做法触犯了他的政治原则，违反了《临时约法》规定的程序，但他又考虑到在历史上和袁世凯有过很好的友谊，因此，他并没有发动议会弹劾袁世凯，而是自己选择了辞职以示抗议。

2、袁世凯唆使人弹劾宋教仁，然后解除他的职务。

3、国会解散，重新选举。

总之，就算实行了责任内阁制，也挡不住袁世凯独裁的道路。

上海闸北公园宋教仁之墓:位于今天上海闸北公园，过去也称宋公园，1959年辟为闸北公园正式对外开放。墓在公园西首，占地约9亩。墓呈半球形。墓前石碑镌刻“ 宋教仁 先生之墓”，墓顶安放一脚踩恶蛇的雄鹰雕塑，四周遍植龙柏，绿树成荫。

1981年宋教仁墓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为了迎接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上海市政府将宋教仁墓重新维修。本文截稿之时，还在维修之中。

上海闸北公园宋教仁墓前塑像:这是宋教仁墓前宋教仁的坐像，底座正面刻“渔父”两字，系章太炎篆文手迹。“渔父”是宋教仁的别号，来自于屈原《渔父》这首诗歌。背面刻铭文，系于右任所书：“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于乎！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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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的死，是一大悲剧，同时也留下了一系列的谜团。

1913 年 3 月 20 日 晚上，宋教仁准备乘火车离开上海到北京，送行的有黄兴、于右任和廖仲恺等人，正当他们走向检票口的时候，忽然有人朝宋教仁连开三枪。随后宋教仁被送往医院，但因伤势过重，于 3 月 22 日 凌晨去世。凶手武士英几天后就被抓住了，但关于到底是谁指使他杀了宋教仁，至今没有定论，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是当时的国务总理赵秉钧在袁世凯的授意之下，指使人杀了宋教仁，这是目前的一个主流观点。

二、是赵秉钧指使人杀害了宋教仁，袁世凯并不知情。

三、这是革命党的一次内斗，是陈其美派人杀了宋教仁，其中还可能与孙中山有关。

总之，迷雾重重。持每一种观点的人都拿出了相应的证据，但都不具有充足的说服力。笔者是同意第二种说法的。同时，从逻辑上看，袁世凯不可能杀宋教仁。

首先得说明，袁世凯对宋教仁是很欣赏的。早在宋教仁写出《间岛问题》一书的时候，当时主持外务部的袁世凯就有让宋教仁从日本回国参与边务的想法，但后来因宋教仁没有回国而作罢。民国成立后，袁世凯甚至有让宋教仁出任国务总理的想法。袁、宋私交也不错，据说袁世凯送给宋教仁西装，连尺码都非常准确，另外他还送给宋教仁交通银行五十万元的支票一本，请他自由支用，但宋教仁只略取少许(二、三百元)，离京南下前夕即让赵秉钧交还袁，留信一封表示谢意。现在主流观点认为这是袁世凯笼络人心的手段，笔者不敢完全赞同，袁世凯自然有笼络宋教仁的意思在内，但更多的却是出于对宋教仁的真心欣赏，这是袁世凯对有才干的人的一贯作风，他对蔡锷也是如此。

其次得问：袁世凯有没有必要杀宋教仁？普遍认为，袁世凯对宋教仁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组建国民党参加竞选很害怕，担心宋教仁做了总理，或者宋教仁等人抬黎元洪出来做总统，自己会大权旁落。这种看法有些幼稚，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宋教仁的政治主张是非常流于形式化的，也没有实行这种制度的现实力量，袁世凯作为一名务实老练的政治家，当然能看到这一点。说白了，这种形式化的东西他根本不会在乎，他大风大浪见得多了，难道摆不平这一切！他能容忍整个革命党人，难道还容不下宋教仁，他为什么不派人暗杀更具象征意义的孙中山或者黄兴？即使蔡锷，是一名有地方势力的军人，在北京时他也没有派人暗杀，为什么要暗杀宋教仁？

其三，考察袁世凯的政治生涯，从来没有搞暗杀的习惯，像他那样身处高位，大权在握，是用不着暗杀手段的。

其四，即使是宋教仁本人，也没有怀疑是袁世凯派人刺杀自己，如果他怀疑，就不会在被刺后依旧给袁世凯发电报，念念不忘民主宪政，言辞恳切。

宋教仁去世后，老友谭人凤在上海北部买了一块地辟为宋公园，就是今天的闸北公园，1913年6月26日，宋教仁长眠于此。Ω

深度阅读推荐

1、吴相湘著《宋教仁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该书初版于1964年，为研究宋教仁的奠基之作，也是后来学者研究宋教仁的必读书，史料尤为翔实，大量采用了电文、电报等原始史料，大概正由于此，加之又是采用半文言文语言，现代读者读来可能会觉得不习惯。

2、迟云飞著《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宪政》，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第一版。

相较于吴相湘的《宋教仁传》，此书可读性更强，介绍了宋教仁的生平和思想特点，可作为了解宋教仁的入门读物。

《假如宋教仁没有被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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