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军自杀率飙升

文︱陆弃

数字有时候比炮火更冷。279人尝试自杀，40%的PTSD增幅，60%的受治军人被创伤吞噬。这些不是战场上的伤亡通报，却比阵亡名单更刺眼。因为它们说明，战争没有结束，只是从外部转进了士兵的脑子里。

以色列军队向来以“强悍”“高效”著称，军人被塑造成意志钢铁、心理坚硬的代名词。可现实是，在加沙、黎巴嫩、叙利亚多线拉扯之下，这套神话正在崩塌。身体还在执行命令，精神却已经开始退场。

从2023年10月7日之后，以军进入了一种长期高压状态。部署密集，战斗频繁，死亡触手可及。超过1100名军人阵亡，这是公开数字。而那些没有倒在战场上的人，并不等于安全归来。很多人只是把战场带回了生活。

PTSD这个词，在战争叙事里常常被轻描淡写。可当病例增加近40%，当预测显示未来几年可能暴涨180%，就已经不是个体问题，而是系统性后果。战争机器运转得越顺畅，心理代价往往积累得越快。

以色列国防部的数据显示，目前接受战争伤害治疗的22300名军人中，六成患有PTSD。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多数人不是在“适应战后生活”，而是在努力不被记忆拖回去。枪声、爆炸、尸体、命令，这些画面不会随着退役自动消失。

更让人不安的是自杀数据。一年多时间里，279名士兵尝试自杀，前线士兵占了近八成。这不是偶然波动，而是一条清晰的趋势线。长期作战、持续威胁、道德冲突，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把人一步步逼到边缘。

所谓“道德伤害”，是很多官方文件里不太愿意细说的词。它指的不是恐惧，而是怀疑。怀疑自己做过的事，怀疑命令的意义，怀疑这一切是否真的必要。这种伤害，比子弹更难处理，因为它没有明确的止痛药。

医疗系统的反馈同样说明问题。马卡比医疗机构的报告显示，近四成接受治疗的以军人员主动寻求心理支持，四分之一明确表达抑郁担忧。这已经不是“少数脆弱个体”，而是一种普遍求救信号。

可问题在于，求救并不等于能得到帮助。以色列现行的心理健康支持机制，仍然带着强烈的行政审查色彩。士兵要获得正式支持，必须通过国防部评估委员会，等待认定，等待评级，等待批准。流程动辄数月。

对一个已经被创伤困住的人来说，时间就是风险。等待本身，可能就是新的折磨。一些专家直言，制度正在无意中阻挡士兵求助。不是他们不想说，而是不知道从哪里说起，也不知道说了会不会更糟。

“系统完全不堪重负”，这是创伤专家给出的判断。医生不够，资源有限，排队漫长。更严重的是，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经历什么。他们只觉得失眠、易怒、麻木，却不知道这与战争直接相关。

战争叙事里，胜负永远在前排，士兵的心理状态却被放在幕后。只要还能上前线，就被默认“没问题”。可事实是，心理损伤不像断骨那样明显，它往往在最安静的时候发生。

多线冲突的代价，不只体现在军费和外交压力上，也体现在这些被忽略的夜晚。那些回到营地却无法入睡的人，那些在人群中突然失控的人，那些开始怀疑自己存在意义的人，都是这场战争的延伸。

讽刺的是，以色列对安全的极度重视，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压缩了对心理健康的耐心。强硬文化强调承受力，却不擅长处理脆弱。当脆弱被视为负担，它就会被隐藏，而不是被治疗。

扩大预算、增加服务，这些措施当然必要。但如果战争的节奏不变，心理压力只会源源不断地涌入系统。治疗变成追赶，永远慢一步。士兵不是消耗品，却在现实中被当成可以持续承压的部件。当部件开始失效，系统才发现问题已经积累太久。

这些自杀尝试的数字，不是用来指责谁不够坚强，而是提醒一件事。战争从来不是结束在停火线，而是延伸进人的内心。如果这个内心被忽视，代价只会在未来以更残酷的方式出现。战场可以暂时沉寂，但那些回不去的夜晚，已经写进了太多人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