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我救了下放的首长，他平反后，派警卫员接我去北京享福

我叫陈援朝，生在红旗大队。

这名字是我爹给起的，他盼着我能跟上时代，当个有出息的。

可我打小就不是那块料，混到二十岁，还是个在地里挣工分的泥腿子。

一九七二年，秋老虎正厉害，晒得人头皮发麻。

我们大队来了个“新人”。

说是新人，其实是个干瘪的老头儿，头发白得像秋后的棉花，脸上的褶子能夹死苍蝇。

他姓林，上面发下来的，说是以前犯过错，下放到我们这儿来改造。

没人敢跟他多说话。

大队长赵满囤斜着眼，给他派了最不是人干的活儿——扫牛棚，清猪圈。

那味儿，隔着二里地都能把人熏个跟头。

林老头一声不吭，拿着大扫帚就去了。

他就住在村东头那个早就没人住的土坯房里，四面漏风。

我有时候从那儿过，能听见他压着嗓子的咳嗽声，一声一声，像是要把肺都咳出来。

村里人看他的眼神，跟看什么脏东西似的。

我娘也嘱咐我，离他远点，别惹祸上身。

我嘴上“嗯嗯”地应着，心里却有点不是滋味。

再怎么说，也是个半截身子入土的老人。

那天下午，我从自留地里回来，挑着半担子红薯，热得我直想把舌头伸出来。

路过牛棚，我闻到一股不对劲的味儿。

不是牛粪的臭，是那种……东西倒在地上，被太阳暴晒过头的味儿。

我心里咯噔一下，探头往里看。

林老头就趴在牛棚门口，一动不动。

他的脸埋在混着牛尿的烂草里，那把磨得光秃秃的大扫帚倒在他手边。

周围一个人都没有。

也是，这大晌午的，谁愿意往这儿凑。

我犹豫了。

赵满囤那张脸在我眼前晃。他儿子赵卫东，仗着他爹是干部，在村里横着走，前两天还因为二妞多看了林老头一眼，就把人家的辫子给剪了。

我要是管了这闲事，赵家父子能给我好果子吃？

可那太阳，毒得像针一样扎在林老头的后背上。

他身上的旧布褂子都湿透了，紧紧贴着嶙T骨分明的脊梁。

我爹常说，见死不救，天打雷劈。

我咬了咬牙，把担子一放，冲了过去。

“喂！老爷子！醒醒！”

我推了他两下，他没反应。

我把他翻过来，手往他鼻子底下一探，还有气，就是弱得跟游丝似的。

脸烫得吓人。

这是中暑了。

我把他往牛棚里阴凉的地方拖，他轻得像一捆干柴。

水。

得有水。

我自己的水壶早就喝干了。

我撒腿就往家跑。

我娘正在院子里搓玉米，看我火急火燎的样子，吓了一跳。

“援朝，你这是撞鬼了？”

“娘，快，给我舀碗凉水，加点盐！”

我一边说，一边去翻墙角那个小药箱。

我记得里面有几包藿香正气散。

我娘看我那架势，也慌了，赶紧进屋给我舀水。

“你要干啥？谁病了？”

“牛棚那个林老头，中暑了，快不行了！”

我娘手里的水瓢“咣当”一声掉在地上。

“你疯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别去沾他！”

“人都快死了！我能看着不管？”我冲她吼了一句，抓起药和水就往外跑。

我娘在后面跺着脚骂：“你这个愣头青，早晚要吃大亏！”

我顾不上那么多了。

跑到牛棚，我先掐着林老头的人中，然后费劲地把盐水给他灌下去。

他又干又裂的嘴唇沾了水，稍微有了点血色。

我又把藿香正气散冲开，一股难闻的药味儿。

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捏着他的鼻子，半强迫地让他喝了。

过了好一会儿，他喉咙里“咕噜”一声，眼皮颤了颤，总算睁开了眼。

那是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啊。

浑浊，疲惫，但深处好像藏着点什么，像深井里的星光，一闪就没了。

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你中暑了。”我说，声音干巴巴的，“喝了药，歇会儿就好了。”

他没说话，只是看着我。

我被他看得有点不自在，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

“行了，我走了，你自己小心点。”

我转身要去挑我的红薯担子。

“……谢谢你，小同志。”

他声音沙哑得像破锣，但每个字都很清楚。

我脚步顿了一下，没回头，含糊地“嗯”了一声，挑起担子就走。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娘唉声叹气的，我爹抽着旱烟，一袋接着一袋。

“爹，我是不是做错了？”我问。

我爹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说：“救人一命，没有错。但以后，要多长个心眼。”

从那天起，我就跟林老头“耗”上了。

我不敢明着帮他。

每天去上工，路过他那破屋子，我会把一个烤红薯，或者两个窝头，悄悄放在他窗台上。

有时候是我娘烙的饼，我还得偷着拿。

他从没说过谢，我也没跟他搭过话。

我们就用这种方式，维持着一种奇怪的默契。

我发现他虽然老，但手很巧。

他会用麦秆编小蚂蚱，小蜻蜓，活灵活现的。

有时候我放在窗台上的窝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只麦秆编的小玩意儿。

我把那些小玩意儿都收了起来，藏在我床头的铁盒子里。

秋收的时候，队里忙得脚不沾地。

赵卫东又开始找林老头的茬。

他嫌林老头割麦子慢，一脚就把人踹倒在地里。

“的，你还想不想吃饭了！”

林老头一声不吭地爬起来，继续割。

我当时就在不远，手里的镰刀攥得死死的，青筋都爆起来了。

我想冲上去。

但我爹的话又在耳边响：“多长个心z眼。”

我忍住了。

晚上，我给他送饭的时候，发现他胳膊上有一道长长的口子，是摔倒时被麦茬划的。

血已经凝固了，和泥土混在一起，黑乎乎的。

我从家里拿了些草药，捣碎了，又偷了半瓶酒。

“我给你弄弄。”我说。

他看了我一眼，默默地卷起了袖子。

酒浇在伤口上的时候，他身子猛地一颤，但愣是没吭声。

那股狠劲，不像个普通的老农。

“你……以前是干啥的？”我忍不住问。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读过几年书。”他淡淡地说。

那天晚上，我们第一次聊了天。

他问我叫什么名字，多大了，读过书没有。

我说我叫陈援朝，念到小学三年级，就不让念了。

他点点头，说：“援朝，好名字。”

他又说：“书，还是要读的。人没有知识，就像鸟没有翅膀。”

我撇撇嘴，“现在这年头，知识越多越反动，谁还敢读书。”

他笑了笑，没反驳。

那晚的月亮特别亮，照得他那间破屋子都像是镀了层银。

他开始教我认字。

没有纸，没有笔。

他就在地上，用树枝写。

从我的名字开始，“陈援朝”，他告诉我“援”是帮助的意思，“朝”是国家。

他说，我爹给我起这个名字，是希望我能成为国家的栋梁。

我听了，心里热乎乎的。

长这么大，除了我爹，没人对我说过这种话。

我们白天是两个世界的人，他是被改造的“坏分子”，我是挣工分的社员。

晚上，在那间漏风的土坯房里，借着微弱的煤油灯光，他成了我的老师。

他教我的东西很杂。

有时候是唐诗宋词，他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告诉我什么叫希望。

有时候是历史故事，他讲岳飞，讲文天祥，讲那些有骨气的人。

有时候，他甚至会给我讲一些我听不懂的道理，什么叫“格物致知”，什么叫“知行合一”。

我听得一知半解，但就是觉得他说的都对。

他的见识，像山外面的大海，望不到边。

我对他越来越好奇。

这个扫牛棚的老头，到底是什么人？

有一次，我壮着胆子问他：“林大爷，你以前……到底是什么官？”

他正在给我讲“朝闻道，夕死可矣”，听到我这么问，愣了一下。

他脸上的笑容慢慢收敛了，眼神也变得复杂起来。

他长长地叹了口气。

“援朝，过去的事，就不要再问了。”

“知道的越多，对你越没有好处。”

他越是这么说，我心里越是像猫抓一样。

但我也知道，他这是在保护我。

赵满囤对我的“不正常”举动，早就有所察觉。

他找我谈过一次话。

“援朝，我听说，你跟那个姓林的走得很近？”

他坐在大队部的藤椅上，端着个搪瓷缸子，慢悠悠地吹着热气。

“没，就是看他可怜，有时候给他口吃的。”我低着头说。

“可怜？”赵满囤冷笑一声，“援朝啊，你还年轻，不知道人心险恶。上面定性的人，能有好人？”

“你可别犯糊涂，站错了队，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我心里一阵发毛。

但我一想到林老头教我写字，给我讲道理的样子，我就觉得他不是坏人。

“叔，我知道了。”我只能这么说。

那段时间，我收敛了很多。

不敢再去他屋里，只能在没人的时候，把吃的放在老地方。

林老头的身体越来越差了。

那年冬天特别冷，雪下得有半尺厚。

他的咳嗽声越来越重，有时候整夜都停不下来。

我看着他一天天消瘦下去，心里着急。

我知道他有很严重的肺病。

我偷偷攒了几个月的钱，又跟我姐借了点，凑了十块钱。

在当时，这可是一笔巨款。

我揣着钱，冒着大雪，走了三十多里山路，到县城的药店，给林老头抓了药。

我不敢说是给他买的，只说是给我一个远房亲戚。

药店的医生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低头开了方子。

我把药偷偷给了林老头，骗他说是从一个走方郎中那里要来的土方子，不要钱。

他拿着那几包药，手都在抖。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

“援朝，你这个孩子……”

他眼圈红了。

吃了药，他的病好了一些。

年关将至，队里杀了猪，每家每户分了点肉。

我娘炖了一锅白菜猪肉粉条，香得人直流口水。

我趁我娘不注意，偷偷盛了一大碗，藏在棉袄里，给林老tou送去。

那晚，他破天荒地拿出了一个小酒瓶，里面还有小半瓶白酒。

“援朝，陪我喝两口。”

他的屋子比外面还冷，我们就着那碗热气腾腾的猪肉白菜，一人喝了一小口。

酒很辣，烧得我喉咙疼。

“援朝，如果有一天，我走了。”他突然说。

“你别瞎说，你身体好着呢。”我打断他。

他摇摇头，没理我，自顾自地说下去。

“如果我走了，或者……离开了这里，你记住，不要跟任何人说起我们之间的事。”

“这个东西，你拿着。”

他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用布包着的东西，递给我。

我打开一看，是一支派克钢笔。

笔杆是黑色的，很旧了，但擦得很亮。

在煤油灯下，泛着温润的光。

“这……这太贵重了！”我赶紧推回去。

我知道这东西金贵。我们大队，只有赵满囤有一支英雄牌的，天天别在胸口，神气得不行。

“拿着。”他的语气不容置疑。

“这不是一支普通的笔。如果以后你遇到什么过不去的坎，就带着它，去北京，找一个叫‘王海’的人。”

“哪个海？哪个王？”

“三横王，大海的海。”

“你就说，是‘故人’让你来的。”

我心里又惊又疑。

“他是什么人？我怎么找他？”

“你不用知道他是什么人。你到了北京，去打听一下‘红墙’，总能找到线索。”

红墙？

我一头雾水。

“记住我的话，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去找他。”他叮嘱道。

我把那支笔紧紧攥在手里，感觉沉甸甸的。

我有一种预感，林老头可能真的要走了。

过了年，天气渐渐暖和起来。

林老头的身体也好了不少，又能去牛棚干活了。

我们之间的“夜校”也恢复了。

他开始给我讲一些外面的世界。

讲北京的故宫，讲上海的外滩，讲那些我连做梦都梦不到的地方。

他说：“援朝，这个世界很大，不要被眼前这座山困住一辈子。”

我似懂非懂地点头。

我只是个泥腿子，外面的世界，离我太遥远了。

一九七六年的夏天，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

那天，村里的大喇叭突然响了，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哀乐。

我们被通知去大队部开会。

赵满囤站在台子上，念着报纸，声音都变了调。

我听了半天，才明白，一位伟人去世了。

整个村子都陷入一种奇怪的安静里。

那天晚上，我去找林老头。

他一个人坐在黑暗里，没有点灯。

我走进去，他也没有反应，就像一尊雕塑。

“林大爷？”我小声叫他。

他缓缓地转过头，月光照在他脸上，我看到两行清晰的泪痕。

他哭了。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他哭。

那一刻，我心里突然冒出一个无比大胆的猜测。

这个老人的身份，绝对不简单。

那年秋天，又一件大事发生了。

“四人帮”被打倒了。

村里的大喇叭又响了，这次是欢快的锣鼓声。

人们涌上街头，敲锣打鼓，比过年还热闹。

赵满囤又在台子上念报纸，念得红光满面。

村里的风向，似乎一夜之间就变了。

我去找林老头，发现他比以前更沉默了。

他不再给我讲故事，也不再教我认字。

他常常一个人，对着西边的天空发呆，一坐就是一下午。

我知道，他在等。

一九七七年初春，一辆吉普车开进了我们红旗大队。

这可是破天荒的头一回。

车子在我们这个穷山沟里，比大熊猫还稀罕。

全村的人都跑出来看热闹，把路堵得水泄不通。

车上下来两个穿着中山装的男人，表情很严肃。

他们径直走到大队部，找到了赵满囤。

我躲在人群里，伸长了脖子看。

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只见赵满囤的腰瞬间就弯了下去，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不停地点头哈腰。

然后，他领着那两个人，一路小跑，往村东头的土坯房去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是来接林老头的！

我拨开人群，也跟着跑了过去。

等我跑到的时候，那两个男人已经搀着林老头从屋里出来了。

林老头换了一身干净的蓝色卡其布中山装，虽然还是那么瘦，但整个人的精气神完全不一样了。

他腰板挺得笔直，脸上没有表情，但那双眼睛，又恢复了我第一次见他时，那深井里星光般的神采。

赵满囤跟在旁边，搓着手，笑得比哭还难看。

“老……老首长，您看，这都是误会，我们都是大老粗，不知道您……”

林老头根本没看他，他的目光在人群里搜索。

最后，落在了我身上。

他朝我招了招手。

所有人的目光，“唰”地一下，都聚焦在我身上。

我感觉自己的腿肚子在打转。

我一步一步，挪了过去。

“援朝。”他叫我的名字。

“林大爷。”我低着头，不敢看他。

“我要走了。”他说。

“……嗯。”

“好好过日子，好好读书。”

“……嗯。”

他伸出手，在我肩膀上拍了拍。

“我们……会再见的。”

说完，他在那两个人的搀扶下，上了吉普车。

车子发动了，卷起一阵黄土。

我站在原地，看着那辆车越开越远，最后消失在山路的尽头。

我心里空落落的。

林老头走了。

就像他悄无声息地来一样，又悄无声息地走了。

只是这次，动静有点大。

整个红旗大队都炸了锅。

“天呐，那个扫牛棚的，到底是什么大官？”

“看赵满囤那孙子样，估计是省里来的！”

“陈援朝这小子，要走运了！”

赵满囤当天就提着两瓶酒，一条烟，上我家来了。

“援朝啊，”他亲热地拉着我的手，“以前是叔不对，有眼不识泰山，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你跟老首长关系好，以后可得在老首长面前，多给咱们红旗大队美言几句啊。”

我看着他那张菊花似的笑脸，心里一阵恶心。

我爹娘也吓坏了，一个劲儿地让我跟赵满囤赔不是。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从那天起，我在村里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没人再敢小瞧我。

走在路上，都有人主动跟我打招呼，叫我“援朝兄弟”。

就连赵卫东见了我，都得绕着道走。

但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林老头走了，我的“夜校”没了，我的生活又回到了从前，单调，乏味。

只是心里，多了一份念想。

他说，我们会再见的。

我信他。

我开始更努力地自学。

我把他教我的那些字，那些诗，一遍遍地写，一遍遍地背。

那支派克钢笔，我用布包了好几层，藏在最贴身的口袋里。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会拿出来，在煤油灯下看。

冰凉的笔杆，握在手里，就像握着一个希望。

一年过去了。

两年过去了。

林老头杳无音信。

就像一颗石子投进大海，连个涟漪都没有。

村里人对我的态度，也从一开始的热情，慢慢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风言风语又起来了。

“什么老首长，我看就是个骗子！”

“陈援朝也是个傻子，被人耍了都不知道。”

赵卫东又开始在我面前耀武扬威。

有一次，他当着全村人的面，拦住我。

“陈援朝，你那个老首长呢？怎么还不派八抬大轿来接你啊？”

我没理他，想绕过去。

他一把抓住我的领子。

“我跟你说话呢！你哑巴了？”

我心里的火，“噌”地一下就上来了。

我一把甩开他的手，跟他扭打在一起。

我们从村头打到村尾，两个人都挂了彩。

最后被我爹和几个村里的长辈拉开了。

那天晚上，我爹狠狠地打了我一顿。

“你是不是傻！他什么时候回来，他还会不会回来，谁知道！你就为了这点虚名，跟人玩命？”

我趴在炕上，一声不吭。

眼泪流下来，混着泥土，又咸又涩。

爹，你不懂。

我不是为了虚名。

我是信他。

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七七年恢复了高考。

消息传来的时候，我激动得一晚上没睡。

我想去考试。

我想走出这个山沟。

我想去北京，我想去找他。

我跟我爹说了我的想法。

我爹抽着旱烟，沉默了很久。

“你想考，就去考吧。”他说，“反正，咱家也这样了，再坏也坏不到哪儿去。”

我开始没日没夜地复习。

白天上工，晚上点着煤油灯看书。

林老头教我的那些东西，成了我最大的本钱。

我的语文和历史，比村里中学的老师还好。

但我的数理化，差得一塌糊涂。

考试那天，我揣着那支派克钢笔，走进了考场。

考得一塌糊涂。

成绩出来，我落榜了。

那一刻，我感觉天都塌了。

我把自己关在屋里，三天没出门。

我爹娘在门外怎么叫我，我都不理。

第四天，我爹一脚踹开了门。

他没骂我，只是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放在我面前。

“吃吧。”他说，“一次考不上，就考第二次。爹就算砸锅卖铁，也供你。”

我看着那碗面，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第二年，我又考了一次。

还是差了几分。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充满了同情和嘲笑。

“陈援朝就是个书呆子，不是那块料。”

我开始怀疑自己。

我是不是真的太天真了？

林老头，也许早就把我忘了。

北京，那个遥远的梦，可能永远都只是个梦。

我变得沉默寡言。

每天除了上工，就是回家。

我不再看书，也不再想什么北京。

二十五岁那年，我娘托人给我说了个媳F妇。

是邻村的，叫秀莲。

长得不难看，就是有点黑，手脚很麻利，一看就是个能干活的。

我们见了面，没说几句话，就把事儿定下来了。

结了婚，日子就这么过着。

平淡，像一碗白开水。

秀莲是个好女人，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对我爹娘也很孝顺。

第二年，她给我生了个儿子，我给他取名叫“念京”。

思念的念，北京的京。

秀莲问我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我说，没什么，就是觉得好听。

她没再问。

有了孩子，我的担子更重了。

我得挣更多的工分，才能养活这一大家子。

我把那支派克钢笔，和那些麦秆编的小玩意儿，一起锁进了箱底。

那些不切实际的梦，该醒了。

日子像车轮一样，滚滚向前。

一晃，就到了一九八二年。

五年了。

林老头离开，已经整整五年了。

我的儿子念京都已经四岁，会满地跑了。

我也从一个愣头青，变成了一个沉默的庄稼汉。

脸被太阳晒得黝黑，手上全是老茧。

有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都会觉得陌生。

这还是当年那个想去北京闯一闯的陈援朝吗？

那天，我正在地里锄草，村里的二柱子气喘吁吁地跑来。

“援朝哥！快！快回家！你家来贵客了！”

贵客？

我家这穷得叮当响的，能有什么贵客？

我以为他开玩笑，没理他。

“真的！开着小汽车来的！黑色的！可气派了！”

小汽车？

我心里猛地一跳。

一个被我埋在心底五年的念头，突然就冒了出来。

我扔下锄头，撒腿就往家跑。

还没到村口，就看见我家那破院子门口，围满了人。

人圈中间，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

不是吉普车。

是那种，我只在电影里见过的小轿车，锃光瓦亮，能照出人影。

车头上，还有个红旗的标志。

我的心跳得像打鼓。

我拨开人群，挤了进去。

只见院子里，站着一个穿着绿色军装的年轻人。

很年轻，也就二十出头的样子，但腰板笔直，眼神锐利，像一头蓄势待发的小豹子。

我爹娘和秀莲，手足无措地站在他对面，脸上又是惊恐，又是好奇。

那个年轻人看见我，眼睛一亮，走上前来。

他给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请问，您是陈援朝同志吗？”

他的声音，洪亮，清脆。

我被他这个军礼搞蒙了，下意识地点点头。

“我叫小李，是林首长的警卫员。”

林首长！

这三个字，像一道闪电，劈在我的天灵盖上。

我整个人都懵了。

“林首……长？”我的声音在抖。

“是的。”小李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首长五年前就派人来找过您，但是那时候情况复杂，您所在的地区又偏僻，一直没找到。”

“这次，我们是直接从省军区过来的，一路打听，总算找到您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他……他没有忘记我。

他真的派人来找我了。

周围的村民，发出一阵倒吸冷气的“嘶嘶”声。

赵满囤和他儿子赵卫东，也挤在人群里，脸都白了。

“陈……陈援朝同志，”小李继续说，“首长说了，他非常想念您。这次派我来，是奉了他的命令，接您和您的家人，一起去北京。”

去北京！

“首长说，您对他有救命之恩，这些年，让您受苦了。他现在安顿好了，想接您去北京，享福。”

享福……

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哗地一下就流了下来。

五年了。

整整五年了。

我以为自己早就死了心，早就认了命。

可当这两个字从别人口中说出来的时候，我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等待，所有的不甘，全都涌上了心头。

我不是在做梦。

这一切，都是真的。

秀莲也哭了，她捂着嘴，眼泪一串一串地往下掉。

我爹激动得浑身发抖，抓着我的胳膊，一个劲儿地说：“好，好，好……”

只有我娘，愣愣地看着，突然“哇”地一声，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

整个院子，哭声，笑声，议论声，乱成一锅粥。

小李没有催我们，只是安静地站在一边，等着我们平复情绪。

过了好久，我才缓过神来。

“小李同志，”我擦了擦眼泪，“林……首长他，身体还好吗？”

“首长身体很好，精神也很好，就是总念叨您。”小李说，“他说，您是他这辈子遇到的，心肠最好的年轻人。”

我的心，又是一阵滚烫。

去北京的准备工作，比我想象的要简单。

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

几件破衣服，几床旧被子。

倒是村里人，快把我们家的门槛给踏破了。

送鸡蛋的，送花生的，送自家种的菜的。

一张张脸上，都堆满了讨好的笑。

赵满囤更是夸张，他提着一个篮子，里面装着两条鱼，还有一块肉。

“援朝啊，不，陈大哥！”他点头哈腰地说，“你看，咱们都是一个村的，以前……以前那都是误会。您大人有大量，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

我看着他那张脸，只觉得可笑。

我没理他，我爹把他让进了屋。

我爹说，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我不想见他。

我把林老头送我的那支派克钢笔，从箱底翻了出来。

我还把那些麦秆编的小玩意儿，小心翼翼地收进一个盒子里。

这是我这辈子，最宝贵的东西。

出发那天，全村的人都来送我们。

那辆黑色的红旗轿车，就停在村口。

我，秀莲，我爹，我娘，还有抱着念京的我们，在小李的帮助下，坐了进去。

车里的座位，软得像棉花。

我一辈子都没坐过这么舒服的椅子。

车子缓缓开动。

我回头，看着那个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小山村，看着那些熟悉又陌生的面孔，越来越远。

我知道，我的人生，从这一刻起，将要彻底改变了。

车子开了很久。

先是土路，然后是石子路，最后是平坦的柏油路。

我们到了县城，又到了市里，最后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

绿皮的火车，“哐当哐当”地响，载着我的家，也载着我的梦，一路向北。

念京很兴奋，趴在窗口，看什么都新鲜。

我爹娘和秀莲，则是一脸的拘谨和不安。

只有我，心里出奇的平静。

我在想，见到林老头，我该说什么？

叫他林大爷？还是林首长？

火车到了北京。

我们走出火车站，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宽阔的马路，川流不息的汽车，还有数不清的高楼。

这就是北京！

林老头说过的那个，世界很大，很大的北京。

一辆跟村里那辆一样的红旗轿车，已经在站外等我们了。

车子载着我们，穿过一条又一条繁华的街道。

最后，开进了一个大院。

院子门口，有站岗的士兵。

看到我们的车，他们“唰”地一下，立正敬礼。

我爹娘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车子在一栋灰色的小楼前停下。

小李帮我们打开车门。

“到了，陈大哥。”

我下了车，腿有点软。

我看到，小楼的门口，站着一个老人。

他穿着一身合体的灰色中山装，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虽然背有点驼，但精神矍铄。

他拄着一根拐杖，正微笑着看着我们。

是林老头。

也不是林老头。

他还是那张脸，但脸上不再有愁苦和疲惫。

那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温和而威严的气度。

我鼻子一酸，眼泪又要下来。

“林……大爷。”我哽咽着，叫出了这个最熟悉的称呼。

他脸上的笑容更深了。

他朝我走过来，步子有点慢，但很稳。

他没有说话，只是伸出手，紧紧地抓住了我的胳膊。

他的手，不再是当年那双冰冷粗糙的手。

很温暖，很有力。

“援朝，”他开口了，声音有些沙哑，但中气十足，“你来了。”

“我来了。”我重重地点头。

“好，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啊。”

他拉着我，又看了看我身后的家人。

“这都是……你的家人？”

“这是我爹，我娘，这是我媳妇秀莲，这是我儿子，念京。”我一一介绍。

我爹娘和秀莲，紧张得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儿地鞠躬。

林老头笑了。

“快，都进屋，别在外面站着。”

他住的房子，很大，很亮。

地上铺着木地板，墙上挂着字画。

屋里的家具，都是我没见过的样式。

一个穿着围裙的阿姨，给我们端来了热茶。

我们一家人，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念京倒是胆子大，挣脱秀莲的怀抱，好奇地打量着屋子。

林老头让他别拘束，还拿了糖果给他吃。

“援朝，这些年，苦了你了。”林老头拉着我坐下，长长地叹了口气。

“不苦。”我说的是真心话。

“我当年走得急，很多事来不及交代。”他说，“后来，我派人去找过你。但那时候，我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他们不敢把动静搞得太大，找了两次，都没找到你们村。”

“直到去年，我才彻底平反，恢复了工作。第一件事，就是让小李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你。”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支派克钢笔。

“林大爷，这个，还给您。”

他看着那支笔，眼神里充满了怀念。

“这支笔，跟了我半辈子了。”他没有接，“当年送给你，就是你的了。”

“用它，多写字，多看书。”

他又问起了我这几年的生活。

我把我考大学失败，结婚生子的事，都跟他说了。

当他听到我儿子叫“念京”时，他沉默了。

他转过头，用手背抹了抹眼睛。

“好孩子，好孩子啊……”

那天晚上，林老头留我们吃了饭。

饭菜很丰盛，有鱼，有肉，还有我叫不上名字的菜。

吃饭的时候，林老头跟我爹喝了点酒。

他跟我爹说：“老哥，你养了个好儿子。”

我爹激动得满脸通红，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

吃完饭，林老头对我说：“援朝，以后，你们就住在这里。我已经让人给你们收拾出了一间院子，就在我隔壁。”

“工作的事，你也不用担心。我给你在一家工厂里，安排了个职位，先从干事做起，以后怎么样，就看你自己的了。”

“秀莲同志，如果不嫌弃，可以去街道办工作，离家近，也能照顾孩子。”

“念京的读书问题，我已经打好招呼了，过两天就送他去最好的幼儿园。”

“至于两位老人家，就在这里，安安心心地养老。北京城大，让援朝和秀莲，多带你们出去转转。”

他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

我听着，除了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感觉自己像在做梦。

一个我做了五年，都不敢相信会成真的梦。

我们搬进了隔壁的院子。

院子不大，但干净整洁，三间北房，两间西房，比我们在村里的老房子，不知道好了多少倍。

第二天，我就去工厂报到了。

那是一家印刷厂，我被安排在宣传科，当一名干事。

科长姓王，对我很客气。

我知道，这都是因为林老头的关系。

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我每天第一个到单位，最后一个走。

打水，扫地，整理文件，什么活儿都抢着干。

林老头教我的那些字，那些知识，在这里，终于派上了用场。

我能写，能算，还会起草一些简单的稿子。

很快，我就得到了科长和同事们的认可。

秀莲也去了街道办，当了一名文员。

她聪明，手脚又快，很快就适应了新工作。

念京去了幼儿园，每天回来，都会给我们唱新学的儿歌。

我爹娘，刚开始还很拘束，后来，也慢慢习惯了。

他们每天去公园里散步，跟其他老人下棋，聊天。

我们一家人，就这样，在北京扎下了根。

我常常去看林老头。

他年纪大了，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休息，看看书，写写字。

有时候，他会让我陪他下棋。

他的棋艺很高，我完全不是对手。

他一边下棋，一边跟我聊天。

聊我的工作，聊我的生活，聊念京的成长。

他就像我的亲人，一个慈祥的，智慧的长辈。

我从来没问过他，他到底是什么“首长”。

他不说，我也不问。

我只需要知道，他是我的恩人，我的老师，就够了。

有一次，他过生日，家里来了很多人。

一个个看起来，都是很有身份的人。

他们见到林老头，都毕恭毕敬地叫他“林老”。

我带着秀莲和念京，也去给他祝寿。

他看到我们，特别高兴，把我们拉到他身边，跟那些客人介绍。

“这是我的小老乡，陈援朝，我的忘年交。”

那些客人看我的眼神，都充满了善意和尊敬。

那一刻，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但我知道，这一切，都源于我当年，在那个炎热的下午，做出的那个小小的选择。

如果那天，我没有冲进牛棚。

如果那天，我选择了视而不见。

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

我不敢想。

一九八五年，我因为工作表现突出，被提拔为宣传科的副科长。

提拔文件下来的那天，我拿着那支派克钢笔，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

我想起了林老头对我说的话。

“用它，多写字，多看书。”

我想起了我爹对我说的话。

“救人一命，没有错。”

我突然明白了。

林老头给我的，不仅仅是一个安稳的生活，一份体面的工作。

他给我的，是一种信念。

一种“善有善报”的信念。

一种“好人好报”的希望。

这种信念和希望，比任何物质财富，都更加宝贵。

它让我，一个从山沟里走出来的泥腿子，能够在这个巨大的城市里，挺直腰板，堂堂正正地做人。

现在，我已经快六十岁了。

我也成了别人眼里的“老陈”。

念京大学毕业后，自己创业，开了一家小公司，也算事业有成。

我爹娘，在几年前，都先后去世了。

他们走的时候，很安详。

林老头，也在九十年代初，离开了我们。

他走的那天，北京下了一场大雪。

我去送他，看到了很多，只在电视上见过的大人物。

他的追悼会上，挂着他的遗像。

照片上的他，穿着军装，目光炯炯，神采飞扬。

我看着那张照片，才知道，我认识了半辈子的“林大爷”，究竟是一位怎样了不起的人物。

我把他送我的那支钢笔，还有那些麦秆编的小玩意儿，都传给了念京。

我告诉他，这些东西，是我们家的传家宝。

它会提醒我们，无论走到哪里，无论身居何位，都不能忘记，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不能忘记，做人，最根本的，是那一份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