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的混血长孙，成苏联航空发展功臣，58岁要求回中国认祖归宗

2003年初春，北京的天空仍透着寒意。首都机场入境大厅里，一位58岁的俄罗斯老人把护照递到柜台前，轻声却笃定地说：“我要回到我的祖国——中国。”接待的签证官愣住了，眼前这位名叫阿列克谢·克里莫维奇·费多托夫的旅客，皮肤白皙、蓝眼睛，怎么看都像个地道的斯拉夫人。

“您说自己是中国人？”签证官半信半疑。老人点点头，又补了一句：“我的中文名字叫刘维宁，我是刘少奇的长孙。”有意思的是，这句话像一颗石子落水，瞬间打破了大厅里的平静。几通电话之后，外交部的专员赶来核实身份，关于一段横跨半个世纪的家国故事就此被掀开。

时间线被拉回到1932年。此时，刘少奇的第二任妻子何宝珍正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坚持地下斗争。她曾经大声喊出“与反动派斗争到底”，翌年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三十二岁。留在世上的三个孩子里，排行老大的是1923年出生的刘允斌，阿廖沙——也就是刘维宁——正是他的长子。

1939年冬天，年仅十六岁的刘允斌随同周恩来等人奔赴莫斯科医治伤势的途中，被安置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这一批年轻人里，有毛岸英、朱敏，也有刘允斌。战火逼近，校园却成了静默的“灯塔”。刘允斌就在这里爱上了化学，一头扎进实验室，满手化学试剂的味道。

1945年，莫斯科胜利红场上礼炮轰鸣。拿到优异毕业证书的刘允斌顺利进入莫斯科大学核放射化学系深造。课堂一次实验上，他与金发碧眼、名字叫玛拉的女同学同时抢救一只差点爆炸的试管，两人因这场“化学反应”相识相恋。三年后，他们在莫斯科的雪夜举行婚礼。1951年，大儿子阿廖沙出生；两年后，女儿索妮娅降生。就在这时，新中国刚刚度过开国的第一年。

1956年，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中苏齿轮开始错位。刘少奇给儿子写信：“如果个人与国家利益相冲突，唯有先顾国家。”信纸并不长，字迹却铿锵。32岁的刘允斌放下对家庭的不舍，登上归国的列车，肩负着建设祖国核事业的任务。玛拉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留在莫斯科，本以为只是短暂别离，没想到竟成永诀。

阿廖沙的童年因此缺了父亲的背影。母亲把中国故事讲成睡前童话，翻译了《三字经》和《岳阳楼记》给他读。小男孩在纸上照猫画虎写下“刘”字，却始终不能当面叫一声“爸爸”。对他而言，中国像是遥远但亮着灯的家。

1960年10月，莫斯科的深秋已见薄霜。苏共中央举行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刘少奇以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抵俄。会议间隙，他破例向苏方申请探亲。那天，五岁的小阿廖沙怯生生地看着走下汽车的老人。老人俯身把他抱起，温热的胡茬蹭得他直乐。胶片定格了这一幕，也是祖孙之间唯一的合影。

中苏日渐疏远，两国民间通信也被严格限制。玛拉为避免孩子承受不必要的政治压力，索性将儿女的姓氏改成自己的。阿廖沙记住母亲的叮嘱：要做个像爷爷和父亲那样为国效力的人。于是，他考入莫斯科航空学院，主攻飞行器系统。课堂之外，他常把父亲多年前寄来的汉语课本翻来覆去地看，一笔一画练习写字，像是在抓住某根细线与故土相连。

1975年，从莫斯科航空学院顺利毕业后，他被直接保送至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深造，毕业时获中校军衔。随后，阿廖沙进入苏联国家航天局，参与“和平号”空间站的动力与环境控制系统设计。那是苏联航天的尖峰工程，外人很难想象，这支团队里有一位中国领袖的孙子。凭借严谨作风和突出的热控方案，他三次获得苏联国家科技奖章，被称作“幕后功臣”。

遗憾的是，家书依旧中断。1971年刘少奇逝世，1972年刘允斌病逝，消息几经辗转才在八十年代被玛拉知晓。她不敢立刻告诉儿女，直到苏联解体后，中俄往来渐趋平缓，才将噩耗说出口。阿廖沙怔了良久，只回了一句俄语：“那我回来的脚步更不能停。”

1992年，刘少奇之女刘爱琴访俄，辗转找到了这对姐弟。久别重逢，当年那个被亲吻过的男孩已白发斑驳。他拉着姑妈的手，反复念叨：“请带我回去看看父亲和爷爷长眠的地方。”随后几年，他先安葬母亲于莫斯科，又完成手头的航天项目，直至1999年主动申请提前退休。

在等待中国护照核发的日子里，阿廖沙每天清晨练习汉语，临摹祖父的字帖，嘴里嘟囔着四声。翻阅旧信纸，他给自己做了一个计划本，第一页写道：回到长沙、去雨花台、在北京天安门前拍一张照片。

2003年，他踏上飞往北京的航班。当飞机穿越云层向东，他把一枚泛旧的“和平号”纪念章握在掌心，那是他留给父亲的赠礼，如今只能亲手献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降落后，他先至新落成不久的刘少奇故居纪念馆，捧着一把故土泥土，神情庄重。陪同人员听见他低声自语：“爷爷，我回来了。”

随后几年，刘维宁多次往返中俄，参与中俄航空技术交流，为国产大飞机项目牵线搭桥。他的中文带着浓重俄语口音，却总爱说“咱们”——这是父亲信里最常出现的字眼。2010年，他整理出版《刘允斌书信集》，把尘封半个世纪的信件与照片捐赠给湖南花明楼纪念馆。

晚年的刘维宁把在苏联获得的全部科研资料无偿交给中国航空工业档案馆。工作人员劝他保留部分资料作个人纪念，他摆摆手：“留着无用，回到祖辈的土地，让它们继续派上用场才好。”这一年，他已近七十，却仍坚持每周到上海某研究所做志愿顾问。

2019年暮秋，刘维宁站在北京西郊的航天城，仰望腾空而起的长征火箭。火焰映红他的面庞，也映红了那枚始终挂在胸前的老式纪念章。他轻声说了一句俄语，又用生涩却坚定的汉语补了一句：“这是爷爷想看到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