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不久后，公安局出现一起腐败案件，局长李士英下令：枪决

1949年8月14日的夜色笼住黄浦江，外白渡桥灯火摇曳，江风吹来潮湿咸味。就在这座刚刚回到人民怀抱不足三个月的城市里，一份判决书从上海市公安局悄然发出，它的落款人是首任局长李士英，最后一句话唰然醒目——“立即枪决”。

回到数月前的5月27日，解放军进入上海。李士英受华东局社会部指派，从丹阳率一千余名公安干警赶来接管旧警察局。彼时街面仍散落着未爆炮弹、银行账簿七零八落，然而最棘手的，却是旧警风气与侨民特权交织出的桀骜情绪。7月6日百万市民上街庆祝解放，美国副领事欧立夫驾驶03—6235号轿车闯入游行队伍，拒不停车。交通警上前拦阻，他竟挥拳辱骂。电话打到局长办公室，李士英只抛下一句：“先铐起来。”短短六字，击碎外国人在租界时代积累的傲慢。当晚，《解放日报》登出拘留决定与道歉书，上海茶馆里啧啧称奇：这下再没人敢把“治外法权”当护身符了。

同一阶段，另一桩更隐蔽的事件正在酝酿。6月8日，榆林分局军代表欧震协同公安部办案，搜查原国民党空军电台台长毕晓辉住宅，缴获数支步枪。毕已逃台，家中只剩妻朱氏与妾艳红。25岁的欧震见到朱氏时，心神恍惚，这个原本受纪律约束的年轻干部，被美色与财物击中了软肋。当夜，他再次潜回毕宅。“你丈夫的事还没结案。”欧震一句模糊威胁，换来4块银元与含泪的依从。自此，他暗中霸占朱氏，在偏僻弄堂租下楼屋，对外谎称“未婚妻”。

7月下旬，一块银元暴露了隐秘。榆林分局干部老刘无意间看见欧震在办公室把玩银元，心生疑窦：实行供给制的公安人员哪来私有贵金属？他将疑点汇报分局长刘永祥。调查组暗中跟踪，很快在弄堂内人赃俱获，缴回毕晓辉留下的金饰与大洋若干。面对讯问，朱氏泪流不止，指认欧震“以案谋私，胁迫奸淫”。材料上报市局。刘永祥顾虑政治影响，试探道：“欧震是随军南下的干部，动静闹大，会不会……”李士英截住话头：“先有黄克功的前车之鉴，再小的队伍也容不得蛀虫。”

令人意外的是，进一步审查揭开欧震的完整履历。1924年出生的他，16岁参加国民党青年军，后为台州保安队分队长。抗战末期，他调任上海南汇警察局。淮海战役失败后被我军俘虏，经教育释放，又隐瞒旧履历考入济南军官学校。南下途中，他借机会混入公安队伍。档案堆里这些线索像拼图一样拼成结论：这是一个根基不清、立场不稳的投机者。

“国民党正是让腐败吞噬掉江山，我们绝不能软手。”李士英在处理意见上落笔。报告交到淞沪警备司令宋时轮处，宋批：“执行枪决。”陈毅市长阅后同意。8月14日清晨，欧震被押往浦东江滩。行刑前，他低声嘟囔：“早知如此……”话没说完，枪声划破晨雾。

当天傍晚，《解放日报》头版发稿，标题只有八个字：“公安干警欧震伏法。”街头小报摊一售即空，弄堂口、码头边，议论声汇成潮。老警员们私下嘀咕：“这回是真不一样，以往谁见过自己人说办就办？”恐惧也好，敬畏也罢，收效立竿见影——随后两周，近百名留用旧警自行上交私藏金票与手枪，主动写下自查报告。

李士英没有停步。他很清楚，依赖一次震慑远远不够。9月，他主持起草《警员十项守则》，其中几条得到基层民警共识：进入舞厅执勤不可抽商家香烟；查铺不得白看戏；不得接受任何花捧红包。有人回忆守则公布当晚，一家舞厅老板抬来三十两黄金干股，想换取延时营业，被治安处长一句“别害我兄弟”挡回。老板面色刷白，连说三声“得罪了”灰溜溜撤走。

整顿历时三个月，全市摸排出400余名利用职务便利牟利或历史污点未清者，全部清退。至1949年底，上海刑事发案率降至解放前的三分之一，舞女索贿、巡警勒卡风气基本绝迹，英国《泰晤士报》甚至惊讶写道：“上海治安水平的恢复超出预期。”

李士英在上海的任期只有九个月。1950年3月，他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可无论他后来走到哪里，“欧震案”始终被视作新政权立纪肃贪的标志性节点。多年后，有记者问起当年决断是否犹豫，李士英回答：“纪律若只停在口头，等于废纸。枪响一点，心就敲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