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翟云英，周恩来沉痛道：亚楼走得太早

1964年11月15日清晨，北京西郊机场的塔台里传来一声激动的呼号，“目标被击落！”广播播出的成绩很快传到中南海，周恩来放下手中的文件，长舒一口气：刘亚楼总算完成了“必须给无人机一个教训”的任务。此刻没人想到，不到半年，空军这位缔造者就会撒手人寰。

追溯到1949年3月24日，党中央首批进驻北平。城里的百姓正沉浸在胜利喜悦中，国民党空军的骚扰却一天天紧逼。毛泽东深夜写信给周恩来，建议空军建设必须先行。信刚送到丰泽园，周恩来便合上茶杯，脑中浮出的名字只有刘亚楼。

刘亚楼当时是东北野战军参谋长，三十多岁，短个子，大嗓门。红军时期他带二师当过“铁开路”，长征中越过乌江、飞夺泸定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念过两年，还在卫国战争里挂了少校肩章。斯大林想挽留他，连出两个集团军做交换，被他回绝得干净利落。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用人选项，两人异口同声：“就是他。”

1949年5月，新中国空军筹建处挂牌，刘亚楼从四野兵团司令的位置调来，白天跑机场选址，晚上拿着小本子算苏制战机的吨公里。周恩来给他下死命令：“三十天内把领导班子、院校、番号一次报上来。”刘亚楼点头：“够紧，也得干！”

紧迫感并非虚张声势。那年10月，第一所航校在吉林农田里挂牌，学生们脚下的水泥还没干透就开始背诵《航空理论》。有意思的是，苏联教官到齐的当天，周恩来特批把刘亚楼夫人翟云英带进代表团。原因很简单——翟云英是医生，同时是哈尔滨老机场的“土语翻译”，省得遇到专业词卡壳。

1950年10月19日零时，混成第四旅正式担负上海防空，标志着中国空军具备独立作战能力。不到一年，朝鲜硝烟升腾。10月18日的高级会议上，得知莫斯科明确“不出动作战部队”后，静默在房间里蔓延。毛泽东忽然拍案，“我们自己上！”彭德怀把目光转向刘亚楼，说了句：“空军，拜托了。”刘亚楼挺胸回应：“定不辱使命！”

“为陆军服务，以陆军的胜利为胜利。”这是刘亚楼给自己下的第一道作战铁律。随后又订出“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的空战方针。1951年1月21日，空四师28大队在队长李汉带领下迎来中国空军处女战，八架米格对八架F-84，首开纪录。8天后再战，击落击伤各一架，我方零损失。美国空军那句“制空权牢不可破”的豪言，被刚满一岁的中国空军直接戳破。

15年过去，空军在训练、条令、军纪三个方面都被全军视作范本。可高强度工作终究要账。1964年10月，刘亚楼在体检时被确诊肝癌。消息递到中南海，毛泽东批示“尽一切可能抢救”，周恩来更要求对家属保密，怕打击太大。医疗组甚至备了两套病历，以防翟云英翻看时心生疑虑。

刘亚楼住院不久，东南沿海再度出现美军高空无人机。周恩来在电话里只说了两句话：“再放，就打；务必打下来。”躺在病床上的刘亚楼抬手抹汗，“这事我得去研究。”医生拦不住，他硬是抱病赶到广州作战部，参与制定拦截部署。那架无人机被徐开通打落后，他给周恩来报喜，声音里透着少年般的兴奋。

1965年4月25日，周恩来从杭州回京途经上海，专程到医院探望。刘亚楼坚持理好头发，扶墙迎了下楼，见面一句：“总理事务繁重，还来看我。”周恩来握住他的手，轻声劝：“把治病当任务，听医生的安排。”刘亚楼笑了笑，“长征你都熬过来了，我也能行。”医生们却知道，癌细胞已扩散到肝门。

半个月后，5月7日黎明，病房的呼吸机骤停，55岁的刘亚楼走了。当天晚上，中南海灯火未灭，周恩来召见翟云英，显得比往日更憔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他顿了顿，“亚楼走得太早，空军还指望他呀……”这句沉痛的评价，不仅是对一位将领的缅怀，也刻下了新中国空军初创期最深的印记。

刘亚楼一生共留下一纸《空军训练大纲》和数百条红笔批示，外加一身挺括军装。他对军容的苛刻后来屡被议论，周恩来听到后淡淡地说：“那是军人最起码的追求。”如今翻看空军档案，诸多规章条令的扉页，还能看到那行遒劲的小字——“令即行，禁即止。”这八个字，仍在一支现代化空军的日常中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