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南下征程，克服疫病与艰险的解放之路

1949年7月，鄂南的清晨。浓白的水汽还没从稻田上散开，闷热已经像一层湿毯子，裹住了整支行军的队伍。我的水壶早就空了，舌头发黏，每一次呼吸，都像吸进一团温吞的棉花。

指导员老马走在我前头，他关外带来的厚棉袄早就扔了，此刻军装贴在后背上，能拧出水来。他回头哑着嗓子说：“这鬼地方……比锦州炮火还熬人。”那时我们不知道，这场和天气、和莫名疾病的仗，才刚刚开始。

脚下的路也变了。北方是干爽的黄土大道，这儿是黏糊糊的烂泥地，一脚下去，拔出来费老劲，鞋底糊上厚厚一层，越走越沉。汗出得像小溪，军装湿了干，干了湿，后背上结出一圈圈白花花的盐渍，硬邦邦地磨着皮肉。

起初没人把这热太当回事。行军嘛，哪有不苦的。我们三连有个山东大个儿，叫王德标，在锦州打配水池那会儿是爆破手，浑身是胆。

进入湖北头两天，他还嚷嚷：“这南方的热，你们儿唧唧的，不如咱关外的刀子风痛快！”可到了第三天晌午，日头最毒的时候，走在队列里的王德标突然晃了两下。

旁边的人伸手去扶，手刚碰到他胳膊，那么一条铁塔似的汉子，就像被抽了骨头，“扑通”一声直挺挺砸在烂泥路上，脸上瞬间没了血色，嘴唇青紫，身子开始一下下地抽。

卫生员冲上来，解开他领口，手忙脚乱，却不知该往哪儿下手。大家围着，只知道拿帽子给他扇风，喊他名字。不到一顿饭的工夫，人就没气了。眼睛都没闭上。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热”能杀死一个活生生的、昨天还生龙活虎的战友。

队伍里一片死寂，只听见拉风箱似的喘气声和知了不要命的嘶叫。我们把他抬到路边一个槐树荫下，用雨布盖好，连长在他胸口放了一张字条，写上部队番号和名字。队伍继续往前走，没人说话，每个人都觉得，下一个倒下的，可能就是自己。

王德标不是第一个，也远不是最后一个。热，成了一个看不见、抓不着的凶恶敌手。它不拼刺刀，不放冷枪，就贴着你的皮肉，钻入你的骨髓，一点一点地蒸干你的汗，熬尽你的力气，连带着把那些支撑你走下去的念头，也熬得模糊不清。

紧接着，“打摆子”这个听都没听过的词，成了所有人的噩梦。南方蚊子又大又凶，隔着两层衣服都能叮进来。

一到傍晚，成群结队，黑压压的。开始有人发起怪病，先是大夏天里冷得浑身哆嗦，牙齿磕得咯咯响，裹上所有衣服甚至棉被还觉得掉冰窟窿里。

哆嗦完，紧接着就是高烧，烧得满脸通红，说明话，嘴唇干裂起泡。卫生员急得团团转，这病在东北没见过啊。后来问了当地老乡，才知道这叫“打摆子”，学名疟疾。知道了也没用，没有药。奎宁金贵得很，只有野战医院才有一点，根本轮不到我们这些一线行军部队。

我们排的小四川，李满仓，年纪最小，人机灵，就是身子单薄。他染上摆子最厉害，发起冷来，几个人用力按都按不住他的哆嗦。

烧迷糊的时候，他抓着他班长的手哭：“班长，给我个痛快吧……太难受了……我拖累大伙了……”班长是个老兵，咬着牙骂他：“放屁！拉稀摆带就熊啦？当年过草地，老子啥没见过？挺住！”

话虽狠，给李满仓擦冷汗的手却是抖的。没有药，能做的就是把发病时间不同的人凑在一起，互相照应。你冷的时候我给你捂着，我烧的时候你给我喂口水。

行军时，病轻的搀着病重的，一步一步往前挪。队伍变得绵长而沉默，只有杂沓的脚步声和偶尔抑制不住的呻吟。

比打摆子更折磨人的是拉肚子。南方的水，看着清亮，我们这些北方汉子喝下去，肚子立马就造反。

后勤供应一时跟不上，吃的也差，常常就是一把炒米就着生溪水往下灌。再壮实的汉子，肠胃也造了反，绞痛起来肠子像打了结。一天拉个七八回是常事，拉到后来腿都软了，眼前发黑。俗话说“好汉架不住三泡稀”，何况我们是一边打摆子一边拉。人迅速地垮下去，眼窝深陷，脸颊上的肉几天就没了。

最难受的是夜里。宿营下来，一个排挤在老乡家的堂屋或者临时搭的棚子里。此起彼伏的，不是鼾声，是肚子里“咕噜咕噜”的肠鸣，和忍不住跑出去的脚步声。

气味更难闻，汗馊味、泥腥味，还有痢疾特有的那种秽物味道，混杂在闷热的空气里，挥之不去。身上也开始痒，先是胯下、腋窝，后来蔓延到全身，挠破了就流黄水，结成疥疮，汗水一渍，疼痒钻心。

有人说用盐水洗管用，可盐巴是金贵东西，得紧着吃。后来不知从哪儿传来个土方，说猛吃辣椒以毒攻毒。那段时间，炊事班做的菜，辣椒恨不得当主菜放，吃得人人龇牙咧嘴，满头大汗，也不知道是辣的还是病的。

身体垮了，精神那根弦也跟着松。那几天，连里的笑声几乎绝迹，只剩下沉重的喘息和压抑的咳嗽。我们都像一根绷到极致的弦。

那天傍晚，连长从团部开会回来。他走得比往常慢，脚上的泥似乎特别沉。在打谷场上，他让全连集合。夕阳的余晖斜照在他脸上，那张平时吼惯了口令的脸，此刻绷得像块生铁，嘴角抿成一条刀刻的线。他目光扫过我们每一个人，半晌没出声，那沉默比任何责骂都压人。

“刚接到上面的通报，”他终于开口，嗓子哑得像是被沙石磨过，“不算枪伤炮伤，光是病倒的、热死的……咱们一个军，非战斗减员，”他顿了顿，像是要把那字眼嚼碎了才能吐出来，“这个数。”

他缓缓抬起右手，伸出了食指和中指，在昏黄的光线里，那两根手指像两根被炮火燎过的、沉重的钢筋。

场子上死寂一片。没人问那是两千、两万还是更多。那两根手指戳在那儿，把一路上所有倒下没起来的战友——王德标紫胀的脸、夜里打摆子抽搐的身影、路边草丛里虚脱的背影——全都钉成了同一个冰冷的数字。它不是印在纸上的，它是烙在我们这群还站着的人心上的。

风好像停了，连知了都噤了声。只听见一片粗重而压抑的呼吸。

然而，就在这沉默快要压断脊梁的时候，连长把手收了回去，握成了拳，声音忽然拔高了一丝硬邦邦的、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的力道：“但是！命令也下来了！从明天起，停止追击，原地休整！上头的原话：现在的头等任务，是治病，是让人和马，都他娘的活过来！”

转折，就从那一纸命令开始了。

那一瞬间，整个营地好像都长长地、缓缓地吐出了一口憋了太久的气。

变化是实实在在的。后方紧急调运的药物到了，虽然还是不够，但至少重伤重病的战友有救了。漂白粉发下来，饮水必须烧开。一捆捆崭新的蚊帐运到，晚上终于能睡个不被蚊子围攻的觉。

营里、团里建起了临时休养所，把重病号集中起来照顾。卫生员被组织起来紧急培训，学习怎么防治中暑、疟疾。上面还发动我们学习南方的生活常识：怎么认能喝的水，怎么防蚊虫，中暑了第一步该掐哪里。

休整也不是光躺着。上头说了，要“兵强马壮”。天蒙蒙亮或是日头西斜，凉快些了，哨子就响了。体力还能支应的，出操、列队，慢慢活动开那副快被拖散架的筋骨。劲儿不能泄，得一点点找回来。

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休整”。指导员、教导员们不再讲大道理，而是坐下来，跟我们唠。唠北方的家，也唠南方的见闻，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打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以前过的是什么日子。还请来当地基本群众，教我们简单的方言，告诉我们哪些野果子能吃。慢慢地，那种隔阂感和厌烦情绪，像太阳下的雾气一样，一点点散开了。

李满仓的摆子，在吃到奎宁、睡上蚊帐后，渐渐止住了。虽然人瘦脱了形，但那双烧迷糊时只剩痛苦和哀求的眼睛，慢慢又有了神采，能跟着人转了。

身上疥疮，靠着硫磺皂和卫生条件改善，也结痂脱落。肚子，在喝了快一个月的开水、饮食逐渐规律后，总算消停下来。体重在慢慢回升，脸上有了点肉。

更重要的是，大家互相看着，眼里不再是绝望和疲惫，而是有了笑意，有了神采。休息时，又能听见有人扯着嗓子吼两句二人转或者信天游了，虽然跑调，但听着提气。

休整了一个多月，当命令再次下达，要继续南进追歼白崇禧集团时，队伍集合的哨音响彻营地。我们站在队列里，皮肤晒得黝黑，但骨架似乎被南方的风雨重新锻造过一遍，虽然还是不适应那潮湿闷热，但心里有了底。我们知道会有什么困难，也知道该怎么对付它。

再次开拔时，我们依然骂这闷热的鬼天气，但骂声里少了惶惑。水壶里是烧开又凉好的水，背包里多了块硫磺皂，夜里知道把裤脚扎进袜子里。小四川的摆子还没断根，但脸色活泛了些，行军时总挨着班长走。

我们不再是那头一头撞进蒸笼的茫然“东北虎”了。南方的闷热、疾病和雨水，像一层厚重的泥浆裹过我们，洗掉后，身上却留下了一层看不见的、笨拙而结实的壳。那是用教训换来的。前路还有仗要打，但身体里那股被差点熬干的气，又慢慢地、扎实地，续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