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15日清晨,郑州殡仪馆外,春寒料峭。黑压压的人群默默排队,只为送一位48岁的女警最后一程。她叫王玉荣,名字不算响亮,可在不少刑警眼中,她是可以“顶半支队”的狠角色。
气氛压抑得让人透不过气,却有人小声嘀咕:“咱们今天要不是她,当年的孩子还在不在都说不准。”一句话,把记忆的闸门掀开——那是1996年12月18日午后,郑州上空飘着细雪,车站分局的电话铃急促刺耳,一起劫持案件打破了城市原有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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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人语速极快,信息却足够致命:歹徒绑着炸药包占据幼儿园教室,挟持28名幼儿与两名教师,勒索50万元,否则同归于尽。按照当时炸药爆炸威力估算,方圆二十米都会被夷为平地——这可是市中心地段,赶来围观的群众起码上万。
指挥部第一道命令并非强攻,而是“先摸清底细”。原因简单:一旦盲目突入,炸药被瞬间摁下,孩子别说救,能留下完整遗体都难。经快速研判,需要一名女警伪装成“保育员”进入现场。放眼整条战线,既熟悉刑侦要领又懂心理疏导的女性屈指可数,王玉荣成了唯一人选。
她当时正在站前派出所做案卷整理,接到电话,五分钟冲进指挥部。换上洗得发白的围裙,她只留一句“走一个成功一个”,便低头挤进挟持现场。离歹徒三米,她就嗅到浓烈火药味,电雷管线圈在男人腰际,起爆器紧握右手。对方戴头盔、口罩,视线里露出一双血丝布满的眼,看得人心里直发毛。
“孩子病着,我得拿药。”她抱起一个瘦小的男孩,语调放缓。歹徒晃了晃起爆器,犹豫片刻,挥手示意可以出去。就这几秒,王玉荣把教室格局、歹徒走位、炸药线长短一口气全部记在脑里,转身飞奔到临时指挥车,边喘边画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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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她带着一把已打开保险的54式手枪和几盒感冒药折返。歹徒走近想查看药品,枪口瞬间顶住他人中,三声闷响打断了他的神经反射。有人后来问她为什么要连开三枪,她只回一句:“抢时间,也抢命。”歹徒倒地,起爆器滑落,电雷管仍连着炸药包,危险并未解除。
她扑上去压住炸药,外援闻声破门。就在队友准备拆线时,王玉荣干脆把三公斤重的包裹抱在怀里,一路狂奔到操场中央,重重摔在空地。那一刻,全园的哭喊、惊叫、掌声混作一团,上万群众围在警戒线外爆发出潮水般的呐喊,场面极度震撼。
“三声枪响”的新闻广播当晚登陆《新闻联播》,成了无数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也让“女警到底能不能上火线”的争论戛然而止。值得一提的是,事后勘验炸药量相当于3枚手榴弹,若当场引爆,极可能造成三十余人死亡、上百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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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接踵而来,王玉荣却几乎谢绝采访。她说过一句很实在的话:“当天在场的谁都没退缩,不是我,也会轮到别人。”可能正因这份纯粹,她在之后的十二年刑侦生涯里,雷厉风行得让癌症都追得气喘。
2001年底,她被诊断为乳腺癌晚期,医生下了“半年存活”的结论。普通人或许会消沉,她却趁治疗间隙翻案卷、写笔录,手背插着输液针,眼里盯的是嫌疑人轨迹图。三年后病情稳定,她递交返回前线的申请,理由只有两个字:“想案子。”
手术后右臂抬举受限,她就拿哑铃“死磕”肌肉;跑嫌疑人老巷子时气短,她干脆跟技术员背氧气瓶上楼。有人劝:“歇歇吧,功劳簿早够写本书。”她笑笑,“案子没自己结,心烦。”2004年至2007年,她带队破获千余起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四千七百多人,追回损失数百万元——数字枯燥,却是真金白银和老百姓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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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也随之而来。2007年初,癌细胞转移至脑部,她做了四次开颅手术,脸肿得连家属都认不出来。术后说话含糊,却坚持签字:“可上班就上班,不用照顾情绪。”2008年秋,病情加重,她提前备好警监制服,却再也无力穿上。
临终前,她低声交代:“人总得归队,别替我难过。”短短一句,让在场护士红了眼。2009年3月14日晚,王玉荣停止呼吸。第二天,郑州街头自发挂起横幅,一位当年被救的孩子带着花,悄悄在灵车前放下写有“王妈妈”的卡片。
有人统计,中国公安史上,女性在正面突击中击毙持爆炸物歹徒的案例,目前仍只有这一例。王玉荣从未自诩传奇,可她用三颗子弹、一个“抱跑”动作,为28个家庭撑起了此后漫长的平凡岁月——这就是她留给世界的全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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