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明，一个笑话

在1644年崇祯皇帝上吊自杀以后，大明帝国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彷徨。

从1644年到1662年的18年间，大明的风华不再，帝国的统治分崩离析，随后，一个在后世被称为南明的短暂时代，在与满清的拉锯争战中陆续展开。短短18年间，在大明帝国的南方，先后出现了弘光、隆武、鲁监国和永历等几个皇族人员为皇帝的南方政权。

南明，它的尴尬之处在于，它始终处于一种深度彷徨状态，在定义满清和明末农民军上，没有一个清晰的图景。

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南明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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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建立的南明政权是1644年的弘光朝。这个建都在南京的政权，以和之前明朝皇帝血统很近的福王朱由崧为皇帝。弘光王朝像一个明朝的自组织。它完整地复制了明代的官僚制度、税赋制度、仪轨，以及它渗入骨髓的危机和腐败。

最重要的一点，弘光王朝驾驭不了它在外驻扎的武将们。著名的四镇就是有名拱卫京师的四个大将。但弘光朝调不动这些地方势力。南明弘光朝最有名的大臣是兵部尚书史可法。但史可法虚有权力，能做的不过是大敌当前时，去前方协调这些地方势力。

谁是大敌？弘光朝犯的最致命错误，就是没有判断清楚这个问题。

或者从更根本的方面看，这个在时局混乱中仓促成立的政权缺乏对自身身份的定位。一开始，它将满清不是看作致命敌人，而是看作一个可以利用的盟友。在骨子里，它和传统的封建王朝一样，视农民军为最大的敌人。它想和满清结盟，共同对付农民军。

它的逻辑是，倾覆北京政权的，毕竟是李自成的大顺军。但这一次，它误判了。误判的结果，就是长达数月的时间里，弘光朝致力于和满清谈判，而不是加强军事布防，贻误了时机。

左良玉的兵变，让弘光朝的主力军西进，让南京北边的防线虚弱，也给满清军队的南进制造了机会。所以当1645年，清朝多铎的铁骑南进时，弘光朝慌乱不已，瞬时瓦解。清军攻入扬州后，制造了南明历史上最大的针对平民的屠杀。长达十多日的杀戮，甚至让尸体把扬州城内的一些池塘都塞满了。死难者包括在扬州指挥的史可法。“国家昏乱有忠臣”，这句老子的名言用在史可法身上很贴切。但忠臣在这里充满反讽意味。

弘光朝继承了晚明的国家机器，也继承了它所有的弊病和腐败。激烈的党争，卖官鬻爵，鱼肉百姓，这些恶政具有的特征，弘光朝一样不差。这个短命王朝的皇帝朱由崧，以荒淫无道著称。他以大婚为名，在疆域内大肆搜刮民女。沉浸于酒色的朱由崧，已经播下了王朝迅速覆灭的种子。清军压境时，朱由崧在出逃途中被活捉。当他被押解进南京城时，有些旁观的百姓不仅愤怒唾骂，还向他扔瓦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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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史不止于一个腐败王朝被倾覆的寻常故事。它包含着尖锐的民族矛盾叙事。这种叙事的核心就是身份的争执：是选择做满清的臣民，还是反抗？

在南明的历史上，两种选择都很致命。

两种选择的一种具体体现，是辫子。清朝建立自身统治，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在征服区推行满清的服饰和发型。辫子关乎尊严、民族身份和王朝认同。因此，一个著名的口号在抗清人士之间广为流传，“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于是当满清的剃发令一下，大批的百姓揭竿而起。辫子和朱氏皇族法统，成为南明抗清的两个最有效的法宝。

清朝对于反抗剃发令的惩罚也极为严酷，不剃发者要处斩。有次，多尔衮发现一个县的生员张苏之子张东海没有剃发。张东海立马被斩首。张苏也被打了五十大板。当然，清朝招降一些有重要影响的明将，态度会文明很多。

但剃发是招降谈判的重要条件之一。辫子后面蕴含的民族矛盾，绝非一纸命令可以平息。辫子在清朝的官方讨论那里，甚至演变为一种禁忌。因为这里面有敏感的民族歧视内容。不但皇帝不愿意提，大臣也不愿意提。汉学家孔飞力在名作《叫魂》里，对这种禁忌心态有绝佳的勾勒。乾隆皇帝在谕旨里，就刻意回避这个话题。

在南明，不剃头可能面临死亡。剃头也可能面临死亡。这取决于你是谁的臣民。

当南明官兵抓住那些被迫剃头的百姓，也往往会大开杀戒。在这些因为发型而引起的血案中，少数能幸免的人士是一些僧人。当然，在南明的开明君主隆武帝朱聿键那里，这些严酷的杀戮被禁止了。隆武帝的仁政可见一斑。隆武帝下令给已经剃发者颁发免死牌。这一政策吸引了众多难民来归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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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弘光朝覆灭后，南明在相隔不远的时间内诞生了两个政权，隆武朝和鲁监国政权。

隆武帝朱聿键被誉为南明最有作为且最正直的皇帝。1645年登基之前，朱聿键曾长期入狱，历经生活磨练，比较深入了解百姓疾苦。与荒淫的弘光帝相反，隆武帝生活朴素，且没有任何嫔妃。

在隆武帝登基后不久，在浙江出现了另一个南明政权，鲁监国政权。两个政权曾取得联系，试图联合。其中一个方案是两国的官员可以到另一个政权任职。但最终，联合的计划流产。这次联合事件反映了南明各政权普遍的弊端，这就是竞争多于合作，火并多于谈判。这些弊端给了蒸蒸日上的满清政权机会。

隆武帝满足一个明君的一切条件，但时代已经不给他更多施展能力的机会。发动战争使得他重蹈前辈的覆辙，让辖区百姓一贫如洗。

在军事上，隆武帝依赖著名的“地头蛇”郑氏家族。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是隆武帝的军事支柱。但郑芝龙并不真心想把自己强有力的军队和海上力量用于恢复明朝大业。郑芝龙只想利用隆武帝的法统来壮大自己，成为一方独立的势力。

因为郑氏家族近乎一个海盗背景，在江湖上缺乏号召力，明朝的余脉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有价值的牌位。因此，这次合作的悲剧，就是隆武朝广受尊敬的文官黄道周孤身北伐。他未能从郑芝龙处取得一兵一卒，而是沿途自己招募了数千人马去北伐，结果可想而知。黄道周的殉国反映了隆武朝的困境：空有理想却无实现的条件。

对于隆武帝的军事大计，郑芝龙也并非全然不问不管。比如1646年，郑芝龙就派私人代表去日本借兵和武器。但这次借兵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借兵过程中，郑芝龙就投降清朝了。郑芝龙的作为反映了那个时代普遍的特点，就是人们对立场的丧失。

明代的灭亡不光是行政系统的瓦解和土地、人口的丧失，它也是一种身份和信仰的瓦解。现实主义政治取代了意识形态，也就是对明王朝的忠诚。如果降清有利，那就降清；如果降明有利，那就降明。这是那个时代很多官兵的路径。有名的将领吴三桂就是典型。原大西军领导人孙可望也是很有名的一个。

当然，在这种现实主义政治框架下，清朝也是把郑芝龙当作一个人质。他投入清营后，就处于半软禁状态，后来被送到了北京，从此无自由可言，成为清朝招降郑成功的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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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不明，也充满历史的反讽。南明最忠贞的将领李定国，却曾是被明朝视为乱贼的大西军的首领之一。

在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永历朝建立之后，原大西军张献忠的部将孙可望、李定国等投诚归来，变身为明朝将领。永历帝没有地盘和军队，只能倚靠大西军将领和郑氏家族来撑腰。但这些政治合作都是基于利益，而不是基于王朝信仰。

孙可望就利用永历帝朱由榔的法统来为自己的野心服务。他甚至把自己的祖父和明朝皇帝放在一起供人朝拜，而他自己则试图充当永历朝真正的主宰。一度被清军追逐的永历帝，逃到了孙可望的地盘，在贵州的安龙当了羁旅达数年之久。后来他在忠于他的大将李定国的营救下才摆脱孙可望的控制。基于这样的君臣关系，南明王朝最后的结局可以想象。

南明最后的象征性人物是永历帝朱由榔。

末代皇帝带着明朝的法统，被清军一路追赶，一直从云南逃到缅甸境内。在缅甸，他和随身的臣子、嫔妃和仆人们饱受虐待。在缅甸人展开的一场屠杀之后，他们一行人所剩无几。

1662年，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永历帝碰到了前来捉拿他的人。这是吴三桂派来的总兵王惠。见面后，永历帝对王惠的斥责体现了明朝最后的尊严，“偷生匹夫，快下去！此地是忠臣良将跪的，你有何颜跪在此？”

四个月后，永历帝在云南被害。

又过了三个月，一直忠于他的大将李定国听闻消息，在疾病中故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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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对待隆武朝一样，成为郑氏家族首领的郑成功名义上是永历朝的大将。但和孙可望一样，郑成功也只是利用法统壮大自己。他继承了家族的基业，是福建沿海一带的实际统治者，也拥有当时中国最强大的海军。

李定国曾设想和郑成功一起夹攻清朝军队。但郑成功出于自己的利益考量，无动于衷。这也使得南明最后的扩展企图化为泡影。像对待南明一样，郑成功对待清朝也只是利用。清朝多次想招抚郑成功，但后者只是想保全和扩大自身势力，和清朝的谈判也是敷衍了事。

身在北京的郑芝龙成为人质，多次劝说郑成功归附清朝。但郑成功在回复父亲的信中，提到了对清朝的不信任：

“夫虎豹生于深山，百物惧焉；一入槛阱之中，摇尾而乞怜者，自知其不足以制之也。”

他也申明了自己的立场：

“清朝若能信儿言，则为清人；果不信儿言，则为明臣而已。”

作为清朝最后一个强大的敌人，郑成功的摇摆身份显示了南明历史古怪的特质。他曾率领舰队到长江作战，试图攻克南京。他也曾在和清军的水战中多次击败对手。郑成功拥有统帅冷酷的一面。面对软禁的父亲的求援信，他无动于衷，任其交由命运的安排。但他也无力扭转历史趋势。当他最终把基地迁往台湾时，已在事实上默认了清朝对大陆的统治。

1662年，38岁的郑成功最终在台湾病逝。他的死，宣告了南明最后的反抗之光的熄灭，至此，南明宣告彻底陨落。

参考资料：

《南明史：1644-1662》，（美） 司徒琳，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南明史》，顾诚，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