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青山死后30年，3个儿子找到当年举报者李克才：请为我父亲平反

1982年5月的一天清晨，保定市郊外的乡村路上出现了三位中年男子，车窗外的杨柳刚吐嫩芽，他们却神情紧绷。车子停在一座灰墙小院前，门匾写着“李宅”二字。

推门声微响，屋里传出一阵咳嗽。三兄弟自报姓名：“我们是刘青山的儿子。”李克才愣了几秒，随即放下茶盏，这正是他始料未及的一幕。

父亲倒下那一年，大儿子七岁，最小的还在襁褓。枪声在1952年2月10日下午响起，河北省公审大会当场宣读死刑，刘青山与张子善行刑完毕。31岁的共和国刚走进第3个年头，就给全体干部敲下了重锤。

枪声之前的刘青山，是冀中平原上远近闻名的“红小鬼”。1916年，他出生在安国县南章村，15岁跟随徐云甫闹革命。1931年6月正式入党，第二年便随红军二十七军参加河北暴动。山河动荡，他在监狱里硬挺过国民党的竹签子，也在抗大课堂里抄写过刘伯承的笔记。

1942年“五一大扫荡”，日军围困任河平原，刘青山带县大队钻地道、破封锁，换回大半个县的青苗。冀中地委总结战斗时写道：“此役刘某用兵果决，群众威信大增。”正是这股胆气，让他在解放战场上一路升迁。

1949年7月，天津专区改制，刘青山任书记，张子善任专员，李克才被调来当副专员。三人初见时推杯换盏，敬意在酒杯里碰得叮当作响。李克才原以为这是同路人，没想到几个月后就心生错愕。

1949年冬，《人民日报》披露天津运输木材违规一事。李克才拿报纸追问，张子善摇头装傻，刘青山却大咧咧拍桌：“这是咱们共同决定的，出事也轮不到你顶缸。”一句话，让李克才寒意上涌。

1950年9月，两人要挪用10亿元地方粮款投资“机关生产”。李克才反对无效。转年夏天，张子善再以盖房为名，欲骗贷20亿元。李克才据实驳回，却拦不住对方调来下属开证明。

苦劝无果，李克才多次奔省里会议表达意见。1951年10月，他递交公开举报材料，至此，一桩震动全国的大案露出水面。11月，调查组查出两人侵吞公款、倒卖物资、霸占战利品，总额高达21亿元。

省委上报华北局时，意见写着“死刑（或缓期两年）”。中央召开专门会议，毛主席翻阅案卷良久，低声道：“死刑。”周总理问：“若有人出来说情呢？”主席答：“不准。”是夜灯光通明，文件上留下一道赤色批示。

1952年2月9日，行刑前的最后谈话记录显示，刘青山先是狞笑，继而沉默。临别时说：“津市局的皮包归党，弟弟替我转交。”张子善则只说了句：“有罪。”第二天，保定东关两声枪响，人群默立，无人起哄。

案卷虽结，可家事未了。处决后，省委电话通知：国家抚养长子与次子，每月各15元，幼子随母亲范勇生活。三个名字沿用父亲当年的豪情——铁骑、铁甲、铁兵。

七十年代末，平反冤假错案成为全国工作重点，一些地方出现“久压旧案”复查。消息传到范勇耳中，母子聚在一盏煤油灯下议了整夜。铁兵提出：“去找李叔叔，他当年最清楚。”大哥没有反对，三人决定启程。

而今站在李家堂屋，兄弟几人语气出奇地平和：“李叔，若真有新情况，请您帮忙说明，父亲若有功大于过，也该写清楚。”李克才沉默很久，只回答了四个字：“资料不会假。”

说罢，他取出尘封已久的牛皮纸档案袋，里面是1951年调查组的一手原件：进账日记、走私合同、偷税账册，每一页都盖着当年的公章。李克才指了指封皮：“吉林木材、天津粮款、诈骗贷款，一项都没少。”短短一句话，让屋里连壁钟都停跳般安静。

接下来几周，李克才重新核对旧案，复查结果上报河北省纪委。结论沿用原判：定罪准确，量刑适当，不予平反。州署存档文件给三兄弟各留一份，白纸黑字，盖着最新的钢印。

1982年秋天，刘铁骑回到天津工厂，工友问起此行，他只是摇头。刘铁甲随铁路工程队出差太原，闲聊中有人提起父辈，他淡淡一句：“该负的账，早在1952年就结了。”铁兵已在武警部队服役，周末写信回家，信纸里只谈训练，没有半字自怜。

从1949到1952不过千余日，昔日红军英雄跌落谷底，一支笔、一封举报信、一纸判决书，把“吃苦在前”与“特权享乐”截然分开。刘青山的迟悟来得太晚，子女的探寻也终止于档案柜。

这场风暴留给干部群体的阴影，远比留给刘家三兄弟的痛更浓。人们常说“功与过难两全”，可在1952年的枪口前，尺度只有一条：谁动了人民的账本，谁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