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欧同盟“非对称性”撕裂效应更加显现

以美国为轴的“钟摆”能摆多远

孙恪勤

欧洲多国以公开声明甚至派兵增援等方式，支持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抵制美方“接管”意图，但华盛顿依然没有放下对格陵兰岛“主权要求”的意思。美欧关系“非对称性”由此再度显现。

回顾历史可见，美欧同盟始于二战结束之初，当时就呈现出“美主欧从”局面。美国在1947年和1948年先后提出并开始实施“马歇尔计划”，旨在通过经济援助帮助欧洲实现战后经济复苏。1949年北约成立，用其首任秘书长伊斯梅尔的话说，这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军事政治集团存在的目的，就是“压住德国人、留住美国人、防住苏联人”。对于美欧关系而言，北约事实上与经济层面的“马歇尔计划”形成配合，帮助华盛顿实现对欧影响乃至控制。随后，欧洲在经济复苏过程中一步步从煤钢共同体、欧洲共同体发展到现在的欧洲联盟，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其间，美国在跨大西洋关系中始终扮演主导角色，欧洲处于从属地位。

演变至今，美欧关系成为美国全球同盟体系或者说地缘政治意义上“西方”的核心组成部分，但其不平等性也最典型。除了前述欧洲战后复苏与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扶持的历史因素，在现实机制层面，美欧在北约和七国集团之外还构建起定期首脑会议以及经贸、技术等各领域各层级对话，美国在这些机制中都扮演着领导角色。

在力量对比层面，2000年前后欧洲经济实力和发展势头与美不相上下，欧元正式流通之初形成与美元分庭抗礼之势，极大提升了欧洲在国际经济乃至政治格局中的影响力。但随着2004年后大幅东扩，欧盟在拓展经济空间和地缘影响力的同时，也越来越受到内部发展差距以及决策效率等问题拖拽，与美经济差距越来越大。军事层面更是无需赘言，欧洲安全防务整体上依赖美国主导下的北约机制。在国际事务层面，美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主要创建者和主导者之一，在联合国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

以上这些方面促使跨大西洋关系形成“美主欧从”局面。不过，欧洲历来都有不满和挣扎，追求美欧关系平等成为一直以来的目标。

虽为同盟关系，美国和欧洲毕竟都是国际关系中的独立行为主体，也是不同利益主体。换言之，美欧利益诉求不尽相同，战后结盟以来双方龃龉甚至冲突屡有发生，比如20世纪60年代法国戴高乐时期使用“空椅政策”或“缺席政策”，就是用以抗议美苏在裁军问题上的垄断，当时令华盛顿颇为尴尬。现在，美欧在对俄政策、关税以及格陵兰岛等问题上都有重大分歧。

欧洲内部一直都有“无论如何都要维持对美关系”的大西洋派，但也始终存在呼吁强化“欧洲战略自主”、要求与华盛顿“平起平坐”的欧洲派。近些年来，随着美欧关系剧烈震荡，加强“战略自主”成为欧洲大陆新的政治正确。但不得不承认，欧洲现在仍旧“力有不逮”，寻求对美平等的努力迄今进展缓慢，这一方面是因为欧洲内部利益分化乃至博弈相当激烈，难以形成一致共识和统一步伐；另一方面是美国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掌控力一直很强。

比如，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德国施罗德政府反对美国对伊动武政策。作为报复，美国加快推进“新欧洲”战略，通过拉拢欧盟在中东欧的新成员国牵制德法等“老欧洲”国家，以“分而治之”策略限制欧盟实力增强、加强对欧控制。再如，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和延宕期间，美国拜登政府主要是以军援形式支持乌克兰，并让欧洲承担援乌主要责任和代价；现任政府上台以来试图推动俄乌停火，已然付出巨大经济社会代价的欧洲却被挡在谈判桌外。又如，美国现任政府公开加大对欧洲内部右翼民粹主义力量的支持，事实上加剧了欧洲政治动荡，如此等等。

总体来看，美欧同盟逐渐形成了某种“此消彼长”的互动关系。欧洲在内部团结、经济实力提升时期，往往对美平等诉求高涨，反之则会呼声减弱且“有心无力”。美国政策变化影响更为明显，拜登政府时期奉行价值观外交和强化同盟政策，美欧关系明显恢复和拉近，但“特朗普2.0”时期对欧打压增多，同盟关系随即恶化和疏远。

就此而言，美欧关系形成一种以美国为轴的“钟摆效应”，当前双方矛盾导致欧洲向着疏离华盛顿的方向摆幅增大。但这还不会导致美欧关系彻底破裂，同时“非对称性”也不会变，原因除了美欧力量对比和美国不会放弃对欧控制，还有欧洲“战略自主”呼声虽强但进展迟缓，因而陷入既想“战略自主”又难真正摆脱美国的窘境。（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欧洲该从“不安”走向“成熟”了

【法】皮埃尔·皮卡尔

欧洲对于美国在委内瑞拉军事行动的反应可谓异常谨慎，并且存在肉眼可见的内部分歧。大多数欧洲领导人只是发表了字斟句酌的声明，表示正在“密切关注局势”，而未阐明集体共同立场。这种谨慎克制并非是对事态进展漠不关心，而是缘于一种深层的战略不安，这暴露了欧洲当前在外交政策领域的脆弱与无奈。

欧洲主要国家以及欧盟层面领导人表态一出，缺乏共识的现状立即暴露无遗。其中一些领导人强调美国这次行动在法律上的“复杂性”并以此佐证本国予以“谨慎评估”的必要性，另一些领导人则称支持委内瑞拉实现“和平、民主过渡”，还有一些表态重申维护国际法、反对以外部干涉强行推动别国政权更迭的立场。这些截然不同的反应再次揭示了欧洲内部的碎片化现状。事实上，这种分裂在其他重要地缘政治领域早已显现。

这种分裂并非偶然，而是折射出一个结构性现实：欧盟内部在战略文化、安全优先事项以及制定共同外交路线的能力等方面差异巨大。从这个意义上讲，委内瑞拉事件与其说是一个例外，不如说是一个具有揭示性意义的案例。面对在国际法层面敏感且地缘政治意味浓厚的局势，欧洲各国都是根据自身国家利益和对全球力量平衡的解读作出回应。

欧洲的焦虑与不安，核心在于方法论层面的矛盾。欧洲一些国家认为，美国对委行动背离多边主义框架，缺乏国际机制作为依据，单边性质明显，因此引发人们对于国际法治规范是否得到尊重的担忧。欧洲一向自我标榜为致力于维护国际法的规范性力量，当前这种情况使其面临既定原则与战略现实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

委内瑞拉事态未平，格陵兰岛事件又起。无论美方“接管”格陵兰岛的言论是否付诸实践，它们都凸显出一种加剧欧洲焦虑与不安的战略模糊或不确定性：作为跨大西洋联盟核心成员、欧洲安全关键保障者的美国，竟然公开声称想要获取一块位于欧洲—大西洋区域核心地带的领土。对一些欧洲国家而言，这一事件凸显了权力政治、主权框架以及联盟运作之间持续存在的矛盾。

跨大西洋关系本身存在严重的不平等性。欧洲在安全防务层面严重依赖北约，北约的能力和战略方向则由美国主导。这种结构性依赖使欧洲在对这个主要安全盟友所作所为表达保留意见时，难有太大的政治回旋空间。美欧之间不平衡和非对称的关系，导致欧洲难以阐明独立自主和一以贯之的立场。

正是在此背景下，美国对委行动的影响超越了拉美或美洲框架，成为涉及一系列更广泛议题的焦点。对欧洲很多人而言，问题的关键不是出现了某一孤立个案，而是在于它所具有的先例性或方法性意涵。相关争论的焦点与其说是华盛顿到底有何意图，不如说是这种非常规性操作将会带来什么长期影响。至少目前来看，这些做法可能削弱现有的国际法治和多边主义框架。

那么，欧洲在委内瑞拉事件上的冷淡态度和意见分歧会持续多久？很可能是只要欧盟无法明确共同战略姿态，这种情况就会持续下去。在对自身国际角色缺乏共同愿景的情况下，欧洲将继续以碎片化方式行事，在国际法层面的谨慎、跨大西洋团结和国家主权考量等因素之间摇摆不定。

当然，想要摆脱窘境的欧洲目前仍有一些可行路径。一种是保持务实取向，按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原则处理相关危机，这样做的代价是内部分歧继续存在，但至少不会对现有安全架构构成挑战。另一种是逐步确立更加一致的欧洲立场，其基础是尊重和维护国际法、依靠多边主义框架和加强政治协调。这样不会导致内部对抗甚至关系破裂，但需要时间以及共同政治意愿。

‍归根结底，委内瑞拉危机揭示了欧洲作为一个战略行动者所面临的窘境。欧洲当前遭遇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日益动荡的国际环境中将战略上的不安转化为政治上的成熟。（作者是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