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0月12日晚,上海徐汇的上影厂排练室依旧灯火通明,《开天辟地》剧组的照片墙上贴满候选人,却始终缺少一张能让所有人点头的面孔。副导演胡立德盯了半天,忽然从助手手里接过一份中央实验话剧团的演员资料,翻到第五页时轻拍桌子:“就是他,王霙!”助手凑过去,嘴里嘟囔,“嘴角弧度,眼神亮度,都像。”
22位报名演员只在一瞬间被推翻。那张黑白登记照里的年轻人,1957年生于杭州,身上带着江南水汽的温润,也带着艺术学校十年功底的沉稳。胡立德立刻拨电话,话剧团楼道尽头,王霙刚排完练功课,一头汗水。他被告知:“明天来厂里试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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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青色长布衫刚系好扣子,他迈出试镜室。等待区忽然安静——肩膀线条、发际高度、甚至走路时微微前倾的姿势,都让人想到二十年代在长沙橘子洲头踱步的那个青年。片刻沉默后,一个化妆师低声说:“这像是从旧照片里走出来的。”
拿到角色只是序曲。1990年7月,王霙第一次踏上湖南韶山的土地。七月的山风混着稻香,他提着笔记本走进毛家饭店。门口木牌上,“汤妈妈”的名号格外醒目。正在后厨拌辣椒的汤瑞仁抬头,看见这位陌生客人,先是一愣,随后笑了:“润之小时候最爱吃的剁椒鱼,你也得尝尝。”
汤瑞仁,韶山人皆唤“汤妈妈”。她不仅是邻居,还与毛氏家族有亲缘。1959年6月25日,毛主席离开韶山前一晚,就曾坐在这间土砖屋里,拉着汤瑞仁聊了一宿近况,那张侯波拍下的照片,至今挂在墙上。回忆掀开,汤瑞仁对王霙说:“青年毛主席读书入迷,饭碗端着就蹲在门槛,嘴里嚼辣椒,眼睛却盯着天上的云。”王霙赶忙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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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拂晓四点半,山雾未散,汤瑞仁敲响了王霙的房门,“走,跟我去个地方。”沿着狮虎山石阶,两人爬到半山腰,面前是形制极普通的土坟。老人放下一捧带露水的松枝,跪下恭恭敬敬:“阿公、阿婆,他是演润之的王霙,你们可得帮帮他。”一句朴素祈愿,让王霙喉头发紧,随即也跪下磕了头,心里暗暗发誓:要把角色演活。
拍摄从沪上转到嘉兴、再到上海外滩,王霙每天揣着那本在韶山记下的红皮笔记:左利手写字的角度、雨天踱步时的频率、沉思时眉骨轻挑的幅度。片场里,一次次重来,最终定格在胶片上的青年毛泽东,不再是简单“像”,而是有了温度。
1991年,《开天辟地》公映,跋涉千里的观众涌进影院,影片拿下当年全国十佳影片。有人在黑暗中低声议论:“这演员倒像是毛主席自己。”名声跟着票房一路高涨,剧本雪片似地寄到王霙宿舍,他却清楚,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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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秋收起义》开机,他再披长衫,却被前来探班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盯了半分钟。“小王,胖了,吃不饱的年代哪来这副身板?”声音不高,却句句在理,因为张震亲历1927年的秋收起义,他比任何人都知道那段时日的艰苦。
王霙当天晚上就把盒饭里的红烧肉挑了出来。接下来一个月,他每天只吃苹果和黄瓜,下戏就负重跑步。84公斤掉到70公斤,脸颊削出了骨感,军装一穿,人像筛子般透风。再见张震,老人点头:“差不多了。”一句肯定,胜过千言。
同年冬天,《杨开慧》转场湖南。剧组要还原毛主席与斯诺长谈前后那段日子,导演布置作业:研究他如何夹烟卷。王霙从档案馆找来老录像,一帧帧放慢,发现毛主席点烟时习惯先用鼻子闻火柴味,再眯眼深吸,那种享受并非作秀,而是真嗜好。镜头开拍,他照做,燃起纸烟,呛得直咳,仍坚持不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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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为了重现“一桌子红烧肉配剁椒”的家常味道,剧组每天午餐都端来一大盆,辣椒的冲鼻辣味让屋里人直抹泪,王霙却埋头苦吃。同伴揶揄:“怕是要反弹。”他放下筷子,笑得憨,“镜头里胖一圈,现实里就得再瘦两圈。”
多年下来,王霙已在荧幕里演过从1918年北漂到1950年代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时间跨度近四十年。观众眼中,他似乎停在了那个角色里;朋友约饭,他也下意识先翻菜单找辣味。有人问他倦不倦,他摆摆手:“当年汤妈妈那一跪,我可没忘。”
2003年初春,他重访韶山。汤瑞仁已过古稀,还是记得那年的清晨。她拍拍他的肩,“你做到了。”王霙看着那两座小土坟,没作声,只是把随身揣的剧本轻轻放在松枝旁,然后转身下山,脚步不紧不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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