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中独一份的仨姐妹：都嫁了开国将军，一位上将一位中将一位少将

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怀仁堂灯火璀璨，新中国首次授衔典礼在这里举行。典礼间隙，军中流传着一句玩笑话：“今天来了三个最特殊的家属。”这话指向河北阜平的范景新、范景明、范景阳三姐妹——大姐的丈夫是上将王平，二姐的丈夫是中将王宗槐，小妹的丈夫是少将易耀彩。若把授衔名单摊开看，三行名字之间竟被一门亲缘紧紧串起，军史上再难找到第二例。

时间倒回到1937年7月，卢沟桥的枪声划破华北的闷热。不到一个月，115师南下河北，筹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范家村的土房里，刚从师范毕业的大姐范景新挑灯翻阅《抗敌妇女》，她决定去县里报到，做妇委会主任。一句“家国有难，怎能袖手？”说完便匆匆上路。家中长辈原本担心她扛不住，但没几天，乡里就传来消息：那个总是扎着麻花辫的姑娘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

阜平支前工作千头万绪，制军鞋、送军粮、护转移，经常同时砸到范景新头上。她跑完东村跑西村，见谁家军鞋少了立刻蹲在门口帮着裁布。满身尘土的模样让人心疼，却也打动了时任阜平县县长的王平。王平长她十二岁，参加红军已七年，办事干练寡言。一回开会散场，他递过半截铅笔，说了句：“用这个记账吧，省得总找不到笔。”一句平常关切，悄悄埋下情愫。

1939年春，阜平山野桃花盛开。王平向组织递交结婚申请，理由写得朴实：“并肩作战，两心相知。”批准电文只一句：“同意，速筹。”20岁的范景新就此走入婚姻。此后，她顶着“王县长夫人”这顶帽子继续四处奔忙，没人觉得别扭，因为她的身份始终是“妇委主任”。

二姐范景明的经历要曲折得多。她同样在1937年参军，先在一分区妇救会干活，后转入话剧社。1938年底，白求恩倡议创办医科学校，文艺兵纷纷改学医，范景明也去了。活泼的她被人打趣“戏曲嗓练成听诊器”。组织先后介绍了三位对象，都无疾而终。王平心里着急，最终盯上三分区政治部主任王宗槐。一次会议后，他拉着王宗槐说：“我小姨子人不错，你见见？”王宗槐腼腆地点头。

第一次见面堪称尴尬。范景明推门，看一眼这位瘦高个军官，脸腾地红了，冲姐姐做了个鬼脸就溜进里屋。王宗槐转身要走，被王平按住肩膀：“小姑娘爱面子，别怕。”二人此后靠书信维系。纸墨情深，却难敌枪炮催逼。1942年，范景明赴前线途中遭日军伏击，幸亏向导熟悉地形才捡回性命。生死一线让她想通，1944年秋，延安窑洞燃起喜火，革命伉俪终成眷属。

小妹范景阳是三人里最年轻的，1940年才到医科学校报到。她在药剂室配药，不到一年，被司令部抽调当实习药师。一天傍晚，组织科长肖时任笑呵呵叫她：“准备结婚吧，先结婚后恋爱。”原来，部队号召青年军人解决婚事以稳军心。对象易耀彩，人称“篮球排长”，打仗冲得猛，打球跳得高，关键品行端正。范景阳琢磨几日，最终点头。1942年初，两人简单拜堂，婚后才逐渐相知相惜。

抗战胜利后，三对新人踏上不同战场。解放战争爆发，王平转战华北、东北，与林彪部并肩鏖战四平。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他参与接管城市秩序。1955年授衔，上将衔星落肩，他46岁。王宗槐则长期在西南、华南从事政治工作，建国初期任昆明卫戍区政委，授中将时年39岁。易耀彩被调入海军，先到东海舰队组建鱼雷快艇大队，后入北海舰队，1955年41岁获少将衔。三姐妹常用玩笑打岔：“要是再有一个妹妹，可就把将星凑齐了。”

稍显遗憾的是，姐妹跟随丈夫南征北战，聚少离多。王平后来回忆：“景新一年能同我住上十天，算奢侈。”范景明随军事政治学院迁徙，孩子出生后，一家三口就住在火车车厢改造的宿舍里。至于范景阳，她把海军大院当成第二故乡，丈夫下舰巡防，她一个人带兵属孩子看病、上学。有人问她辛不辛苦，她笑道：“海浪大，心不能小。”短句掷地有声，透出北方女子的爽利。

1958年冬，八一电影制片厂筹拍《艳阳天》，请来军中典型人物采写素材，范氏三姐妹被列入采访名单。记者问她们对各自婚姻的评价，范景明打趣：“大姐稳，中姐闹，三妹甜。”短短九字，道尽三段不同风味的爱情，也让采访者记忆深刻。遗憾的是，影片最终改了剧本，姐妹故事没能搬上银幕，却从此成为军营茶余饭后的佳话。

进入八十年代，三姐妹都陆续离休。王平夫妇爱在院里种花，墙角一排月季开得热烈。王宗槐喜欢写信，给旧部、给战友，也给远在海边的小妹。易耀彩仍保持清晨五点起床打太极的习惯，练完回屋，先泡壶浓茶，再翻翻当年的舰队日志。有人说，他们各自身上都刻着革命年代的印记：朴素、执拗、讲义气，而那道印记同样写在范氏三姐妹的生命里。

军中夫妻成百上千，但一门三女分别携手上、中、少三级将星，这样的组合确属独一份。范家祖屋前的石榴树如今仍在，每年秋风一起，红果坠地，乡亲们提起往事，总要感慨一句：“那仨闺女，真是给咱阜平长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