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来：王安石的眼睛特征

宋代有个奇士，名字叫李师中，名入《宋史》列传，连苏东坡都把这位年长的李六丈呼作“人豪”，视为人中豪杰。尚未成年时，李师中便做出过惊人之举。他作为武将的父亲因领兵与西夏作战败绩被降官，《宋史·李师中传》记载他在十五岁的时候，居然去京城为父亲申冤，找宰相吕夷简理论。吕夷简又气又恼，不耐烦地说，这不是平民该说的事情。李师中顶撞道：“我说的是我爹的事。”小小年纪的李师中由此闻名。

关于这件事，更早的《邵氏闻见录》有不同的记载，说申诉的对象是宰相韩琦。韩琦劝他说：“你是读书人，应当把精力放在由应试科举获取功名上，不要来掺和功赏这类事。”李师中回答说：“先父的功罪没有辨明，万一我死了，怎么到九泉之下跟父亲见面。如果想当官，我还认识几个字，科举考个第二名也不是什么难事。”因为韩琦就是进士第二名及第的，所以李师中故意对韩琦这样讲。这话让韩琦大为震惊，从此就记住了这个少年。从李师中讲先父来看，此事发生在仁宗朝后期韩琦为相时的可能性较大。《宋史》辗转多手的记载总有不确之处。比如《宋史》记师中字“诚之”，就不如《邵氏闻见录》记作字“承之”与其名意义更为相应。

后来李师中进士及第，究竟第几名及第，记载阙如，不得而知。不过，他在仕途上很快成为显贵，做过几任知州，以及路一级官员提点刑狱和转运使、经略安抚使，并进入高级侍从之列，成为天章阁待制。担任各级地方官时，他都有不凡的政绩。比如在广西为官时，他曾疏通过灵渠。除了这类循吏所为，李师中的特立独行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比如被誉为“真御史”的唐介因抨击文彦博讨好仁宗宠妃张贵妃的行为被贬官时，李师中写下送行诗，有“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古重如山”之句。后来唐介又接受了文彦博的荐举回到朝廷做官，并且不再发言。李师中居然硬是向唐介索回了那首诗。

王安石

最让人记住李师中这个人的，则是他关于王安石的早期预言。当然，这也跟王安石变法的影响巨大有关。关于这一预言，《宋史》本传和《邵氏闻见录》的记载倒是大同小异。我们来看《宋史》本传比较简洁的记载：

师中始仕州县，邸状报包拯参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矣。师中曰：“包公何能为，今鄞县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乱天下，必斯人也。”后二十年，言乃信。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李师中在进士及第后在地方任职的时候，朝廷通报讲包拯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有人看到后就说，从此朝廷要不平静了。李师中说道：包公能干什么事情？现在担任鄞县知县的王安石，眼白很多，与晋代的王敦特别相像，将来让天下大乱的，一定是这个人。

“后二十年，言乃信”是说，过了二十年，人们看到了王安石变法的事实，才相信了李师中的预言。“后二十年，言乃信”这句话，《邵氏闻见录》中没有，应当是站在否定王安石变法立场修纂国史的宋人或据以修纂《宋史》的元人所加。独力编纂完整的两宋编年史的元人陈桱对这件事很感兴趣，也记载到《通鉴续编》当中。最后一句话，他写作“世贵其先识”，意即世人后来都很钦佩李师中具有先见之明。

对于王安石变法持反对立场的《邵氏闻见录》，对此事还有后续记载：

后荆公相神宗，以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述，承之深诋之。至吕献可中丞死，承之以诗哭之，有“奸进贤须退，忠臣死国忧。吾生竟何益，愿卜九泉游”之句。荆公之党吕惠卿益怨之，未有以发也。会承之上章自叙，神宗留其章禁中，惠卿坚请领之。惠卿因节略文意，以“天生微臣，实为陛下”等语激上意，遂有愚弄人主之责，终其身不至大用。呜呼！士若承之，岂孔子所谓刚者欤？

邵伯温这段话主要是记载李师中在言论上对王安石变法持有异议，并因此遭受迫害。《通鉴续编》则记载了担任秦凤经略使的李师中因与执行王安石开边战略的王韶意见相左，而被贬知舒州。

预言之后的后续事迹，因有诗文和事实支撑，当无疑义。关于预言的记载，则时间等事实方面有不少破绽。

第一，包拯一生从未担任过参知政事，只做过地位相当的枢密副使。事实有误。第二，包拯担任枢密副使时间是嘉祐六年（1061）四月到嘉祐七年（1062）五月，只做了一年就去世了。而王安石担任鄞县知县，则是在庆历七年（1047）四月到皇祐二年（1050）三月之间。这一时间就比包拯出任执政之一的枢密副使早出十来年。时间也对不上。

可以基本肯定的是，李师中预言应当是出于杜撰。不过，任何作伪，目的都是希望人们相信其所造假之事，而相信伪造事实的原因则比较复杂。客观上的失察是一方面因素，主观上出于立场、感情等因素愿意相信并且有意利用伪造的事实，更是一个主要的因素。由于政治风云变幻，宋朝国史与王安石有关的部分，几经修订更改，先后出现过所谓朱墨本《神宗实录》，最后定稿在南宋初年，对北宋亡国，痛定思痛，将主要罪责归于王安石变法，因此将国史朝着否定王安石的方向大幅度扭转。国史列传的史料来源，除了官方拥有的资源，主要是传主家族提供的行状、碑志，此外还包括了经过史官甄别的野史稗乘和笔记小说等资料。李师中预言，把王安石说成压根就坏的人，这样的史料，对于力图否定王安石的史官来说，自然是如获至宝。因此，也就不加深究包拯做没做过参知政事，担任执政的时间与王安石任鄞县知县的经历是不是吻合了，只要可以达到妖魔化王安石的目的便已足矣。

作伪如果像相声《关公战秦琼》般离谱，那么也难以迷惑人，总要找一些似是而非的因素掺杂其中，让人首肯取信。

仔细审视李师中预言，首先是对王安石相貌特征的利用。把王安石的相貌特征与民间相人术加以结合。历来民间相传，眼白很多的男人大多是狠角色。就是说一个男人眼睛的眼白很多，面相就是凶相。这样的男人心胸狭隘，报复心很强。那么，王安石眼白多，自然天生就不能归入好人一类。根据一些言行，早期预测王安石后来行为者不乏其人。比如鲜于侁就在大家都期待王安石担任宰相时说：“是人若用，必坏乱天下。”不过，利用人的相貌特征，以近乎迷信的相人术来加以预测王安石，这还是独一无二的特例。

其次，辅以历史根据。李师中预言把东晋眼白多的王敦搜检出来，来作为有力旁证。王敦就是东晋“王与马共天下”的王导以外的另一“王”。尽管王敦对东晋的建立功不可没，但其特别跋扈，杀了很多人，最后还公开挑战皇位，进而叛乱。相传王敦就是眼白多。古人很相信这样的说法。由明入清的丁耀亢就这样说：“王敦以江南地望，兄弟持衡，遂叛亡之逆，势使之然也，盖亦有天性焉。残灭骨肉，眼白多杀伤，虽藁街亦未尝偿其报。”

最后，把预言安在李师中身上。为什么不是别人，而是李师中？其中也有两个因素。第一，李师中和王安石是同榜及第，都是庆历二年（1042）的进士。人们就会猜想二人可能会有交集，李师中会有机会对王安石有一定的观察与了解。第二，从李师中的言行看，他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因此，预言出自李师中之口，在逻辑上看起来也合乎情理。或许是基于这样的因素，受特定立场左右的史官愿意采用这样的史料。

那么，《宋史》的前身宋朝国史关于李师中预言的记载是来自哪里呢？有必要做一个史源学的追溯。限于管见，关于李师中预言的宋人记载，我尚未见到其他类似的宋人记载，只能追溯到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到目前为止，除了把李师中预言的“著作权”归于邵伯温的名下，我还别无选择。

检视邵伯温的生平，他生于北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卒于南宋初年高宗绍兴四年（1134），与李师中在时代上略有交集，一生遭逢王安石变法、元祐党争、靖康之难，活了78岁，《邵氏闻见录》作于晚年。他去世之后，《邵氏闻见录》方由其子邵博整理定稿传世。邵伯温是北宋著名理学家邵雍之子。邵雍与理学家二程以及政治家司马光、富弼、韩维、吕公著都有密切的过从。对于王安石变法，他们也持有同样的反对立场。邵伯温自述从少年时代开始，便“入闻父教，出则事司马光等”，而司马光等人“亦屈名位辈行，与伯温为再世交”。这样的生活经历与时代背景，也决定了他的政治立场。“非崇宁而是元祐”，出于弘扬正统与收拢民心的需要，在南宋初年也成为当时政治正确的主旋律。生活经历与时代背景也决定了《邵氏闻见录》的政治倾向。尽管书中载有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但政治的有色眼镜透视过的载笔记述，也让书中所述的史料真假参半，使用时须加以甄别。

在《邵氏闻见录》中，王安石被描述为“外示朴野，中怀狡诈”、大奸似忠的人物。该书不仅记载了像李师中预言这样的王安石早年时的传言，还记载了晚年的王安石居于金陵钟山之时，曾恍惚见到其死去之子王雱，在阴间罚为重囚，披枷带锁，因舍其所居半山园为寺。除了“怪力乱神”的杜撰，传为苏洵撰写的攻击王安石的《辩奸论》，也是首见于此书之中，被很多人怀疑就是出自邵伯温的伪托。因此，包括《邵氏闻见录》在内，清人蔡上翔在他编著的《王荆公年谱考略》中，详细举证并进行了严厉抨击：“及乎元祐诸臣秉政，新法尽变，党祸蔓延。范、吕诸臣初修《神宗实录》，其时《邵氏闻见录》，司马温公《琐语》《涑水纪闻》，魏道辅《东轩笔录》已纷纷尽出，皆阴挟翰墨，以餍其忿好之私者为之也。”

指证千古之谜《辩奸论》的真伪，首见于《邵氏闻见录》的李师中预言，应当适可成为一个旁证。检视有关《辩奸论》真伪的讨论，似乎还没有利用这一旁证的学者。

大千世界，各色人等，容貌多异，眼白多者为凶人，颇似无稽之谈。尽管如此，王安石眼多白，则极有可能是留下文字记载的事实。俗话说，异人必有异相。对此，文献中也留下不少记载，比如《史记》就记载“西楚霸王”项羽的眼睛特征是两个眼珠重合在一起的重瞳。由李师中预言，我们或可了解大政治家王安石容貌特征之一斑。

（本文摘自王瑞来著《不废江河：史海观澜与文化省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来源：王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