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将儿子：毛主席，我要和你握手！问父亲：你官多大，能管司令吗

他把孩子们从子弟校转出去时，城楼的灯正灭着，风有点硬。那天他没多说，只把校服叠好，塞进旧帆布包里。第二天早读，孩子排在馒头摊前，学着用零钱。公平吗？

后来他又犹豫，觉得这步走快了。孩子们在普通校里丢了手风琴课，体育场也小了一圈。可他还是撑着，嘴上说不紧要，心里拧着不放。人就是这样，半步又半步，往回看一直在抖。

他是那种不爱解释的人，动作快，说话短。他做过一件看起来不近人情的事，把问官衔的孩子当场叫住。别问谁管谁，他说，问书为什么要读。说完转身就走，留一条街面寂静。

然而这一段话并不漂亮，他自己也知道。晚上他在案头翻旧报纸，灯光照到页边黑线。纸张起毛，指头在风里凉。那会儿他想慢一点，但事，已经做了。

城楼上的握手，是早些年的事了。孩子按捺不住嗓门，喊要和主席握手，声音是空场里突然一响。走近的掌心温热，像潮水退时的石面。握手并不久，孩子却记很久！

总理过来时，力道不一样。他喜欢握紧再甩一下，像把你抛进人群再接住。老总站在后面，叫大家别挤，都能握到的。他的眼神不急不慢，一直在那里看着。

这些细节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并不整齐。有人的记忆从前排开始，有人的记忆停在楼梯上。作为城楼文物的志愿者，他后来摸到栏杆边的凹痕，想起那一刻的重量。这事让我夜里又去找当年的旧影像。

说到观礼，五一和十一，是城楼的固定时间。五十年代的游行，人流像河，衣袖一下子飘过广场。领导人站在最上面，晚间偶尔会放人上城楼。对高干来说平常，对孩子是另一个世界？

他从史学的角度比从家庭的角度更稳。他知道那些年阅兵并不是每年都有，也知道节奏里夹着经济紧张和社会变化。城楼的开关像呼吸，快而慢，不按人的意志。

说回学校，八一那边的孩子，多数穿着一样的衣服。他们课间拉扯，谈起各自的父辈，嘴角是少年人的硬气。问题在于，他们说不清哪个岗位大，哪个岗位小。语气像抛石子，水面一圈圈晕开。

有个孩子问：副总长和司令谁管谁。他听见，脸色沉了，问是谁教你问这个。他不喜欢这种比较，觉得它在心里种了一个结。他想把结扯掉，力道过大，也会疼。

他其实并不反对子弟校，历史上它有过管理的秩序。他早年也在走廊里讲过纪律，觉得集体教育能稳住孩子的心。可后来风气变，攀比多了，他又说不赞成，硬把篱笆拆一截。

这份矛盾不需要替他辩。他是那个时代的人，又是家里的人。他知道权力会在墙上留下阴影，也知道影子并非全部。他的出手和后退，常常不是一个道理。

有人会说，高干子女的起点一直高。教育、生活、精神的条件，站在那一层楼板上，自然不同。他承认这点，不躲闪。也会说起点不重要，路长，拐弯处多，踏错一步就要重来。

把孩子转到普通校后，第一周就起了麻烦。习题讲得慢，队列乱，课间的风也乱。他想去校办室说一句，后来没去。他觉得让孩子自己学着把秩序捡起来，哪怕不那么快。

城楼故事被孩子们讲成片段。有人只记握手，有人记鞋底在石板上响。他把这些记忆整理成录音，过了一天才摊在纸上。他要让文字冷一寸，再让情绪退半步。

但情绪也会突然扑回来。一次他路过西单，闻到芝麻饼的香味。想到那年观礼后，孩子们下城楼正好在街口买饼，手里握着两枚硬币。这细节对谁并不重要，对他很重要。

他对权力的尺度有自己的看法。他觉得权力不该给孩子留样子，但样子总在空气里。孩子们读书、谈话、握手，都在它的范围里走。要说彻底隔绝，也不可能。

他又不是没有试过。他把那些年城楼的旧砖面看了修补的地方肉眼能见。他想，人与制度之间的缝，也可以补。但缝很宽，补起来慢，手容易磨破。

他评价那次握手，从人情看是热，从原则看是冷。孩子勇敢，他夸了。夸完也后悔半句，不该让孩子以为喊到谁都能走近。说清楚这件事很难，他后来就不再说。

有时候他会把自己变成史学家那种冷。他去档案馆，看游行的路线图，看城楼的通行证样式。纸上一行字，像线。他沿线走一遍，再把脚印从脑中擦掉。

又有时候他像个街头的人。他和卖报的聊两句，问早晨的车流，问今天的风。风从长安街上吹过来，他借着风回想一步，观礼的人群密密铺开。这种回想并无用处，但他要。

孩子们在普通校里并没有变差。他们只是慢了，慢得像长坡上的车。体育课上踢球，脚步乱，声音响。班主任看着不说，眼神里有耐心，也有稀薄的疑问。

他把真实留在生活里，不留在话头上。朋友问你为什么这么极端，他笑笑，说不极端。又说极端。他把两句都说了，谁也不信。他自己也不完全信。

这一刻的选择，后来都要付账。

他后来站在城楼下，不再上去。他说光在上面走过，他在下面就够。他的想法并不固定，有时想把孩子带去有时不想。人有两面，他也有。

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它只是换了一条路。孩子们握过手，读过书，也被风吹过。他们把那晚的灯光和早晨的馒头收进各自的口袋。把勇气和犹疑放在同一个盒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