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解放，一国军少将悄悄对解放军代表说：我入党20多年了

1949年5月27日清晨，黄浦江水面雾气未散，一艘汽艇悄然靠岸，街头百姓还在猜测战事走向；就在这一天，上海迎来解放。

市财政局办公楼里，灯火通明。身着国军少将军服的汪维恒端坐案前，翻阅移交清册，嘴角却带着旁人难解的微笑。

军管会代表顾淮临窗而立，忽被汪维恒轻轻一拉。“到隔壁谈两句。”老将低声吩咐。门合上，房间里只剩两人。汪维恒压低嗓门：“我是一九二四年入党的人，整整二十五年了。”这句话像一颗石子落入湖面，惊起涟漪。顾淮怔在那里，半晌无语。

对面站着的，可是名册里白纸黑字的“淞沪区补给区少将司令”。要不是亲耳所闻，谁敢相信，此人竟然是一名党龄比自己更长的老党员？

顾淮迅速镇定，拨通了电话。那头，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确认了汪维恒的地下身份。线索对上，谜底揭开，两人握手时，指尖都在颤抖。

交接仪式继续进行。外人看来不过是又一个败军高官例行“投诚”；然而在账册与公文的来回递交中，更多的是情报的流动。当天傍晚，汪维恒即被护送到潘汉年处，将一包厚厚的机密文件递了过去，其中既有国民党在台湾的部署，也有美军顾问团的内部备忘。

若时间再倒回二十五年：1924年春，宁波青年汪益增在张秋人的介绍下，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彼时北伐风雷未起，他却已在北洋军需学校磨砺出一手扎实的后勤本领。由于出身浙军系统，他被组织点将：改名“维恒”，以军需专家的身份潜入国民党。

1927年“四一二”枪声震碎大革命。宁波地委被破坏，汪维恒奉命撤至南京，切断与组织的最后联络。从此，他独自潜伏，不写家信，不留把柄，只把那张已经模糊的入党介绍信当作心底的火种。

十年间，他在陈诚、胡宗南部一步步晋升，中校、上校、最后成为少将经理处长。官越当越大，口袋却总是空空；同僚笑他“清水衙门的清官”，他只是咧嘴一笑。酒局上推杯换盏，真正记在心里的，是如何把情报悄悄送出去。

1938年秋，西安。史永奉李克农之命“物色可用之人”。初次见面，他只问一句：“愿不愿意帮共产党？”汪维恒毫不迟疑：“正等这句话。”这一误打误撞，让失联十年的特工重新接上线，西北暗流从此加速。

胡宗南在1940年办起“西北劳动营”，大批准备去延安的青年被羁押。汪维恒看准胡军缺乏军需人才的软肋，借办训练班之名，将五十多名学生一口气领出监所。两年里，他共救出三百余名进步青年，其中蔡茂林后来成了第一战区情报组核心。不得不说，这招釜底抽薪，比枪炮更见效。

1943年盛夏，他化名从西安飞重庆，面见周恩来，奉上胡宗南“突袭延安”作战图。会面结束，他若无其事地回到西安，继续坐镇仓库和账本前。胡军的每一发炮弹、每一袋军粮，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抗战终了，南京国防部设立联合勤务总司令部，陈良一纸调令，把老学生拉去担任经理副署长。辽沈、淮海、平津，每一场大会战前，前线敌军的番号、弹药储备、后勤线，都随着加急电报跨过封锁，奔向西柏坡。情报交上后，毛主席在地图上落笔，运筹帷幄。

1948年底，汪维恒被陈诚派往台湾，出任第十补给区副司令。对一名终身潜伏者而言，这是贴近敌人心脏的机会，却也是九死一生的考验。他决意赴险，并安排印刷厂老板许汉城为接头人。在台北的八个月，海峡对岸的动向被他一点点写进密码本。

形势逆转得比任何人想象的都快。1949年4月，华东野战军横扫江南。组织电令：“回沪待命。”他以母病为由请假，留下家人做掩护，孤身乘机返沪。半个月后，上海财政局那场“投诚”戏剧收尾，他完成了最后一次身份转换。

新政权建立后，汪维恒任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局长。按级别可分洋房，他嫌面积太大，只挑一套八十八平米的老公寓，全家十几口人挤在里头，还接济侄辈。街坊议论：“汪局长真抠门。”其实他心中有把尺，权力和舒适不过过眼云烟。

唯一放心不下的，是党籍悬而未决。几十年风霜，他从未拿到一张正式党员证。金城、史永为此四处作证，却因年代久远，线索散落，不易归档。汪维恒常笑：“不能挂名党员，就做一辈子编外同志。”

1971年冬夜，他在家中溘然长逝，享年七十五岁。床头柜放着一沓旧手稿，第一页只写了八个字——“矢志不渝，死而后已”。家人整理遗物时才发现，那些手稿是他对潜伏岁月的零星回忆，却大多停在1949年，后面空白。

1984年秋，中组部1027号批文下达到上海，确认汪维恒1924年入党，党龄全部连续。文件送到家中时，已是十多年后，他的老伴轻抚印章，泪水无声滑落。老人一生的执念，终于被证明。

汪维恒的故事告诉后人：潜伏不是戏剧化的谍影重重，更多是寂寞、克制和一寸不让的信念。枪林弹雨中，后勤岗位看似平凡，却能撬动战局。那个在上海财政局递交账本的少将，早已把胜利写进了自己的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