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到庄河县蹲点，贫困县不久成了大连粮仓

1969年8月，旅顺港的码头还沾着咸湿的海雾，一辆半旧的吉普从军港驶出，开向庄河县的山口。车里的人是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刘德才，将军肩章藏在厚呢军衣下面，副驾驶放着一件蓝粗布外套。谁也想不到，这趟看似普通的下乡之行，几年后会改写庄河的粮食格局。

庄河县那会儿被贴着“山多地薄”四个字。全县三分之一耕地是砾石薄田，一场暴雨就能冲出沟壑。公社干部苦笑：“今年化肥全靠市里拨，一斤谷子都不敢浪费。”正是这句颇带无奈的“实话”，勾起刘德才的兴趣，他决定把金山大队当成驻点，干脆住下来看看穷根到底在哪儿。

下乡第一晚，刘德才没进县招待所，而是把铺盖往生产队仓房里一放，抡起铁锹帮着农民修猪圈。夜里炕头烟雾缭绕，老农嘟囔：“首长，你真住这儿？”他笑着摆手：“在战壕都趴过，这里不算什么。”短短一句，把山村人的拘谨打散。

战功显赫的经历并未给他带来距离感。1935年参加陕北红军游击队，平型关腹部中弹仍不退；1948年平津战役率团强攻锦州南门被授旗。可在庄河，他更像一个耐心的调研员。1970—1975年六年里，他走遍全市151个公社、1201个大队、598个生产队，平均每年蹲点132天。数字冰冷，脚印却温热。

调查越细，问题越清。庄河连年减产并非单一因素：一是水土保持薄弱，二是农具落后，三是副业空白。刘德才给县革委会的备忘录里划了三条红线：修水利、推良种、扶小厂。纸面方案写成后，他更在意执行。有人担心资金短缺，他丢下一句：“先干，再想办法补窟窿。”语气硬，却透着急切。

修渠是第一仗。金山岭外一条六公里的老土渠遇雨即毁，他要求把渠底全部砌成条石。靠借来的一台旧推土机、两百多青壮，一冬硬是把河道抬高半米。开春第一次引水成功，各生产队灌溉面积翻番。站在渠埂上，看水花漫过田畴，刘德才眯眼半晌，才低声说：“这回能多收几万斤。”

有意思的是，他并未把注意力全部锁在粮田。山多路险，反倒给了养蚕栽桑的机会。庄河蚕茧原本大都廉价流向外地，他索性拍板：大队自办缫丝厂，利润由社员分红。开工那天，机器吱呀作响，飘出的第一缕丝线在昏暗灯光下闪亮，社员围着欢呼，像赢了场仗。刘德才站在人群后面，默默记下成本与产量。

“多生产一吨化肥，田里就多打一吨粮。”他在县化肥厂调研时的这句计算，后来被当成标语刷上墙。那段时间，县里调来两名复转军人搞设备改装，把原本年产八百吨的小厂扩到两千吨。化肥跟着农用汽车送进大山，秋收时，坡地玉米棒子挂满秸秆，场院稻谷堆成小山。

生产提速带来的变化很快显现。1971年庄河县粮食产量首次突破五亿斤；1975年，数字涨到七点五亿斤，直逼大连全市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庄河人笑称“山里长出大粮仓”。统计公报出来那天，县革委会一片沸腾，而刘德才只是把表格折好揣进兜里，转身又跑去看一处正在平整的新梯田。

农民最记得的是他的随和。队里犁地缺牲口，他二话不说套上自家退役军马；厨房缺柴，他弯腰捡枯枝；知青想念城里书报，他让通讯站多配一份《参考资料》。春寒料峭的夜里，他守在火炕边，听老乡诉苦：“以前下雨就发愁，今年心里踏实多了。”对话短，却显得真切。

将军视察也不摆姿态。一次县里准备午宴，他掀开锅盖只看了一眼，轻声提醒：“别搞花样，家常就行。”随后夹起一块窝头蘸咸菜照样吃得香。知情人后来回忆：“他在部队时就这么简朴，还常穿那双洗得发白的胶鞋。”

1984年9月15日，东鸡冠岛上举行“上岛30周年”纪念，刘德才拄着拐杖给守岛新兵留下24字题词：“以岛为家，以苦为荣。独立作战，长期守备。为国立功，无尚光荣。”那年他67岁，心脏病缠身，却坚持把字写完。年轻战士看着瘦削的老人，不由挺直腰杆。

两年后，他在沈阳军区总医院病房病情突变，晚10点45分，心跳定格。听到噩耗，庄河县金山大队的老社员自发摆上麦穗和蚕茧，默默站了一夜。外地来人问：“怎么不用花？”老社员抿嘴回答：“咱庄河富起来，全靠这两样，他最看重的也就是它们。”

刘德才一生戎马，也一生俯身黄土。金山渠里如今依旧流水潺潺，老石板上青苔斑驳，仿佛在提醒过客：改变命运的，不总是天赐良田，更多是那股肯蹚泥水的劲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