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时，毛主席选了4人担任副总理，这四个人有何过人之处

1949年10月，北平城里炸开了锅。

71岁的黄炎培，那个曾经对着袁世凯的高官厚禄翻白眼、把蒋介石的拉拢当空气的倔老头，竟然食言了。

他把自己守了一辈子的“不做关”誓言，啪的一声，摔得粉碎，居然接下了政务院副总理的印把子。

这事儿在当时那是相当轰动，好些老友私底下都在嘀咕：这还是那个一身傲骨的黄任之吗？

咋就低头了呢？

其实吧，这事儿真不能怪黄炎培骨头软，要怪只能怪周恩来的这盘棋，下得太绝了。

这一年，周总理给新成立的政务院（后来叫国务院）攒了个班子，点了四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

你要是以为这只是一份简单的名单，那就太天真了。

这分明是周恩来为了打破那个要命的“兴亡周期率”，给新中国这艘刚刚下水的破船，装上的四根定海神针。

咱们先把时间轴拨回到开国大典刚结束那会儿。

礼炮声是停了，可摆在桌子上的烂摊子，能让人愁白了头。

国民党还在西南那嘎达负隅顽抗，土匪特务遍地走；经济上更是没眼看，物价飞得比火箭还快，老百姓手里拿的票子，早上能买斤米，晚上可能就只能买盒火柴了。

这时候的周恩来，压力大得吓人。

他心里跟明镜似的：光靠拿枪杆子的帅才，打天下行，坐天下？

悬。

他急需一个能镇得住场子、搞得定经济、还能让各路神仙都服气的“混合战队”。

于是，这四位大神登场了。

先说那个让大家都觉的“不可思议”的黄炎培。

作为民盟的大佬，他其实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脸面”。

这事儿还得扯回1945年，他飞到延安，在那个昏暗的窑洞里，给毛泽东抛出了那个著名的“死亡提问”：历史上那么多朝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我就想问问，共产党能不能跳出这个周期率？

当时毛泽东回答得很干脆：“能！

因为我们找到了新路，就是民主。”

四年后，周恩来把黄炎培请出来，这波操作简直是神来之笔。

这等于是在告诉全天下：当年你在延安问的问题，现在请你自己进来，咱们一起通过实干来回答。

让提出问题的人直接参与解决问题，这种胸襟，比啥好听的话都管用。

黄炎培这一出山，那些还在观望的资本家和读书人，心里的石头算是落地了。

再来看看陈云，这可是个被低估的“狠人”。

当时很多人都不认识他，觉得他名气不如那些元帅大。

可后来李先念说了句大实话：“我打仗学徐向前，搞经济就学陈云。”

1949年的经济战场，那凶险程度一点不比淮海战役差。

上海刚解放，那一帮投机倒把的资本家，在那儿疯狂炒作银元和棉纱，物价一天跳三次，就是想用钱把共产党给逼死。

这时候，44岁的陈云站出来了。

他是个排字工人出身，没留过洋，也没拿过啥经济学博士学位，但人家就是有那个天赋。

他在上海指挥的那场“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手段之老辣，把那些玩了一辈子金融的资本家都给整懵了。

短短几天，物价稳住了，人民币站住了。

这不就是现代版的金融保卫战吗？

周恩来选陈云，选的就是国家的“钱袋子”。

能打天下不算本事，能守住老百姓的钱袋子，让大伙儿吃上饭，那才是真功夫。

接着是董必武，这位老爷子是四人里的“压舱石”。

参加过中共一大，绝对的元老级人物，人称“延安五老”。

63岁的董老，从清朝秀才干到马克思主义者，这跨度也是没谁了。

周恩来让他当副总理，可不是为了摆个老资格好看的。

新中国刚成立，那是真的“无法无天”——因为法律都是空白的啊。

董老法学功底深厚，专门负责给国家立规矩。

而且这老头有个特点，出了名的“六亲不认”。

老家亲戚写信来要官要学上，他统统回绝，一点面子不给。

在那个特权横行的旧社会刚过去的时候，太需要这么一位“黑包公”来杀杀歪风邪气了。

最后一位是郭沫若。

郭沫若跟毛泽东那关系，那是真的铁，俩人经常唱和诗词。

有个细节特有意思，1945年重庆谈判时，郭沫若看毛泽东没表，就把自己手上的欧米茄摘下来送给了主席。

这块表，毛泽东后来戴了一辈子。

郭沫若当副总理兼中科院院长，直接把政权和知识分子那个隔阂给打通了。

这招就叫：不仅要拿枪杆子，还要握笔杆子，让读书人心甘情愿跟着走。

这哪里是凑班子，这分明是一个精密咬合的机器。

陈云稳住了饭碗，董必武立下了规矩，郭沫若凝聚了人心，黄炎培则亲身参与了打破“周期率”的实验。

现在回过头看1949年的那个秋天，真得佩服老一辈的手段。

他们心里清楚，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要把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搞好，光靠自己人是不行的，得把全天下有本事的人都拢到一块儿。

这段历史说白了就一个理儿：一个政权能不能稳，不光看枪炮硬不硬，还得看能不能把最聪明的大脑和最热乎的人心，都给聚到一起。

1979年7月1日，陈云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这时候他已经74岁了，依然是那个定海神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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