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世谈判经历艰难15年，龙永图回忆：邓小平逝世改变谈判氛围

1992年2月的香港国际机场，大雨滂沱。身着深色风衣的龙永图匆匆走向登机口，他手里的资料袋被雨水溅湿，这一次，他要赶赴日内瓦参加又一轮关于“复关”的技术磋商。彼时，距离中国首次向关贸总协定递交恢复缔约国地位的申请已过去六个年头，真正的谈判却刚刚拉开序幕。

飞机降落时已是深夜。第二天清晨，会议室灯光刺眼，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围坐一圈。对方第一句就抛来质疑：“中国计划经济烙印太深，能否真正按市场规则行事？”房间里空气凝滞。龙永图沉住气，反问一句：“市场经济是唯一标准，还是尊重发展阶段更重要？”短短一句，既亮出了底线，也埋下了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伏笔。

时间推到1993年，国内围绕“入世”出现了截然对立的声音。有人担心关税降低将冲击国企，也有人忧心外资挤压民族产业。争论最激烈的那天，外经贸部深夜灯火通明，一份厚厚的《谈判利益损益表》被摆在部长办公桌上。数据表明，一旦错失窗口，亚太各经济体在区域协定中将迅速锁定优惠关税，中国的出口份额极可能被替代。正是在反复权衡得失后，高层拍板：谈判继续，国内改革同步加速。

1995年1月1日，世贸组织挂牌，旧的“复关”申请被自动替换为“入世”申请。机遇与挑战并存，美国代表团立场倏地强硬。3月的那场磋商，双方在零点后仍未离场；凌晨两点，美国代表拍案而起：“若无让步，协定无从谈起。”龙永图摊开文件，平静回答：“中国让步有限，底线不可动摇。”有人回忆，那一夜他喝下十余杯黑咖啡，声音却始终稳定。

转折来自1997年2月19日晚。北京电视台悼念邓小平的节目通过卫星信号传到日内瓦出租公寓。灯光全亮，代表团成员默默站立在屏幕前。翌日进入会场，西方代表团态度显著放缓。英国代表小声对身旁同事说：“邓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谈判格局。”龙永图事后感慨：“那是一个微妙时刻，尊重与现实利益叠加，使对方语气柔和了。”

1999年秋天，中美谈判进入冲刺。克林顿政府出于扩大对华出口与地缘政治双重考量，释放积极信号。11月15日，华盛顿阴雨，双边协议文件在商务部会议厅桌面徐徐展开，署名那一刻，相机闪光此起彼伏。外界认为，大门已被推开，剩下只是走流程。事实偏不遂人愿。

2000年2月，布鲁塞尔，欧盟代表马奥罗坐在红皮椅子上摊开电信开放清单，“若不能完全准入，欧洲企业将难以向本国议会交代。”龙永图眉头紧锁，翻译记录纸已写满。凌晨，他独自走到旅馆楼顶，寒风凛冽，他却一句“不能后退”挂在嘴边。那一夜，他几乎通宵修改文本。后来回忆，他说自己想起贵州山村的清冷夜空，“不能让这场旷日持久的努力在最后关头折戟”。

15轮唇枪舌剑后，欧盟终于在保险、金融、电信三块最敏感领域接受分阶段开放方案。2001年9月，多哈会议开幕前夕，多国代表收到修订文本，称“内容已接近数据对齐”，暗语意味着达成共识在望。11月11日，卡塔尔阳光炽烈，中国代表团步入签字大厅，15年文件堆积成厚厚一摞。签字笔落下，现场掌声持续了近两分钟。

客观回看，15年里中国对外承诺关税从平均40%以上降至15%左右；同时，国内完成涵盖税制、金融、知识产权、检验检疫等超过300条法规的配套调整。有人质疑代价高昂，也有人称赞换来新格局。有意思的是，多家国有大型企业正是在竞争压力下完成股份制改造并走向全球。

龙永图偶尔被问到“最难忘的瞬间是哪一个？”他回答并非签字，而是1998年深冬雪夜，他在日内瓦分批和团队成员谈心，鼓励大家“再坚持”。那晚，窗外雪片飞扬，室内暖气嘶嘶作响，他说：“只要谈判桌上坐得住，未来就会给我们答案。”年轻谈判官至今记得这句话。

遗憾的是，公众往往只记得终点的辉煌，很少有人聚焦中间的拉锯。试想一下，没有那一代谈判者数百场会议、数十万字材料的往复修订，后来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布局恐怕要晚许多年。15年艰辛，不是一场单纯的贸易交涉，更是一场制度对接、观念碰撞与国家战略耐心的全面考验。

2001年12月11日零时，世界贸易组织官网更新成员名单，中国位列第143席。日内瓦清晨六点，湖面薄雾缭绕，万国宫的旗帜随风猎猎。龙永图走过长廊，没有停脚，肩头那只旧公文包被日光拉出高高的影子。他后来淡淡一句：“真正的工作，从入世那天才算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