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武当道士下山救治伤员，医术奇特，抓活鲤鱼，烧槐树枝

1941年1月的一天清晨，汉江河面浮着薄雾，几名担架兵踉跄着把一名高烧不退的机枪班长抬进均县城隍庙。这里原本香火缭绕，如今却支起纱布帘子、酒精炉和粗糙手术台，临时改成第一五五后方医院的外科病房。

城隍庙前的三通石碑早已弹痕累累，背后却是一片难得的安宁——武当山的背影守在西北，层峦叠嶂替这座小城挡下了日军的炮火。正因如此，自1938年起，师级、团级卫生所、疗养院陆续把招牌挂在均县，道观、庙宇、祠堂能腾的房间几乎全被改造成病房。

医疗队越来越多，可医用酒精、磺胺片却越来越少。前线一旦吃紧，运输线就随时被炸断，手里再完备的流程也得停摆。医生们只能把目光投向山上的那些道士——这些鬓角花白的人没有学历证书，却能准确报出草药的方位与性味。

罗教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请”进城隍庙的。1938年他刚过四十岁，河南人氏，年轻时负笈入武当，拜冷合斌为师。刀枪剑舞背后，他真正抓得住人心的是那一套从道书里抄来的外科手法。红军长征路过武当时，他已用草灰和艾炷替战士止血，名声不胫而走。

眼下这位机枪班长伤口毒化，脓水从肩头淌到腋下一片乌紫。罗教培看过后，先取出自配的“宁魂散”让伤员昏睡。炭火上烧红的匕首迅速划开腐肉，他用竹筷挑出弹片，又把一条活鲤鱼拍晕，用木杵捣成泥，混进五味子末与冰片。那团温热的鱼泥刚敷上去，旁边医生忍不住嘀咕：“这也能行？”罗教培轻声回了一句：“三日见效，不信走着瞧。”

当天夜里，班长体温就从四十度滑到三十七度。第三次换药时，肉芽粉红，几名卫生兵把这一幕称作“鲤鱼活血”。后来有人在笔记里补了一句：缺青霉素的岁月，只能拿鱼腥味儿救命。

罗教培的办法被记下，却并非孤例。1939年5月，七十二军野战医院收进一批奔袭途中受挫的骑兵，多是软组织钝伤。紫阳庵道长水合一下山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让伙夫去后院砍槐树枝。枝条烧成灰，过筛成粉，看似寻常的废料配上香油、大葱白，再以米醋开路，涂抹淤青处。头两天青紫发黑，第四天颜色便消褪，士兵活动自如。有人问原理，道长只说：“火旺则灰寒，寒能制血热。”听起来玄而又玄，可确实好用。

水合一生于1901年，早年在随州当过短命区团总，厌倦官场后流落武当。徐本善收他为弟子，看重的是他识文断字又懂几味草药。1930年红军进山，水合一替红军化装伤员，假扮道士出庙——这门乔装术后来也救过不少国军士兵。

另一个常被提起的名字叫周咏南。她出生1920年，本姓周，与武当道士周举并无血缘，却在十岁那年被收为“记名女弟子”。三味秘方——玉荷仙液、生化灵胶、武当万应丸——就这样传到了她手里。1942年冬，周咏南在前线腿部中弹，撤到均县疗养。养伤期间，她把秘方交给129兵站医院化验室，医生们用酒精、蜂蜡与当地产黄芪重新测比，炼出改良版止血膏，存量虽少，却曾在沙市会战抢救过上百条性命。

抗战尾声的1945年夏，武当道观内外累计接收的伤员多达五千余人，野战医院的统计表上，“道医治疗”一栏占到三分之一。有人说这些方子带着神秘色彩，其实不过因地制宜。没有普鲁士蓝的抗毒血清，就用马兜铃煎汁；没有外科麻醉，就用酒精混罂粟壳；没有绷带，就撕开香案上的旧供帛。

值得一提的是，道士们不仅治伤，还教会医护兵识别山中草药。每当晨钟暮鼓响起，新兵跟着背诵：“石蒜止痛，透骨草祛风。”这些句子后来写进野战卫生员培训手册，成为标准化教材雏形。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座山的草木和这群隐姓埋名的人，后方医院的生存率或许要再跌一成。

战争结束后，相当一部分道士留在原地，继续与军医合作编书、校对药方。周咏南因旧伤行走不便，被安排到湖北省卫生实验所整理中草药标本。1966年春，她把三味秘方誊写完毕，交给长子黄天。老人只说了八个字：“药在人在，不可私藏。”

黄天不通医理，次年便把手稿送回武当山研究室。手稿依旧是毛笔字，纸张泛黄，却成了后来《武当本草辑要》修订的重要依据。那部书印刷于1978年，目录里仍能看到活鲤鱼膏与槐灰油的配伍比例，只是旁边多了现代药理的解释。

回头细数，那些把庙门改成病房的岁月里，有血腥，也有草木清香；有炸弹巨响，也有暮鼓晨钟。道士们信奉的是“济世”二字，兵们看重的是能否活命。双方在最艰难的年代握手，留下了今日读来仍觉惊奇的医疗故事。

人们常记住武当的太极剑，却容易忽视另一个画面：道袍掀起，灰烬滚落，落灰里混着槐枝味和酒精味，那是另一种不动声色的护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