歼7试飞员田间迫降重伤，王震赴医院探望：你是英勇模范的飞行员

1977年6月20日清晨，西安空军某指挥所里传来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一位值班军官放下话筒后转头就冲了出去。几分钟后，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便决定推迟原定行程，直奔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对他来说，眼前这位病床上的年轻空军少校，比任何会议都要紧。

事情要从前一天说起。19日上午8点53分，41岁的王冠扬驾驶一架编号07的歼7战机爬升到9000米执行环境测振试飞。短短十分钟，各项参数看似一切正常。谁也没有想到，最后一个俯冲拉起转弯动作刚完成，机腹就传来沉闷爆响，随后座舱充斥刺鼻煤油味。发动机转速瞬间跌成零，油门杆推到底依旧毫无反应——典型的燃油系统爆裂性空中停车。

那一刻，条令告诉他跳伞，经验却提醒他还可以再试一次。地面塔台急促地呼叫：“高度八千，速度七百，立即弹射！”王冠扬只回了简单一句：“再给我三十秒。”口气平静得像在练习呼气操。西侧是生产化肥的国营大厂，里面存放着上百吨硝铵；东侧是一片夏收后的麦田。试飞员在半秒钟内做出了选择——绕过厂区，向东迫降。

飞机没有动力，只能靠余速滑翔。高度一米一米往下掉，地面却越来越复杂，电线杆、机耕道、散落的收割机交错其中。距离跑道延长线还有400米时，他果断丢掉了两枚实弹减轻重量，随后把机头死死压向一块空旷地。机体接触地面时速度还在三百公里左右，冲击让座舱瞬间开裂，机身断成两截。巨响过后，村民们看见飞行服里那张苍白的脸。“有没有人受伤？”王冠扬噎着血，努力吐出这句话后便失去知觉。

救护车抵达十分钟，他被送进手术室。诊断结果令人心惊：第一腰椎粉碎性骨折，骶骨震裂，多处软组织撕裂。更棘手的是脊髓受压，随时可能高位截瘫。医院缺一种进口骨髓减压药，后勤仓库也无库存。王震了解情况后批示：“立刻去丰台地下库提货，飞机加急空运。”当晚深夜，药品抵西安。

王冠扬并非第一次与危险擦肩。早在1967年，630研究所遴选歼击机试飞员，他明知生死未卜仍主动报名。十年间，他在各类新机和大修机上累计完成1200余架次试飞，1976年一年就飞了119架次。行内把这群人称作“刀尖上的舞者”，他们在数百米每秒的风洞里用生命为数据作保。王冠扬对此淡淡一句：“党员嘛，咱得先上。”

回到更早的岁月，1936年9月，他出生在江苏阜宁的泥草房中。1945年一次放学途中遭遇日机扫射，他躲桥下逃得性命，两位同学却倒在尘土里。从那天起，“将来要开飞机，打败天上的敌人”成了在少年王冠扬心底反复敲击的班鼓。1956年，空军到学校招飞，200多名学生体检合格仅两人，他是其中之一。家里唯一的老母鸡差点被母亲高兴地当场杀掉庆祝，被姐姐拦下——“那可是咱家的银行”。这些细碎往事，后来他总轻描淡写，只说“穷也挡不住想飞的心”。

再说西安医院。脊椎复位手术不能全麻，医生唐农轩教授征求意见时提醒：“过程极痛，不能喊停。”王冠扬答：“要飞就得过这一关。”钩子拉伸脊柱时，汗滴顺着他下颌砸在床单上，牙齿咬得吱吱响，却一句痛字没出口。术后第四个月，他已能拄着双拐在病房走上两圈。空军党委给他送来“雷锋式飞行员”奖章，王震再次到病房握着他的手，笑着说：“好样的，早知道脊梁骨这么硬，当年就该让你去当坦克兵。”

家庭状况同样让王震动容。探望那天，13岁的女儿穿着掉扣子的背带裙，只能用草绳别在肩上；五岁的小儿子脚趾从破球鞋里探出来，衣服短得露肚脐。王震擦了把眼角，交代工作人员为军嫂调岗，让她能随时照顾丈夫，并安排干休所老阿姨临时代管两个孩子。

同年8月，空军授予王冠扬“全国二级英模”称号，并批准医疗康复期满后可自行选择岗位。可他却向组织请愿：“只要身体允许，愿意继续留在试飞一线做地面保障。”1980年底，他真的回到630研究所，改当安全监察员。每当新手试飞员走进准备室，他总拍拍对方肩膀：“记住，飞机是国家的，地面是老百姓的，咱们自己却只有一次命。”

王冠扬后来说，最难忘的不是疼痛，而是迫降瞬间那群正在麦田里弯腰拾麦穗的农民——那是他决定不跳伞的理由之一。时间过去多年，歼7早已退出现役，可那片麦田和那句“你是英勇模范的飞行员”依旧留在许多人记忆里，像一道无声的航迹，穿过岁月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