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课堂中的经典案例：苏格拉底之死、辛普森杀妻案、洞穴奇案……

在法学院的课堂上，总有这样几个案子会被分析、研讨，历经一代又一代法学师生的审视，依旧散发着法学研究的价值。接下来便随着小编的脚步，看看这些经典案例你还记得几个吧。

NO.1

辛普森杀妻案

疑罪从无

1994年，前美式橄榄球运动员辛普森(O.J. Simpson)杀妻一案成为当时美国最为轰动的事件，这也是史上最为典型的“疑罪从无”案件。

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二日深夜，人们在辛普森的豪宅门前发现两具血淋淋的尸体——妮克·布朗·辛普森与餐馆的侍应生郎·高曼。两人浑身血痕，而且被利器割断喉咙而死。

案件发生在辛普森的家门口，他在案发时距离现场很近且没有其他不在场证明，在案发现场有他的血迹，他与妻子之间一直有感情矛盾，有证人似乎看到在案发时间附近有类似辛普森身材的黑人出现……种种证据都指向了辛普森，但最终的结果却是辛普森金蝉脱壳。

这种逆转结局与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以及“疑罪从无”原则脱不了干系。

在美国的司法体制中，只依赖间接证据就把被告定罪判刑绝非易事。此外，间接证据的搜集以及间接证据和案情事实之间的关系应当合情合理、协调一致，如果出现冲突或漏洞，就表明间接证据不够可靠，不能作为定罪的确凿根据。

比如，在辛普森案中，检方呈庭的间接证据之一是在杀人现场发现了被告人的血迹，可是，由于温纳特警长身携辛普森的血样在凶杀案现场停留了3小时，致使这个间接证据的可信度降低。

此案当时的审理一波三折，在辛普森(O.J. Simpson)用刀杀前妻及餐馆的侍应生郎·高曼两项一级谋杀罪的指控中，由于警方的几个重大失误导致有力证据的失效，辛普森无罪获释，仅被民事判定为对两人的死亡负有责任。

辛普森的律师团在西方世界构建的陪审团制度的框架之下，运用一系列法的原则 ，从种族歧视到非法证据排除，从品格证据到超越合理怀疑，从疑罪从无到一罪不二判，充分发挥了智慧的力量，将杀妻“悬案”成功化解。

NO.2

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

“你有权保持沉默”

1963年3月3日深夜，一位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某影院工作的18岁女性下班回家时，被米兰达劫持到汽车内，并在车内将其强暴。米兰达被抓获后，被受害者指认，米兰达也供认不讳，并写了一份供认书，还在上面签了名字。

以米兰达的供认书和招供情况为证据，法院判决米兰达犯劫持罪和强奸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和30年。米兰达不服，在狱中多次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写信上诉，终获成功，这便是美国刑诉领域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

米兰达认为，自己当时的招供是被迫的，警察违反了不得强迫被追诉人对自己作证的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同意了被告的观点，认为：虽然被告肉体上没有受到强迫，甚至也没有人直接告诉他必须招供，但“心理上”的强迫是存在的，警察采取的一系列行为都给被讯问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而这样供认的可信度是很低的，不应作为合法证据使用。因此，联邦最高法院明确规定：

在审讯之前，警察必须明确告诉被讯问者：

（1）有权保持沉默；

（2）如果选择回答，那么所说的一切都可能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

（3）有权在审讯时要求律师在场；

（4）如果没有钱请律师，法庭有义务为其指定律师。

这就是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一案所产生的著名“米兰达警告”。该案第一次宣告了在侦查讯问时刑事被告人拥有多项救济性权利。如果警察在审讯时没有预先作出以上4条警告，那么，被讯问人的供词一律不得作为证据进入司法程序。

米兰达判决被视为沃伦法院刑事诉讼革命时代里的代表性案例，它不仅影响到美国联邦与各州的刑事司法，成为美国司法文化的一部分，亦影响到海外其他文明国家侦查讯问法制的变革。

“一次一案”与“就事论事”的司法审查传统值得我国借鉴，有利于反思欧陆法学思维，亦有利于通过司法个案推进人权保护。

NO.3

纽伦堡审判

恶法非法之争

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又称纽伦堡审判，英语：Nuremberg Trials，德语：Nürnberger Prozesse）指的是1945年11月21日至1946年10月1日间，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对欧洲轴心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领袖进行数十次军事审判。

由于审判主要在德国纽伦堡进行，故总称为纽伦堡审判。在这场审判中，被告共计22名，均为纳粹德国的军政首 领。另外包括德国内阁在内的6个组织也被调查和判决，其中3个判决为犯罪组织，另外3个则无罪。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开庭的时间距离二战结束只有短短的6个月，纳粹德国政权已经崩溃，但纳粹的阴魂尚未散去。当时的德国，纳粹虽已战败，但民众尚未从数十年的精神管制和理论荼毒中清醒过来。

纳粹的精神遗毒仍隐藏在一些德国民众的内心深处，或者披上民族主义的外衣；一些普通的德国士兵认为，自己虽然参与了战争，但只是作为一名德国公民履行自己保卫祖国的义务而已，不是犯罪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再也没有什么比审判，比法庭证据展示、法庭辩论和判决更能挖掘历史的真相了。纽伦堡审判是一次在世界法律史上奠定了正义的“恶法非法”的审判。

在公诉人对他们的战争罪行进行指控时，这批战犯们都无一例外地回答说：自己只是奉“上级命令”而行事。但对他们的种种狡辩，国际法庭的公诉人之一、美国的杰克逊大法官却为这些军官的推托之词给出了自己的回应：

“有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纳粹党徒，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里对人类犯下了前所未有的残酷罪行！谋杀、拷打、奴役、种族屠杀这些行为，不是早已被全世界的文明人认定了是一种罪行吗？我们的提议，就是要惩罚这些罪行！”

杰克逊法官接着说：德国法西斯党的种族屠杀、践踏公民权利的“法律”与“法令”，是与人类最基本的道德与人性完全相悖的“恶法”。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会执行这样的“恶法”；而这样的“恶法”，亦不能成为任何人拿来为自己的犯罪行为作辩护的理由。

NO.4

苏格拉底之死

向死而生

公元前399年，一位追求言论自由的伟大哲学家———苏格拉底，被众人以提倡新神，败坏青年的罪名判处死刑。苏格拉底被判处有罪以后，他的学生已经为他打通所有关节，可以让他从狱中逃走。并且劝说他，判他有罪是不正义的。

然而苏格拉底选择了慷慨走向刑场，视死如归。苏格拉底说，“我是被国家判决有罪的，如果我逃走了，法律得不到遵守，就会失去它应有的效力和权威。当法律失去权威，正义也就不复存在。”

他认 为，虽然判处其死刑的国家法律缺乏正义性，但其是被审判团体经过公开、公正的程序而被判有罪并处以死刑，如果他逃走，便是公然违反国家的法律，这样的违法行为会破坏国家法律的权威性，法律只有被公民所信仰和遵守，才能成就其权威性。

苏格拉底明知判处其死刑的法律是恶法而选择守法、遵从国家的法律并从容赴死，为了自己所信仰的国家法律必须被信仰和遵守的这种法治理念而死。苏格拉底以自己的死捍卫了国家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尊严，其向死而生的意义不是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并且延续下去。

NO.5

洞穴奇案

极端伦理困境下的法律思考

著名学者富勒 1949 年在《哈佛法律评论》中发表了《洞穴奇案》这一假想公案，富勒还进一步虚构了最高法院上诉法庭五位大法官对此案的判决书。1998年，法学家萨伯延续了富勒的假想，假设五十年后这个案子有机会翻案，另外九位大法官又针对这个案子各自写出了判决意见。

该案件发生在纪元4299年5月，纽卡斯国的五名洞穴探险人受困山洞，水尽粮绝，无法在短期内获救。为了维持生命以待救援，大家约定抽签吃掉其中一人，牺牲他以救活其余四人。

威特摩尔是这一方案的最初提议人，但在抽签前又收回了意见。其他四人仍执意抽签，并恰好选中了威特摩尔做牺牲者。获救后，这四人以杀人罪被起诉并被初审法庭判处绞刑。

这个虚构的案件引发了社会大众的广泛讨论与争议，陷入争议的原因在于案件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该案件不仅涉及法律与人性之争、同时也陷入法理与道德之争当中。在富勒虚构的14位法官眼中，虽然四位被告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但介于环境与道德上的可悯恕性，法官均会站在道德的层面对被告给予宽恕。众多法官的判决，无论有罪与无罪均会被世人所诟病，谁都无法给予大众一个非常完美的答案。

富勒虚构的这些判决书，实际上反映了20世纪各个流派的法哲学思想，有如一桌法哲学盛宴，让读者得以品味精彩动人的深邃思辨。

虽然这些案例中，有的与我们有着法系之别，有的距我们已有两千多年之久，但它们始终在历史长河中散发着公平、正义、思辨的光芒，又或是引起我们对法律的反思，给予今天的法学发展诸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