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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有一部一直没专门谈过,前不久在金球奖还得了奖,就是《绝望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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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写手》
第五季已经续订了,前面四季在豆瓣几乎都在9分以上,算得上是顶级水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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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剧依赖的是一种可以称之为「欢喜冤家」的喜剧套路,也就是依赖两个人设迥异的角色,发生各种冲突和矛盾来制造笑料,最终和解。
《绝望写手》虽然采用了这个传统,它又对此进行了激进的解构与重组。
剧集的核心设定是,一位面临职业危机的脱口秀女王Deborah Vance,和一位因网络言论被「取消」的Z世代编剧Ava Daniels被迫合作。这是一组传统的导师-学徒搭档,但剧集跳出了常规的叙事路径,构建出一种更复杂、流动且充满病理特征的共生关系。这种关系的最大创新,就是「反温情」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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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写手》第一季
Deborah和Ava之间的互动并非建立在传统的相互尊重或喜爱之上,而是基于一种残酷的相互利用和深层的孤独共鸣。
Deborah代表了旧好莱坞的生存法则:通过构建坚硬的外壳、牺牲个人生活并在男性主导的行业中以暴制暴来获得成功;Ava则代表了当代互联网文化的价值观:追求极度的透明、自我中心以及对社会正义的理论化坚持。
可贵的是,剧集没有简单地评判谁对谁错,而是展示了这两种生存哲学在碰撞中的局限性与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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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四季,这种共生关系进一步演变为一种 「相互保证毁灭」的权力博弈。Ava利用掌握的Deborah的秘密进行勒索,从而获得了首席编剧的职位。这彻底打破了传统女性情谊剧集的叙事逻辑,将两人的关系推向了一种基于威胁、恐惧与才华依赖的全新高度。
有剧评人认为,这种关系甚至超越了《末路狂花》式的同盟,进入了一种更接近于复杂的职业婚姻,或者说施虐/受虐关系的心理学领域——每一方都持有摧毁对方职业生涯的核按钮,却又因为对艺术完美的共同追求而无法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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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写手》第四季
《绝望写手》在角色塑造上的另一大新意,在于对女性「反英雄」形象的深度挖掘。在过去二十年的剧集黄金时代中,复杂的反英雄角色主要由男性垄断。Deborah Vance填补了女性在这一领域的空白。
她当然是一个所谓「难搞的女人」。她曾烧毁前夫的房子,对员工极其苛刻,为了维持地位不惜一切代价。然而,剧集通过对她过往创伤的细腻回溯——不仅仅是闪回,更是通过她当下的防御机制来体现,赋予了这种「恶」以复杂的人性逻辑。
同时,Ava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无辜受害者或道德楷模。她自私、眼高手低、经常在职业道德的边缘试探。剧集大胆地展示了女性的平庸之恶与野心之恶,拒绝将女性角色通过可爱或善良来获得观众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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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女性道德复杂性的诚实呈现,构成了该剧叙事张力的核心来源,挑战了观众对女性角色的刻板期待。
不同于以搞笑为唯一目的的那种喜剧,《绝望写手》将喜剧本身作为一种叙事主题和角色的生存机制。
对于Deborah而言,幽默是她对抗世界残酷性的盾牌,也是她重新定义个人创伤的唯一方式。笑话的生产过程被描绘成一种痛苦的炼金术,需要将生活中的痛苦、羞耻和愤怒提炼成几秒钟的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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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季中,当Deborah面临因过去的种族主义笑话被「取消」的风险时,她选择的回应方式不是发表公关通稿,而是试图通过创作新的段子来消化这一危机。
这就是喜剧人的核心困境——幽默能赋予人权力,也可以剥夺人的尊严。那么当赖以生存的武器变成了自我毁灭的导火索,创作者该怎么办?
Jean Smart的演绎绝对是大师级的表演。她不仅通过精准的台词节奏驾驭了喜剧部分,更通过非语言的微表情构建了角色的悲剧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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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写手》第三季
Smart极其擅长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情绪的急剧转换。在许多场景中,当Deborah刚刚用尖酸刻薄的语言击溃对手后,Smart会通过眼神的瞬间黯淡或嘴角的一丝抽动,流露出一闪而过的悔意或自我厌恶。
这种在攻击中暴露伤口的表演方式,让观众意识到Deborah的残酷往往是一种防御机制。Deborah作为一个老派艺人,其身体语言是高度戏剧化且经过严格规训的。Smart赋予了角色一种时刻准备登台的紧绷感——挺直的脊背、夸张的手势、甚至在私密空间也保持的亮相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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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剧情推进,特别是当她面临身体衰老或情感打击时,Smart会展示这种身体控制的崩塌,这种对比极具震撼力。
作为一名相对新人的演员,Hannah Einbinder在与老戏骨Jean Smart的对手戏中展现了惊人的势均力敌。
她饰演的Ava是Z世代焦虑与自负的集合体。Einbinder的表演风格偏向于「反高潮」的冷面幽默。她用一种单调、甚至带有厌倦感的语调念出那些充满讽刺意味的台词,这种处理方式与Smart那种歌剧式的、高能量的表演形成了完美的喜剧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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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声音上的反差本身就构成了代际冲突的听觉隐喻。尽管以语言喜剧见长, Einbinder在肢体语言上也极具天赋。她在剧中有意强化了Ava那种略带笨拙、四肢不协调的体态,生动地刻画了一个生活在网络世界、在现实社交中手足无措的知识分子形象。
特别是在第四季中,Einbinder在一次尖叫戏份中展现了惊人的情感爆发力,这源于她在拍摄间隙接受灵气治疗(Reiki)时的真实情感体验,她将这种原始的愤怒注入了角色,标志着Ava从被动接受者向权力掠夺者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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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写手》的灵魂在于两位主角之间的化学反应。这种反应建立在一种独特的节奏之上——Deborah的进攻是急促、尖锐的,像机关枪;而Ava的回应则是拖沓、含混但同样致命的,像慢性毒药。
许多精彩时刻来自于两人的即兴发挥或对剧本的微调。例如在片场休息时,两人会玩一种游戏,这种线下的亲密互动反哺了剧中的关系,使得两人在银幕上的连接感超越了剧本的设定。她们在彼此眼中不仅是对手,更是某种无法定义的灵魂伴侣。
《绝望写手》归根结底是关于对权力关系的动态解剖。起初,Deborah拥有绝对的经济资本和行业地位,她是雇主,掌握着Ava的生杀大权。Ava则处于被动地位,是一个被行业放逐的不可雇佣者。然而,Ava拥有Deborah所急需的文化资本——年轻的视角、对当下语境的敏感度以及写作才华。
随着剧情发展,这种不对称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Deborah发现自己离不开Ava的才华来维持相关性,而Ava也意识到自己在Deborah事业复兴中的不可替代性。第四季的开篇标志着权力关系的根本性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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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写手》第四季
Ava利用关于Deborah的负面信息,对Deborah进行了勒索,强行获得了首席编剧的职位。这一情节极具震撼力,因为它标志着Ava终于学会了Deborah的生存法则——为了成功不择手段。
此时,两人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雇佣或师徒,而变成了一种基于恐惧与利益的恐怖平衡。Deborah对此的反应是复杂的:愤怒、偏执,但潜意识里或许对Ava这种进取心产生了一种扭曲的赏识。这种我教会了你怎么来对付我的讽刺,是剧集对权力代际传承的锐利洞察。
《绝望写手》还探讨了在现代零工经济和创意产业中,职场关系与私人关系界限变得彻底模糊。
Deborah习惯于用金钱购买陪伴,她身边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付费朋友。然而,当真正的亲密感在工作中产生时,这种金钱关系就变得极其尴尬和具有破坏性。
Ava试图在职业野心和对Deborah的个人情感之间寻找平衡,但剧集不断告诉我们:在这种高度不对等的权力结构中,纯粹的情感几乎是不可能的,每一份温情背后都标好了价格或附带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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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orah和Ava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互为镜像的代偿性母女关系。Ava的母亲是一个典型的依赖型人格,无法给予Ava所需的情感支持和职业指引;而Deborah与亲生女儿DJ的关系则充满了疏离和创伤。
Deborah在Ava身上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才华横溢、充满野心却又迷茫。她对Ava的严厉教导,某种程度上是一位严母希望女儿少走弯路的体现,或者是希望重塑一个理想版本的女儿。而Ava在Deborah身上寻找的是一位强有力的、能够理解她才华的母亲形象。
然而,这种投射注定是痛苦的,因为她们毕竟不是母女,职场的利益冲突时刻提醒着这种关系的界限。剧集精彩地捕捉到了这种「准母女」关系中的依恋和窒息感,甚至在某些时刻,这种控制与反控制的张力带有一种母亲与情人角色的模糊性。
相比于Deborah与Ava的精神母女关系,Deborah与亲生女儿DJ的关系则展示了名利场母亲对子女造成的真实伤害。DJ是一个长期生活在母亲光环阴影下的受害者,她的生活、甚至她的毒瘾问题,都被Deborah变成了脱口秀中的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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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季中,这种关系得到了爆发式的呈现。DJ意识到,她永远无法从母亲那里得到她想要的无条件的爱和关注,因为Deborah对舞台和掌声的成瘾远甚于对家庭的眷恋。DJ最终通过在舞台上羞辱母亲来获得了一种扭曲的独立和母亲的认可——因为在Deborah的价值观里,只有好笑才是最重要的,哪怕是被骂。
这残酷地揭示了在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女性成功者背后,家庭关系往往是一片废墟。而DJ在互助会上的领悟——母亲也是一个瘾君子,只不过她的毒品是掌声,标志着她终于从受害者心理中解脱出来,实现了自我和解。
《绝望写手》指出了成功女性在职场中的孤岛效应。Deborah没有真正的女性朋友。她的世界里只有员工、竞争对手和粉丝。她不信任其他女性,部分原因是她成长在一个女性名额极度有限的时代,那个时代的女性被教育要将其他女性视为争夺唯一席位的敌人。Ava的出现挑战了这一点,但过程极其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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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集并没有简单地让她们成为闺蜜,而是展示了建立一段基于平等的女性友谊需要克服多少内部的厌女症和外部的权力干扰。她们的连接是在一次次争吵、背叛和共同面对外界攻击中建立起来的战友之情,这种情谊比传统的友谊更加坚硬,也更加危险。
因此,《绝望写手》拒绝了「女性互助」的廉价口号,而是展示了女性之间真实的竞争、嫉妒,以及在此基础上升华出的理解。
取消文化不仅是剧集的背景,更是推动剧情的核心动力。剧集对此持有一种微妙的、非二元对立的态度。
剧集展示了Ava因为一条推文就被全行业封杀的荒谬性,揭示了社交媒体审判的武断性和对个体复杂性的抹杀。
这种被取消的状态迫使她不得不去拉斯维加斯,从而开启了整个故事。在第三季中,当Deborah面临因过去的种族主义素材被抗议时,剧集并没有简单地将她描绘成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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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伯克利大学的一集中, Deborah面对年轻学生的抗议,虽然一开始感到愤怒,但最终通过与Ava的辩论,她开始意识到:虽然她的笑话在当年是常态,但这种常态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弱势群体的伤害之上的。
剧集是想探讨,一个人是否可以成长?道歉是否有用?以及,我们是否应该用今天的道德标准去审判几十年前的艺术表达?Deborah最终的选择不仅仅是道歉,而是试图理解这种愤怒的来源。
透过这部剧我们还可以看到喜剧行业对女性的双重标准。Deborah Vance作为一个女性,必须付出男性同行数倍的努力才能维持地位。她不仅要好笑,还要保持美貌、经营副业、应对家庭琐事,并且时刻警惕被年轻一代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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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喜剧演员可以说同样的冒犯性笑话而毫发无损,但Deborah却面临职业生涯的终结。这揭示了权力和宽容度在性别分配上的极端不公。
同时,剧集也展示了女性喜剧演员为了上位所必须经历的自我剥削。Deborah早期的成功部分建立在她自嘲被丈夫抛弃的悲惨经历上,她不得不将自己的创伤变成笑料来取悦大众。Ava试图改变这一点,鼓励Deborah讲述更真实、更具内省性的故事,这象征着女性喜剧从取悦男性凝视向表达女性主体经验的转型。
《绝望写手》之所以成为跨越国界的爆款,是在于它成功地捕捉了后#MeToo时代、后疫情时代,女性在职场和生活中面临的复杂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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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拒绝了那种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叙事,而是展示了在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双重挤压下,女性之间如何建立一种既充满张力又无比坚固的联结。
这部剧告诉我们,真正的女性力量不在于完美,而在于韧性;真正的代际和解不在于观点的统一,而在于对彼此痛苦和才华的相互看见。
Deborah和Ava,这两个在各自代际都显得格格不入的女性,最终在彼此身上找到了归宿。
她们证明了,在好莱坞这个巨大的名利场中,即便是在绝望的废墟之上,两个聪明的女性仍然能用笑声重建一座城堡。
这不仅是对喜剧艺术的致敬,也是对女性生存智慧的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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