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女婿周嘉彬：手握兵权按兵未动，既不战也不降更不起义

1949年8月26日，兰州城被攻破。这座黄河边的铁桥锁钥，终究没能挡住解放军西进的脚步。城里的枪声停了，硝烟还没散尽，街头巷尾全是换了装的士兵和欢庆的百姓。这一仗，把马步芳的老本赔了个精光，两万七千多人被歼，国民党在大西北的家底算是彻底交代了。

但在这一大片被俘虏、被打散的将官堆里，有一个人的去向特别扎眼。第120军军长周嘉彬，既没像那些死硬派那样拼到最后一颗子弹，也没举起手投降，更没像他岳父张治中那样通电起义。他就在这乱成一锅粥的时候，脚底抹油，溜了。几个月后，有人在香港的街上瞧见他，一身便装，神情落寞，混在逃难的人群里，成了个没兵也没权的“寓公”。

这位黄埔三期的高材生，张治中的乘龙快婿，在人生最要紧的关口，选了一条没人敢走的“第三条路”。

要把周嘉彬这辈子的弯弯绕绕理清楚，得把时间轴往回拨，一直拨到清朝末年的云南。

1900年，周嘉彬出生在昆明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家里。那时候家里多张嘴都是负担，更何况是个男孩。好在他命不该绝，七岁那年爹死了，全靠大他七岁的姑姑拉扯。姑侄俩相依为命，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为了混口饭吃，也为了以后能有个出头之日，周嘉彬半大点孩子就在成德中学半工半读，一边念书一边打零工。这种苦日子熬出来的人，骨头硬，心眼活，也比一般人更能忍。

19岁那年，他考进了云南讲武堂。这学校在当时可是个造星工厂，蔡锷手底下出来的人，个个都不是善茬。周嘉彬在里面死磕军事理论，成绩拔尖，眼界也开了。但他不满足，听说广州黄埔军校搞得热火朝天，这小子一咬牙，变卖了家里那点破家当，借了点钱，硬是跑去了广州。这一去，就把自己的命运跟那个乱糟糟的大时代绑在了一起。

到了黄埔，他成了第三期学员。这时候的黄埔，鱼龙混杂，但也精英云集。周嘉彬凭着在讲武堂打下的底子，加上脑子灵光，很快就露了脸。也就是在这时候，他遇上了这辈子最大的贵人——张治中。

张治中那时候是入伍生总队长，治军严得要命，但也爱才。他看周嘉彬这云南来的小伙子肯吃苦，又有灵性，就有意提携。毕业后，周嘉彬留校当区队长，后来直接调到张治中身边当少校副官。这一段师徒缘分，不光让他官运亨通，更重要的是，张治中那种“不想打内战、想搞和平”的心思，像种子一样种进了周嘉彬心里。

从1924年到1927年，周嘉彬跟着张治中东征西讨，从参谋干到团长，真刀真枪地在战场上磨出来了。特别是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那是真刀真枪跟日本人干。周嘉彬当时是88师572团的代理团长，带着兄弟们在庙行、吴淞一带死扛。日本人的舰炮猛，飞机多，但他不怂，带着人挖战壕、拼刺刀，硬是没让日本人讨到大便宜。这一仗，让他在军界有了“能打硬仗”的名声。

因为仗打得好，1934年他被送去德国陆军大学深造。这一去就是五年，把西方的那套军事理论吃了个透。等到1939年回国，他直接进了中央军校当分校主任，专门教那些年轻军官怎么打仗。那时候的周嘉彬，穿着笔挺的军装，讲起战术来头头是道，是国民党军队里少有的“学院派”加“实战派”。

日子过到1940年，周嘉彬的人生又翻了一页。这年6月，他在重庆娶了张治中的大女儿张素我。这婚礼办得风光，连宋美龄都送了字。成了张治中的女婿，周嘉彬在国民党圈子里的地位更稳了，但也更尴尬了。因为张治中这人，一辈子都在琢磨怎么跟共产党坐下来谈，怎么停止内战。这种“和平”思想，天天在周嘉彬耳朵边念叨。

到了1948年，周嘉彬干到了第120军军长，手下管着一万多人，驻在西北。这时候的国民党，已经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尤其是在西北战场，彭德怀带着一野，把胡宗南、马步芳打得找不着北。

1949年春天，张治中去北平谈判，最后留在了共产党那边，还通电脱离国民党。这消息一出来，国民党内部炸了锅，张治中被开除党籍，但也让周嘉彬的处境变得极其微妙。一边是栽培自己的校长蒋介石，一边是待自己如亲子的岳父张治中，这碗水怎么端？

7月，扶郿战役一打完，胡宗南缩到了秦岭以南，马步芳和马鸿逵只能往兰州跑。周嘉彬的120军本来是外围部队，也被命令往兰州凑，给马步芳看大门。

8月中旬，广州那边开了个会，定了个“兰州决战”的计划。说白了就是拿马步芳的兵当炮灰，守住黄河天险，赌解放军攻不下来。周嘉彬的任务是守住兰州东北的景泰、靖远和打拉池，保护马家军的侧翼。

这时候的周嘉彬，心里跟明镜似的。他在德国学过战略分析，也在战场上滚过一身泥，他太清楚了：解放军那是什么气势？那是排山倒海。兰州虽然城高墙厚，但也就是个孤立的点，外围全是开阔地，根本守不住。马步芳那帮人，打仗靠的是骑兵冲杀，碰上解放军的炮火覆盖，那就是活靶子。

而且，他心里还有本账。岳父张治中在北平好好的，自己要是在这儿替蒋介石卖命，把这一万多弟兄拼光了，图什么？为了那个已经逃到台湾的“总统”吗？不值当。

8月21日，解放军开始扫外围了。试探性的进攻一打响，周嘉彬就在指挥所里拿着望远镜看。他看到解放军的炮兵阵地布置得井井有条，步兵冲锋那种不要命的架势，心里就凉了半截。他把参谋长叫过来，指着地图上的一条线说：“这地方守不住，得留条后路。”

接下来的几天，兰州城里乱成一团。马步芳的兵在那儿抢修工事，强拉民夫，搞得天怒人怨。周嘉彬却在做另一件事。他把军里的家底盘点了一下，重武器带不走的，找地方藏了或者破坏了，但人员名册、重要文件，甚至军医用的药品，都整理得整整齐齐。他还私下找几个心腹团长谈话，话没说透，但意思到了：“别把兄弟们的命不当回事，看情况不对，得保住种子。”

8月25日，总攻开始了。解放军的炮火把兰州城炸得地动山摇，尤其是沈家岭、狗娃山这些要点，打得血流成河。马步芳的兵在那儿死顶，电话一个接一个打到周嘉彬这儿，让他增援。周嘉彬拿着电话，听着那边撕心裂肺的喊叫声，只回了一句：“我也顶不住了，共军的火力太猛。”

其实这时候，他已经做好了决定。就在马家军主力被吸引在主阵地的时候，周嘉彬下令：全军向北撤退，不走大路，专挑山沟子走，避开解放军的主攻方向。

这一招很险。要是被马步芳知道了，那是战场抗命，要枪毙的；要是被解放军堵住了，那就是突围不成反被歼。但周嘉彬算准了两点：第一，解放军主力全盯着兰州城和马步芳的精锐，顾不上他这支偏师；第二，他对西北的地形熟，哪儿有沟、哪儿有坎，心里都有数。

撤退的命令一下，120军就像一股烟一样，从景泰、靖远撤了出去。他们没放一枪，没留一弹，甚至连锅碗瓢盆都带上了。当然了，也包括了他非常喜欢的曾国藩的书。等到马步芳发现侧翼空了的时候，周嘉彬已经带着人跑出几十里地了。

这一路并不好走。没有补给，没有接应，还得躲着解放军的侦察兵。周嘉彬带着兵，白天藏在山沟里，晚上摸黑赶路。士兵们累得够呛，怨声载道，问军长这是要去哪。周嘉彬也不多解释，只说是“转移阵地”。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最终目的地在哪，他只知道，不能往南去台湾，那是死路一条；也不能留在原地等着被抓。

他想起了香港。那是个英国人管的地方，乱是乱点，但至少能保命。而且岳父张治中跟共产党高层关系好，自己只要不抵抗、不捣乱，将来或许还有条活路。

就这样，这支一万多人的队伍，在解放军的大包围圈缝隙里，硬生生钻了出去。他们丢了重装备，丢了辎重，但把人保住了。到了9月，这支部队散的散、藏的藏，最后剩下的一些骨干，跟着周嘉彬辗转到了香港。

在香港的日子并不好过。曾经的中将军长，现在成了寓公，没兵没权，还要看人脸色。但他活下来了。比起那些在兰州城下变成鬼的同僚，比起那些在功德林里熬日子的战俘，他的结局算是不错的了。

周嘉彬的这个选择，在当时看来是“滑头”，是“逃避”，但放在历史的长河里看，却是一种务实的生存智慧。他没有愚忠，没有盲目送死，也没有为了博个好名声而起义，他只是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尽最大努力保全了自己和手下士兵的性命。

回顾周嘉彬的一生，从昆明的穷小子到黄埔精英，从淞沪战场的硬汉到西北战场的逃兵，他的每一步都走得跌跌撞撞，却又在关键节点上异常清醒。他受过最正统的军事教育，也受过最先进的思想熏陶，这让他在面对必败的局面时，没有选择玉石俱焚，而是选择了一条保全生命的道路。

在那个你死我活的战争年代，像周嘉彬这样的人并不多见。大多数军人要么成了烈士，要么成了战犯，而他成了一个特殊的存在。他的“第三条道路”，其实是对生命的尊重，是对无意义牺牲的拒绝。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兰州的硝烟早已散去，黄河水依然奔流不息。当我们站在今天的视角去审视那段历史时，或许应该思考：在大是大非的洪流中，除了非黑即白的对抗，是否还存在着第三种可能？当个人的命运与时代的巨轮发生碰撞时，究竟是做一颗坚硬的鹅卵石被碾碎，还是做一粒随风飘扬的种子，在夹缝中寻找新的生机？

如果你是当时的周嘉彬，面对必败的战局和手下的万千弟兄，你会做出那个“不抵抗、不投降、不起义”的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