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死太平天国3任头领：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的凶手是谁？

“北王、翼王二人密议，杀东王一人”，下一页又写“杨秀清在东王府被北王韦昌辉所杀”，两句话夹在一份纸里，像两股水流并在一处，往回看人事，线头一根一根挑起来才看得清。

同治三年冬，囚室里灯火压低，李秀成把话写下去，回忆翻卷到最热的那几个月，天京内外风声紧，事从权力的摆位说，洪秀全在上，东王杨秀清握着军政，能以“天父下凡”发号令，早年起事那会儿靠这个把队伍撑住，人都习惯了这套说法，权力落在一个人的口中，另一人坐在王府里，久了就会失衡。

人和人之间磕碰越多，事就越硬，杨秀清手里的鞭子不只对着外面，洪秀全也被叫到东王府受责，诸王里头北王韦昌辉吃过板子，场面留在心里，积累成疙瘩，不容易化开，队伍打得顺时，旧账被翻起来更刺眼。

时间到1856年，外面的战事抬头，江北江南两线站稳，江西半省握住，武昌线条也拉平，内里却起了另一道浪，杨秀清开口要“万岁”，话传到王府，天王脸上过一层影子，脚下却动，三道密诏出城，递给在江西的韦昌辉，给在丹阳的秦日纲，给在湖广边线的翼王石达开，字不多，意思够硬。

动的人先到场，九月初一夜，韦昌辉领三千精锐进城，路上不敲不打，城里人都睡着，士兵绕到东王府四角，门撞开，人直冲内院，杨秀清在房内起身，话没出嘴，刀锋已到身前，事情在屋里定局，动作干脆，回声在走廊里跑了一圈。

一处定了，城里还在动，韦昌辉把“清余党”的名头亮出来，开始在辖内梳理，收缴，甄别，九月初四聚起的人挤满场地，旧部被集中，军士执行命令，城里又过了一个多月的紧绷期，街巷里安静得出奇，登记、拘押、处置不断，伤亡数字往上堆，秦淮河边水色发暗，这段话今天看着冷，彼时办事的人只按令行。

石达开在湖北听到这里，马不停步回到天京，见面就把话摆实，止杀，整队，约束，他不认这类扩大化的做法，韦昌辉那时气口正冲，回话冷，台面谈不拢，台下起别的想法，石达开觉出不对，夜里从城上缒索出走，城内他的亲属部曲留在原地，名单被记上去，第二天城头旗子还在风里挂着。

这时候再看李秀成供词那句“密议”，意思并不虚，接到密诏的人中，石达开把要点锁在“止于诛杨”，不愿牵连更多人，他的方案和韦昌辉的动作不是一个尺度，二人起点一致，走到半路就分叉，等他出城，东王府的事已结束，后续处置持续铺开，他的立场因此定住，后来起兵逼问，也就有了底气。

城外兵势聚拢，石达开从各处收了四万，旗阵在天京城下摆开，城里的人心思在变化，市井里传话快，洪秀全看见的除了军民反应，还有对权力再平衡的需要，手上再下一道命令，抓人，定罪，韦昌辉被押赴刑场，行刑方式严酷，罪名昭示城中，牌子挂起，话传尽。

局面不合心意，去留的选择摆在桌上，1857年五月他带走了自己能带走的兵，几万精锐跟着离开天京，路线往南，队伍散开又聚拢，战斗连着战斗，营地立起来又撤掉，资源越打越薄，根基找不到落脚地。

再往后，路走到大渡河，边上是清军成层的封锁，沟通先走一步，投降的字写在纸上，想换出一条生路给跟随的人，进退的余地没出来，行动翻脸，收缴，拘押接连进行，1863年成都行刑，石达开面对队列，神色平稳，年纪停在三十三，这样收尾。

把三个人的末路并到一张图上，最表面的答案很清楚，杨秀清倒在韦昌辉的刀口，韦昌辉倒在洪秀全的旨意与城外兵势，石达开倒在清军的编制和围剿，把图往里推一层，缘由汇到一处，权力结构失衡，神权压政务，私人恩怨掺在制度缝里，人心里那一点防备不断加码，矛盾积到顶点就爆开。

“东王威风张扬，不知自忌，北王、翼王皆不忿”，这句话像一把钥匙，合拢了几个角色的心理，杨秀清的方式走到边线，韦昌辉把委屈压成利刃，石达开秉性稳，不愿扩大杀戮，三种路径撞在一起，洪秀全把平衡拿在手里，算计的刻度偏了，天京事变就这样定型。

1864年城门失守，天京一页翻过去，回到那份供词，矛盾的两行字其实是两段流程叠影，一个是最初的密议，一个是最后的执行，写字的人在回忆里把两层叠到了一起，留下的材料成了后人解题的线索，站在玻璃柜前的人把细节对上时间轴，故事就连起来。

至于“凶手是谁”这句问话，落笔可以直白一点，执行者有名有姓，推动者是制度与格局，前者可指，后者难见，把权柄放到能制衡的位置，把宗教话语与军政事务分开，这类话今天读来平常，那时没人真去做，结果就落在史书的条目上，名字一行行往下写。

读完材料再抬头，答案不靠煽情去盖，把事实摆平，把逻辑理顺，把责任分层，历史里的人已经完成自己的命运，后来的我们把经验取走，做事的人不逾矩，持权的人懂分寸，队伍里的分工清楚，遇到岔路不让情绪领路，系统就能少走弯路，教训就能变成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