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教授“状告”陈赓，陈毅赶紧通知：陈院长，想法子解释一下

1952年10月的一天下午，复旦校园的法桐叶子落了一地，几位教授聚在草坪边闲聊，忽然有人低声提起一件新鲜事——哈尔滨那边筹建一所“军事工程学院”，点名要调走数名骨干教师。话音一落，大家面面相觑，复旦数学系的讨论尤其热烈，因为名单里赫然写着卢庆骏。

彼时远在北京的陈赓正忙着与高教部、军委穿梭。中央已在6月下达任命，要求他脱下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的肩章，担任军委军事工程学院院长。朝鲜战场硝烟未散，人却已被“抢”回国内办学，这种跨度令人咋舌，但陈赓习惯在紧急中找节奏。

美军飞机在汉江上空的隆隆声，提醒志愿军何为现代化差距。因此，学院必须要顶尖师资，要实验室，更要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的领军人物。部队干部调动容易，地方教授却牵一发而动全身，哪所大学都舍不得放人。陈赓很清楚，靠红头文件硬搬不现实，姿态得放低。

一天清晨，周恩来准备接见民主人士，中途去走廊拐角的洗手间，陈赓拎着一大叠材料守在门口。“总理，请您在这几位专家的调令上批个字。”周总理愣了几秒，随即笑着摇头，但还是签了同意。后来有人打趣，这是“卫生间批文”。然而批文落地只是开端，真正的阻力来自教授们的去留。

11月上旬，卢庆骏案进入胶着。卢教授40岁出头，学术正盛，复旦党委态度明确：不能轻易外放。再者，他还是著名数学家苏步青的得意弟子。苏先生刚从浙大调来复旦，急需帮手整理资料、开新课程，对这位学生格外倚重。上海教育界由此传出一句话：“数学家要被送去修桥补路，岂不误才？”

一封又一封的“告状信”直达市府。12月初，陈毅市长电话打到哈尔滨：“陈院长啊，有人说你们军工学院挖空复旦，你得想个说法。”口气平和，却透着几分严肃。陈赓放下听筒，沉默片刻，便把徐立行叫进办公室：启程上海，必须当面说明。

徐立行抵沪的那天，黄浦江上雾气正浓。与苏步青见面时，他首先递上中央和高教部的正式文件，随后详细描绘学院蓝图：六系、十八个专科、一万余册外文原版教材、与苏联顾问团对接的先进实验室。谈话持续了整整两个钟头。苏先生听完长叹一声：“陈院长要办的不只是军校，更像一所国防科技大学。”

“卢庆骏正是我们急需的应用数学专家，”徐立行补充，“导弹弹道、火控计算，全赖严谨的数学模型。”最终，苏步青点头，“国家要紧，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写教材，庆骏就去吧，但复旦需要时间培养接班人。”双方商定：缓调三个月，复旦先行物色新人。

1953年3月15日，哈尔滨的冰雪尚未消融，卢庆骏拎着简朴行李抵达学院报到。那天上午，他在临时教研室写下《高等工程数学讲义》第一章提纲；晚上，又跑去机务车间看实验设备，忙到深夜。短短一年，卢教授帮助数系组建五门必修课，配套习题册多人共享，为日后导弹、潜艇和核潜试验奠定了理论框架。

1956年职称评定，学院按一级教授上报，他却执意申请二级：“老师是一级，学生不可并肩。”身边同事颇为感动，却也无奈，只得尊重个人选择。60年代初，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钱学森点名需要一位精通偏微分方程的行家，卢庆骏再次被调走，继续在火箭控制算法上攻坚。

外界偶有人提起当年“教授状告陈赓”的插曲，知情者笑称那是一次误会，也是一次双赢。假设没有那通深夜电话，没有徐立行的诚意奔走，哈军工或许会少一位核心力量，而复旦也难以在三个月内完成青年教师培养计划。

“挖人家的肉，要先止住人家的疼”，陈赓的提醒后来被无数调干小组奉为圭臬。建院初期，类似的磨合至少发生了二十余次：北京交大、同济、北大、东南大学都出现过“舍不得”的声音，但经过反复沟通，大部分专家仍然踏上北上的列车。事实证明，合理流动并未削弱母校，反倒促成了更均衡的学科布局。

1958年，军事工程学院首届学员毕业，数学、物理、化学课程合格率高达97%，创下当时国内军校纪录。师生合影里，卢庆骏站在队伍右侧，神情平静。照片背面，他用一行小字记录时间——“求真务实，始终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