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的智慧:学不可浮,浮则失实;思不可浅,浅则失智

《资治通鉴》载:"学者贵于求实,思者贵于求深。"古人论学,强调沉潜之功;今人谋事,更需笃行之力。浮学如浮萍无根,浅思如涸辙之鱼,唯有扎实求学、深入思考,方能于纷繁世事中洞悉真理、把握根本。观古今兴衰,凡成大事者,莫不以实学为基、以深思为径,此乃立身处世之要道也。

一、学不可浮:实学方能立身

《礼记·学记》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然学有浅深,功有虚实。浮学者如蜻蜓点水,看似博览群书,实则浮光掠影;实学者如凿井取泉,虽进寸有寸之功,终能得清冽甘泉。

东汉大儒郑玄,少时家贫,却志于求学。他拜马融为师时,马融门徒三千,多为权贵子弟,习学不过为装点门楣。唯郑玄埋首经典,三年不窥园,将《周礼》《尚书》逐字研磨,注疏详尽。马融初不以为意,及至郑玄学成辞归,方惊其学问之深。郑玄归乡后,遍注群经,开创郑学一派,其《三礼注》《毛诗笺》流传千载,成为后世经学正统。此非他途,乃实学所致也。

反观西晋时期,士族子弟盛行清谈玄学,终日论道德、谈玄理,却不务实学。何晏、王弼等人虽才思敏捷,辩才无碍,然所学皆浮于表面,不通世务。及至永嘉之乱,这些清谈名士面对战乱束手无策,国家陷于危亡,自身亦难保全。王衍临死前悔恨道:"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浮学误国误身,至此昭然。

学问之道,贵在踏实。如农夫耕作,须深耕细作,方有秋实之收;如工匠雕琢,需精雕细刻,才成传世之器。浮学者贪多务得,今日涉猎此书,明日浏览彼卷,看似知识广博,实则根基不牢,遇事便显捉襟见肘之窘。唯有沉潜涵泳,深入研究,将知识内化为智慧,方能在复杂局面中从容应对,于关键时刻洞察先机。

二、思不可浅:深思方能明智

《荀子·劝学》言:"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思考亦如此理。浅思者止步于表象,如见树木而不见森林;深思者透彻本质,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战国时期,孟子游说诸侯,其思想之所以能影响千古,正因其善于深思。齐宣王问孟子如何行仁政,孟子不答以空泛理论,而是从"以羊易牛"这一小事切入,层层剖析,最终引导齐宣王明白"推恩"之理——由不忍之心推及天下,便是仁政根本。这种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思维方式,使孟子的学说不仅具有理论高度,更有实践可行性,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支柱。

而赵括纸上谈兵的故事,则是浅思之害的绝佳例证。赵括熟读兵书,能将兵法倒背如流,其父赵奢为名将,赵括自幼耳濡目染,自以为深谙用兵之道。然其所学所思,皆停留在书本表面,未曾深究兵法背后的形势判断、人心把握、变通之道。长平之战,他墨守成规,不知变通,将四十万赵军葬送于一役。临阵之际,白起设伏围困,赵括仍按兵书行事,不知审时度势,终致全军覆没。此非兵法之误,乃浅思之祸也。

深思与浅思之别,在于能否透过现象看本质,能否于复杂中寻规律。如医者诊病,浅思者见咳嗽便治咳,见发热便退热,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深思者则追根溯源,辨证施治,知标本缓急,明寒热虚实。为学做事同此理,唯有深思熟虑,方能把握事物核心,于变局中找到破解之道。

三、实学深思:修身治世之本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历时十九载,检阅旧史,旁采小说,考订异同,折衷真伪,其用功之勤、思虑之深,堪称典范。他不仅记述史实,更在于"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每一段历史都经过深入思考,总结出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正因如此,《资治通鉴》方能成为"帝王之教科书",为历代统治者所重。

《资治通鉴》中记载唐太宗李世民曾言:"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此三鉴之说,正是实学深思的集中体现。李世民贞观年间,勤于政事,广纳谏言,凡遇大事,必召群臣深入讨论,反复推敲。魏征敢于直谏,李世民虚心纳谏,君臣之间这种深思明辨的互动,成就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

实学深思,非为束之高阁的空谈,而是经世致用的真学问。王阳明龙场悟道,提出"知行合一",强调学与思必须与实践相结合。他不仅是哲学家,更是实干家,平定宁王之乱,靠的就是将所学所思运用于实际,因地制宜,随机应变。这种将实学与深思融为一体的境界,才是学问的至高境界。

结语

古人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与思,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浮学者虽见多识广,却如镜花水月,不堪检验;浅思者虽反应敏捷,却如无根浮萍,随波逐流。唯有沉潜实学,深入思考,方能在这个信息爆炸、变幻莫测的时代中站稳脚跟,辨明方向。

当下世界,知识获取前所未有地便捷,却也前所未有地容易流于表面。我们更应牢记《资治通鉴》的智慧:学不可浮,浮则失实;思不可浅,浅则失智。以实学为基,以深思为径,修身立德,经世致用,方不负这个伟大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