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博士”的玉树故事

说来也怪，玉树草原上的牦牛对别人都凶，对宋仁德却很温柔。每次宋仁德去牧民家里，牦牛都对他“哞哞”叫，像是在打招呼，有的牦牛还主动把身子蹭过来，让他帮忙挠痒痒。

宋仁德是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兼任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玉树综合试验站站长。

我们敲开宋仁德办公室的门时，他刚从一牦牛科研项目验收现场回来。他招手请我们坐下。刚要寒暄，电话铃声响起，原来是牧民向他咨询给牦牛打疫苗的事。

几十年来，宋仁德的工作生活一直围着牦牛转，其研究成果填补了高原牦牛科研领域的空白，又因他是玉树仅有的有10年留学经历的博士，牧民们便打趣地称呼他“牛博士”。

“你不去，我不去，他也不去，那工作谁来做”

“牛博士”的故事，要从39年前讲起。1986年夏，宋仁德即将从青海畜牧兽医学院（后并入青海大学）畜牧系毕业。因为成绩优异，系里打算让他留校。

“恭喜啊，仁德，你要请客！”消息传开，同学们纷纷送来羡慕的祝福。

“我想去一线工作。”谁都没想到，宋仁德主动放弃了留校的机会。

“那就回你老家海北吧。”系领导虽不舍，但也只能放手。

宋仁德很高兴，他一直有回家乡工作的打算。

没想到又出了状况。那一年，海北籍毕业生有6个，好几个都想回老家工作，学校要兼顾其他市州，最多只能分配两个回海北。

“谁愿意去其他地方？”

几个同学，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表态。最后，还是宋仁德主动站了出来：“我服从学校的安排！”

看着眼前这个懂事的学生，系领导既感动又欣慰，给了他两个选择：去海西或玉树。宋仁德的选择又一次惊到众人——把条件好很多的海西让给了别的同学，自己选择去玉树。

地处青藏高原腹地的玉树，北接昆仑山，南临唐古拉山，平均海拔4000多米，高寒缺氧、交通不便、物资匮乏、条件艰苦……很多人对宋仁德的选择不理解，甚至觉得他是头脑发热。

几十年后，再次谈起当年的选择，宋仁德说自己并非冲动，只是觉得，工作总要有人做，你不去，我不去，他也不去，那工作谁来做？至于别人眼中的“艰苦”，他不以为意：“那么多老百姓都生活在玉树，我一个小伙子去了难道还活不下去？”

其实，宋仁德有自己的“小九九”。玉树被称为“中国牦牛之都”，畜牧业是其支柱产业，而当时，玉树畜牧业人才极少。他认为，人只有到最需要自己的地方，才能英雄有用武之地。

揣着报到证，宋仁德兴冲冲地赶往玉树。那时，从西宁到玉树没通高速路，宋仁德搭乘汽车走了整整4天3夜。路上的情景，他至今记忆犹新。

“经过巴颜喀拉山口时，车上几个男青年因受不了高反哇哇哭了起来。夜里住在食宿站，没有电，用蜡烛照明；气温很低，要烧牛粪取暖。第一晚，我浑身发痒，无法入睡。同屋的司机师傅，一边笑我没经验，一边拿来车上的喷灯。扯起被子，靠近喷灯一烤，空气中立刻响起噼里啪啦的爆裂声——被子上的虱子被烤死了。”

“那一刻，后悔了吗？”我们问。

“没有！”宋仁德笑着说：“那些都是小插曲，算不上什么，只是今天回想起来，挺有意思的。”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无论干什么，都应认真踏实”

到玉树后，宋仁德被分配到玉树州畜牧兽医工作站（玉树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前身）。

工作站几十号人，上过大学的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大家把分来的大学生当宝贝。宋仁德更是壮志满满，准备大展身手。没承想单位领导派来的第一个活儿竟是整理陈年档案。

档案有几麻袋，在地下室堆了几十年。打开袋子，一股霉味直往鼻子里钻。档案纸张薄如蝉翼，一不小心，就容易碰碎。所有档案都要重新誊写归类，一式三份。

宋仁德开始忙碌起来，每天誊写，胳膊累得发酸。参与这个工作的，还有另外两个新分来的年轻人。没几天，其中一个受不了了，找个理由请了长假。

开始整理时，草色青青；整理完毕时，白雪飘飘。虽然那几个月极其枯燥无味，但通过整理档案，宋仁德全面了解了单位的工作和历史。

在宋仁德的职业生涯中，那次整理档案的经历，算不上什么大事，但后来他屡屡提起，因为他从中明白一个道理：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无论干什么，都应认真踏实，确保干一件成一件。

宋仁德的表现，工作站老站长德江一直看在眼里。

1987年6月，作为国家首次农牧业资源调查和农牧业发展区划工作的一部分，玉树全州畜牧业资源调查工作启动。工作刚满一年的宋仁德，被德江站长点了将，让其参加玉树曲麻莱县的调查工作。

宋仁德和同事，带着铺盖，搭乘一辆“老解放”卡车，跌跌撞撞地进入了高山草场深处。每到一地，卸下行李，搭好帐篷，便开始走访牧户。家里养了几种牲畜、数量多少、什么品种、出栏率如何……3个多月时间，宋仁德和同事，跑遍了曲麻莱县6个乡镇的所有村子，拿到了曲麻莱县牧业资源的第一手资料。

调查结束，宋仁德又负责数据整理，并执笔撰写了调查报告初稿。按照过去的经验，初稿交上去后，总要来回修改几遍。可站领导看了宋仁德的报告后满意地直拍大腿：“写得太好了，就它了！”

“小宋写报告，初稿即定稿”，一时间在工作站传为美谈。那份报告后来正式出版，至今仍是曲麻莱县牧业资源和牧业发展区划最权威的资料。

因为工作出色，1991年，年仅25岁的宋仁德，被提拔为玉树州畜牧兽医工作站副站长。

工作充实快乐，生活却单调乏味。单位的年轻人，晚上最主要的娱乐活动就是打牌。宋仁德不喜欢打牌，每次他都主动提出当“火夫”——帮大家往炉子里添牛粪。高原夜晚冷，需要烧炉子取暖，牛粪烧得快，需要不断添加。

为打发时间，添牛粪的同时，宋仁德捧起了书本，先是看法律方面的书，后又翻起日语教材自学日语。短短几年时间，几本书被翻得起了毛打了卷，宋仁德不仅考取了律师资格证，还通过了日语一级考试（最高级）。

若干年后，宋仁德的人生轨迹因日语而改变时，大家都说他有先见之明，可宋仁德却摆摆手道：“我哪有什么先见之明，看书考证不过是想给自己找点事做，不愿虚度光阴而已。”

“一定要为牧民找到一条科学养殖牦牛的新路径”

玉树的畜牧业以牦牛为主，牦牛数量约占青海牦牛总数的三分之一。

夏秋牧草丰盛，牦牛长得滚溜圆，可一到冬春就掉膘。青黄不接时最难挨，饿得不行的牦牛只能拼命舔草根。

营养不良，加上疫病影响，过去在正常年月，玉树牦牛年死亡率高达5%。要是春天遇上大雪，牛群更是会遭受灭顶之灾。“长三斤瘦两斤”的养殖方式，拉长了牦牛的出栏时间，一头牦牛从出生到出栏需要6年之久。

如何破解牦牛“夏壮、秋肥、冬瘦、春死亡”的难题？如何提升牦牛的出栏率？宋仁德一直在思考和探索，试图为牧民找到一条科学养殖牦牛的新路径。

一次，他在文献中看到这样的记录：青藏高原土壤中普遍缺硒‌。“土壤中缺硒，牧草和吃牧草的牦牛想必也缺硒。”宋仁德大胆推论。他进一步查阅资料后得知，硒能提高繁殖能力，增强免疫力。

“原来问题出在这里！”宋仁德很兴奋，提出给牦牛补硒，以提高免疫力、提升出栏率。

他用注射器把硒元素注入牦牛体内。以前牦牛两年一胎，补硒后一年便怀孕一次。当宋仁德满怀期待地等待牛犊降生时，不幸发生了——很多母牛怀孕几个月便流产。

感到沮丧的同时，宋仁德也意识到：牦牛养殖是门大学问，需要花更大力气研究。

当时，国家正好有一个“公派留学”项目，要求申请人有一定的外语能力。宋仁德自学的日语派上了用场。作为玉树州唯一符合条件者，他被派往日本学习畜牧养殖技术。

“青藏高原牦牛养殖状态研究”“青藏高原放牧牦牛硒营养状态研究”“关于青藏高原东部放牧牦牛可持续生产优化模型的研究”……从硕士到博士，再到博士后，留日10年，宋仁德的所有研究课题都跟牦牛有关。

每年返回玉树五六次，采样、做调研、分析数据，宋仁德在牦牛科研的无人区艰难地探索着。

一个牦牛日常行为的研究，需要采集牦牛48小时的行为数据。吃了几口草，走了几步路，甩动了几次尾巴，多久大小便一次……每5分钟需要观察记录1次牦牛的行为数据。加上前期准备时间，那次数据采集，宋仁德整整72小时没有合眼。困得不行时，就喝功能性饮料，宋仁德一天喝了20多罐。后来，他养成了喝功能性饮料的习惯，也落下了糖尿病的病根。

宋仁德深知，在科学养殖上，玉树跟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为尽快缩小差距，他巴不得一天当两天使，经常加班到凌晨一两点。有一阵子做样品数据分析，实验室的灯通宵亮着。巧的是，当时纪委正在抓浪费问题，差一点因“宋仁德单位夜里不关灯”闹乌龙。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年探索，宋仁德总结出高原牦牛“放牧+补饲”的科学养殖方式，后来进一步优化成“放牧+补饲精料+舔砖”的养殖模式。

“只要牛博士说行，就准错不了”

宋仁德提出的科学养殖方法是这样的：夏秋牧草丰盛，进行放牧；冬春牧草不足，给牦牛补充喂养豆粕、玉米等精料，避免掉膘；平时给牦牛提供含有各种微量元素的砖块状饲料，供其舔舐（即“舔砖”），以提高抵抗力。

补饲精料的频率如何把握，精料、干牧草、青储饲料如何搭配，舔砖中的微量元素如何根据季节变化、针对不同年龄的牦牛进行调整，宋仁德也都给出了详细的量化方案。

“靠天养”，6年才能出栏；“科学养”，3年就能出栏。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然而，牧民们并不买账！

一个原因是，他们不愿花钱买精料——“草原上那么多草，傻子才会花钱买饲料！”

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有自己的信仰——“牦牛6岁才成年，3岁就出栏宰杀，这样做会遭报应！”

至于每年青黄不接时有牦牛死亡，他们倒觉得正常，有人甚至说：“千百年来，养牦牛哪有不死亡的？”

宋仁德的职称是推广研究员，他对该职称的理解是，一手抓科研攻关，一手抓成果推广。

为了在牧民中推广科学的牦牛养殖方法，宋仁德煞费苦心。

他选了一些牧户作为示范户，免费为其赠送精料和舔砖，并手把手教他们使用方法。为了监测效果，他在各家的牛群里钻来钻去，亲自测量牦牛的体尺数据。

刚开始，牦牛像他们的主人一样排斥宋仁德。一次，一头公牦牛将他顶得四仰八叉地摔在地上，险些送了性命。还有一次，一头母牦牛一蹄踏在了他的脚面上，踩折了他的脚背骨。“每次从牧民那里回来，身上都青一块紫一块。”宋仁德回忆道。

事实最能教育人。

玉树称多县拉布乡郭吾村牧民才拉格是宋仁德的示范户之一。他按照宋仁德教的科学方法，把牦牛养得又肥又壮。有一年雪灾，别人家的牦牛死了大半，而才拉格家的牦牛全都安然无恙。

“早听牛博士的就好了！”牧民们后悔不已。

“牛博士，来我们这指导一下吧！”“牛博士，你说咋养就咋养！”思想转变过来的牧民，纷纷跟宋仁德请教科学的养殖方法，也愿意花钱买精料了。

除了补饲，打疫苗、驱虫、配种、接生、牧草养殖，所有跟牦牛有关的事情，牧民们都向他请教。宋仁德越来越忙，每天不是在下乡，就是在下乡的路上。

很多事，别人去也能解决，但牧民信任宋仁德，见到他心里才踏实。渐渐地，各县各乡出台新政策、推出新项目，只要跟牧民有关，县里乡里都会请宋仁德去站台，因为在牧民心里，“只要牛博士说行，就准错不了”。

牧民们转变态度后，他们的牦牛对宋仁德也不那么凶了。每次去牧民家里，牦牛都会对着宋仁德“哞哞”叫，像是在打招呼，有的牛儿还主动把身子蹭过来，让他帮忙挠痒痒。

在宋仁德及其团队的努力下，玉树创建了10余个高原牦牛高效配套养殖技术示范基地，辐射带动牧民万余户，户均增收几万元，玉树牦牛养殖初步实现从传统的“靠天养畜”到投入型高效养殖的历史性转变。

“我这辈子就待在玉树草原，哪也不去了”

“他出去后肯定不回来了！”宋仁德出国前，所有人都这么说。

大家有这种议论很正常，当年玉树的生活条件、科研条件、工资待遇都比较薄弱。

博士后出站后，日本导师再三挽留，一知名机构不仅给出高薪，还为其修改了单位的休息制度，但宋仁德始终不为所动，他只有一个想法：“回中国！”

“回国可以，但不要再去玉树了，到大城市工作吧！”宋仁德跟博士毕业的爱人一同回到国内时，他们的女儿8岁、儿子4岁，亲友都劝他多为孩子的教育考虑考虑。

此时，好几所大学抛来橄榄枝，一省城重点大学甚至给他排好了课。玉树州领导也表了态：“宋仁德如果调走，我们不舍，但不会拦着，他不管调到哪里，都是玉树的骄傲。”

宋仁德犹豫了。

这时候，听说“牛博士”回国了，牧民们都很高兴。一个宋仁德帮助过的藏族牧民，带着酥油茶和糌粑，赶了几百里山路来看他：“您帮我们消除了病疫，养肥了牦牛，您是我们的恩人。我愿折寿换取您的健康长寿，这样您就能长久地守护我们的草原。”

牧民们的热情和需要，让宋仁德实在不忍离开。他对爱人说，孩子还小，等他们大些再走也不迟。

夫妇二人把孩子送到寄宿学校后，各自回到原来的岗位。两个孩子，只有寒暑假才能跟父母团聚，而且都是在草场。在宋仁德女儿宋维茹的印象中，草场很美，牛羊很闲，父母却很忙。

2010年4月14日，玉树发生7.1级地震。宋仁德躲过一劫，爱人却受了伤。宋仁德的单位更是有十几人遇难，所有科研设施毁于一旦。

一位领导流着泪劝说宋仁德：“如果你们两口子这次死了，两个娃娃可咋办？你已经奉献那么多年，足够了，找个机会调走吧！”

那一夜，宋仁德重新抽起戒了多年的烟，一抽就是两包。第二天，宋仁德找到那位领导，坚定地说：“我这辈子就待在玉树草原，哪儿也不去了！”

“那个决定的背后，有感性的因素，也有理性的思考。”15年后，跟我们谈起当时的情景，宋仁德这样说。

“全国人民都在支援玉树，如果我调走，岂不是当逃兵？”宋仁德说，“我必须挑起玉树牦牛科研事业重建的担子，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

高原牦牛科研项目多为基础研究，没有七八年很难出成果，宋仁德的“牦牛藏羊的放牧行为对高寒草甸的影响”研究就做了12年。“离开玉树，做这方面的研究，光采集数据就很麻烦。”宋仁德说，“这片草原上的牧民需要我，搞科研我也离不开这片草原。”

宋仁德老抱怨自己的时间不够用。震后，他们一家人住在单位后院的帐篷里，一住就是8年。政府不是没分过房子，但被宋仁德拒绝了。“住那个房子，每天上下班需要20多分钟，太浪费时间。”宋仁德说，“住帐篷是寒碜了点，但在单位院里，上下班和加班都方便。”

宋仁德还有一年就要退休，他说很多研究怕是做不完了。

“怎么办？”

“女承父业。”

宋仁德告诉我们，他的女儿即将从国外博士毕业，已瞒着他考入玉树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并在玉树成了家。

对于女儿的决定，宋仁德很惊讶，但更多的还是欣慰，因为他知道，“牛博士”的玉树故事有了后续，而且后面的故事可能更精彩。

编辑 | 王会苹

责编 | 赵宁宁

主编 | 张 越

来源 |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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