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不走的邻居，为何总在“相爱相杀”？揭开中日韩博弈的底层逻辑

2026刚开年，东亚局势热闹得有点反常。

一边是日本的高市早苗拿着“国运”豪赌，在涉台言论上反复横跳，于是我们断了日本海鲜的销路，甚至开始收紧稀土、石墨这些军民两用物资的出口，直接往日本军工生产的“命门”上捅；

另一边，韩国的李在明却带着庞大的代表团出访中国，不仅共同回顾抗日往事，还专程跑去上海瞻仰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大谈人工智能和“十五五”规划的深度对接。

果真如大家所说，中韩友谊靠日本？

今天，柏年就带着大家深度拆解：东亚三国之间的恩怨情仇，中日韩的“三国演义”如何发展到今天？未来又将走向何方？藏在背后的那只“大手”，到底在怕什么？

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

一、中日韩最近发生了什么

本轮中日风波，起因是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言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激起我们的强烈愤慨，随后我们就不再从日本进口海鲜，敲打高市早苗一下。

结果，日本这边不仅丝毫没有道歉的意思，还想蒙混过关。那我们不得不使出了第二招，禁止任何军民两用物资，用在日本军工生产上面，任何一克稀土，一架无人机都不能被小日子拿去当武器用。

可能有朋友会疑惑，为什么不直接制裁日本的军工企业，这样不是更直接吗？问题在于，日本没有“标准”的军工企业。

它们的武器装备大多是民营企业制造的，像三菱家既能造汽车、电梯、空调，也能造战斗机、坦克、潜艇。没法直接一刀切，那么，我们可以釜底抽薪，直接切断稀土的供应，让它们造不出战斗机和军舰。

在制裁日本的同时，韩国总统李在明于1月4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会谈上，中韩双方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80多年前的抗战历史。李在明还在1月7号专程前往上海，参观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上海旧址。

1919年3月1日，朝鲜半岛爆发了反抗日本侵略的“三一运动”。起义被镇压之后，不少韩国爱国志士流亡到了上海，于1919年4月13日，在上海法租界，宣告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在沪期间，“韩国国父”金九，还策划了虹口公园爆炸事件，炸死了日本上海派遣军总司令白川义则，为抗日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除了叙旧，李在明还表示，韩国愿意对接中国“十五五”规划，在人工智能、新能源和银发经济上展开深度合作。同时，加快推进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争取将所有的服务贸易和双方投资开放，大幅提升双边协作水平。

与中韩自贸协议越来越顺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日韩自贸协议谈判曾经停滞了整整十二年。钓鱼岛危机、萨德问题、独岛危机，各种障碍层出不穷，藏在背后的大手，想方设法阻扰中日韩走向一体化，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别着急，听柏年接着往下说。

二、中日韩“三国演义”

冷战中，大家分属两大阵营，政治上长期处于对立状态。虽然官方层面没什么往来，但民间贸易和人员交往一直没断过。1964年，《中国画报》在封面上刊登了一张“铁人”王进喜的工作照。照片上，王进喜头戴狗皮帽，身穿厚棉袄，冒着漫天大雪，握着钻机的手柄，身后是隐约可见的井架。

据说，当时的日本情报专家根据这张照片就判断出了大庆油田的位置、估算出了油井规模和产量。于是，日本企业提前就设计好了适合大庆油田的采油设备。当中国后来向全球招标时，日本公司果然就靠着这套“量身定制”的方案中标。

这件事情众说纷纭，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早在1962年中日之间就签署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允许民间贸易往来，后来慢慢从单一的贸易领域，扩展到互设联络处、互派记者，一步步迈向邦交正常化。

相较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循序渐进，中韩建交则充满“戏剧性”。

1983年5月5日，卓长仁伙同其他五人，持枪劫持了从沈阳飞往上海的中国民航296号航班。强迫飞机飞往韩国，并打算借道韩国叛逃到台湾省。

飞机迫降到韩国后，时任韩国总统全斗焕亲自召开国务会议，认为这是与中国破冰的千载良机，于是下令营救飞机上的中国人质。抓获卓长仁团伙之后，韩国方面还拒绝了台湾方面引渡劫机犯的要求，主动承担了机上所有人员在韩国的开销，展现出极大的诚意。

经过中韩双方的不懈努力，5月10日，全体乘客和机组人员安全返回上海，事件得以圆满解决。

劫机事件后，两国的体育、经贸交流迅速升温。中国决定参加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韩国也派代表团参加1990年北京亚运会。民间贸易迅速发展起来，为两国关系正常化注入了强劲动力。

最终，中韩两国在1992年建交。两国关系迅速驶入快车道，双边贸易额从1992年的50亿美元猛增到1997年的240亿美元，韩国对华投资额也从1992年的1.2亿美元猛增到1997年的21.42亿美元，短短五年间就增长了16倍。

当时的中日韩，产业结构高度互补，形成了“雁型模式”。日本凭借技术和资本优势，主要生产高附加值的核心零部件和精密仪器，像五轴机床、汽车发动机这些都是由日本来生产的；

从日本引进技术后，韩国专注于生产中间产品，像汽车钢板、玻璃、轮胎这些由韩国负责；

中国再从日本和韩国进口汽车零部件，在合资车厂进行组装，就近卖到国内去。

这套模式，本质上是其它国家在为日本产业做配套，日本经济高歌猛进时，链上的所有国家都能跟着喝汤；但要是日本经济出问题了，泡沫破裂再加上97年亚洲金融危机，那这套模式就运行不下去了。

在经历了惨痛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大家逐渐意识到，光靠一只领头羊，很难应对全球化的冲击，必须加强区域内的对话与协作。

于是，1999年11月，中日韩领导人在参加东盟会议期间，举行了首次非正式早餐会。重点讨论了如何在中日韩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

在合作的广度上，2002年，中日韩三方将经贸、信息产业、环保、人力资源开发、文化确定为五大重点合作领域，2007年又增加了财金、科技、物流等六个领域。

从深度方面来看，中日韩自贸协议一直是三方合作的重点。

三国经济结构高度互补，达成自贸协议之后，资本、技术、人才能在三国之间自由流动，知识产权、环保、电子商务这些经贸规则，也能逐步达成一致。未来还可能发行共同的货币，实现像欧盟一样的区域一体化。

于是，2011年，在韩国首尔成立了中日韩合作秘书处，作为三国合作的行政机构，专门为后续的自贸协议谈判服务。

三、谁在害怕东亚一体化？

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中日韩自贸协议就被提上了日程。

原计划2012年11月，三国开始自贸区谈判，结果9月份，日本右翼就闹出了钓鱼岛危机，中日关系瞬间跌到冰点，谈判也就无疾而终。

既然跟日本暂时闹僵了，那我们先跟韩国谈中韩自贸区，结果美国又要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系统，监视范围覆盖了小半个中国，中韩关系恶化，受此影响，2017年1月份的第11轮中韩自贸协议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

不仅是我们没有跟日本、韩国之间签署自贸协议。日本和韩国之间也没有签自贸协议，每过个一两年就会被慰安妇、独岛问题挑拨一下，免不了大打口水仗。

讲到这里，不用柏年说，大家可能都猜出来，背后有美国在搞鬼。

一旦中日韩自贸协议真的谈成了，东亚经济一体化真的实现了，那我们会成为继北美、欧盟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经济板块，既然欧盟内部都用欧元结算了，那我们也会绕开美元推动本币结算，而这会严重削弱美元霸权的根基，也是美国不能容忍的。

2012年，中日韩三国即将签署货币互换协议时，日本代表松下忠洋，突然离奇去世，紧接着新上任的驻华大使也突然去世，要说共同点嘛，他们都是支持三国货币互换协议的。最后接替他的是一名右翼强硬派，上来就推翻了之前的互换协议。

美国担心的另一大问题是，自身的科技霸权地位被颠覆。特别是、新能源、人工智能、半导体这些前沿领域，中日韩共同体已经具备跟美国分庭抗礼的能力。

拿我们来说，自从去年DeepSeek横空出世之后，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跟美国的差距，主要就集中在算力领域了。而这是日韩的强项，韩国有先进的芯片制程，日本有全球领先的半导体设备和半导体材料，三者一旦结合，再搭配吃苦耐劳的儒家文化，我们的竞争力未必比美国差。

既然美国从中阻挠，我们该如何破局呢？关键是以下两点。

首先，美国政府跟企业之间的利益并不一致。

美国对中国制裁，把一些中国企业列入制裁名单，客观上会导致很多美国企业遇到麻烦，说不定哪天自己的供应商就被制裁了，生意不就黄了吗？一旦我们进行反制，美资企业首当其冲，等于两头挨打。

这种时候，游说就很重要了，中日韩相关企业可以在华盛顿建立联合游说办公室，向美国国会、商务部和美国公众，说明“选择性脱钩”对美国企业、消费者和就业的具体伤害。也可以让自己的关联企业，美资的特斯拉、苹果出面去游说，更有说服力。

其次，与其被动防御，不如主动将三国高度互补的产业链进行系统性整合，降低外部冲击的影响。

在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战略产业，可以由三国政府牵头，联合龙头企业，共同设立发展基金，用于攻克关键领域的“卡脖子”难题。

在半导体领域，大家可以联合研发新一代芯片材料、共享先进封装产线，减少对单一外部技术的依赖。

关于这一部分，柏年曾在会员文章里对中韩半导体的投资机会做过深度分析，后续也会持续追踪。

中日韩三国既是“搬不走的近邻”，也是“拆不散的伙伴”。当前的风雨考验，恰恰是推动区域走向更成熟合作模式的契机。

只要三国能坚守“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共识，秉持“风雨无阻”的定力，就一定能把亚洲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为区域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开辟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