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000土匪包围解放军，匪首听错哨兵一个字，我军化险为夷

有时候，决定几千人生死、扭转一场血战的，不是枪炮，不是谋略，而是一个字。

在贵州话里，“船”和“团”的发音，就差那么一点点。

1950年春天，在黔西大山里，就因为这点差别，五千多号人马的队伍，被吓得当场散了架。

一、一个梦和一张纸

这事得从1950年开春说起。

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没多久，到处都缺人缺粮，百废待兴。

但在贵州西部那一片连着一片的大山里头，天高皇帝远，好多地方还是老样子。

织金县有个叫李名山的人，算是当地的地头蛇，拉了一帮人在山里占山为王好多年了。

新政府来了，给他指了两条路：要么放下枪，跟大伙儿一起过新日子；要么就继续当土匪，等着被剿。

李名山心里正打鼓呢，不知道该走哪条路。

就在这时候，一个叫罗湘培的人摸进了织金，专程来找他。

这个罗湘培不是一般人，是国民党留下的特务，以前当过毕节那边的保安司令。

他没带金条也没带银元，就带了两样东西：一张盖着大印的委任状，上头写着“黔西游-击司令”，收件人正是李名山；还有一肚子编好的瞎话。

罗湘培凑到李名山耳边，神神秘秘地说：“老李，好时候要来了！

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就打，委员长的大军已经在福建那边上岸了！

云南的龙三公子，带着二十万弟兄正往贵州这边打过来，用不了多久，天就要变回去了！

你现在拉起队伍，就是开国元勋！”

这些话，搁今天听着像说书，可在那个交通基本靠走、通信基本靠吼的年代，特别是在与世隔绝的山区，杀伤力巨大。

李名山本来手底下也就千把来号人，天天琢磨着怎么弄点粮食过冬。

这“黔西司令”的大帽子一戴，加上“开国元勋”的美梦一做，他脑子一下就热了。

他决定赌一把。

有了这杆大旗，李名山开始到处招兵买马。

国民党军队被打散后跑进山的残兵、附近郎岱县的匪首张新文、普定县的胡棉刚…

这些在旧社会横行乡里的各路人马，一听说李司令扯旗反攻，都像是闻着腥味的猫，纷纷跑来投靠。

短短不到两个月，李名山手下的人从一千多滚雪球一样涨到了六千多，成了整个黔西山区匪患的总头子。

人一多，心就野了。

李名山觉得自己真成了个人物，他把第一个目标，就定在了补郎区。

这个地方很特殊，正好卡在织金、安顺、平坝三个县的交界处，山高林密，以前就是个三不管地带。

他先派了小股人马下去，又是杀征粮的干部，又是抢公家的粮仓，把补郎的区政府搅得待不下去，只能先撤走。

这么轻松就得了手，李名山更是狂得没边了，开始盘算着怎么打下普定县城，再去打安顺，好风风光光地迎接“委员长”回来。

二、钢钉碰石头

李名山在山里闹出的动静越来越大，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贵阳。

省委的桌子上，摆着一份份关于黔西匪情的紧急报告。

不能再让他这么闹下去了。

1950年4月23日，一封加急电报发到了驻扎在普定的解放军146团。

命令很明确：立刻组织一支精干的武工队，钻到匪区里去，把被土匪搞乱的场子找回来。

团里的作战参谋贺兰皋和指导员秦德明接下了这个烫手的任务。

贺兰皋是个从抗日战场上一路打过来的山东汉子，打仗经验丰富。

他俩从团里精挑细选了98个身经百战的老兵，又在当地找了几十个熟悉山路的地方游击队员，凑成了一支138人的小分队。

4月24号，这支队伍就像一把刚磨好的尖刀，悄无声息地插进了补郎的地界。

贺兰皋他们一来，就像一根钢钉扎进了李名山的肉里。

他立马把手下五个县的匪首全都叫到了一块，在土匪头子肖亮高家的碉堡——黑土马场里开会，商量怎么对付这帮“不知死活”的解放军。

“他们聚在一起，正好一锅端了！”

贺兰皋从老乡那儿得到了这个情报，当机立断。

他找到当时带队的副团长焦剑侠，力主趁着夜色，先下手为强。

当天晚上，3营8连的六零迫击炮就对准了黑土马场。

几声巨响划破了夜空，炮弹准确地砸在了碉堡周围。

正在里头做着“反攻”大梦的李名山一伙人，被炸得鬼哭狼嚎，连滚带爬地从后门溜了。

这次夜袭，虽然没能抓住李名山，但把他想“围剿”武工队的第一次阴谋给搅黄了。

可李名山这人，非但没被打醒，反而觉得丢了天大的面子，心里那股火烧得更旺了，非要报复回来不可。

三、血染星秀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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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天刚蒙蒙亮，李名山就带着他全部家当卷土重来。

他把自己和侄子李成举手下最能打的主力，再加上其他各路土匪，凑了足足五千多人，从四面八方把小小的补郎镇给围了个水泄不通。

不巧的是，头天晚上增援武工队的解放军3营，因为接到了更紧急的任务，连夜又赶回了普定。

这么一来，整个补郎区，就只剩下贺兰皋带着的那138号人。

一场人数相差几十倍的恶战， unavoidable地开始了。

“快，抢占制高点！”

贺兰皋面对山下黑压压的人群，脑子却异常清楚。

他立刻下令，让战士刘海源带人守住旁边的猛噶高地，指导员秦德明守住东山头，他自己则带着主力部队，死守整个防御的核心——星秀坡。

上午九点多，战斗正式打响。

李名山站在山下，看着星秀坡上那稀稀拉拉的几条人影，轻蔑地一挥手：“给我用炮轰，拿人堆，也要把他们堆死！”

一时间，土匪的迫击炮、重机枪响成一片，炮弹跟下雨似的往阵地上落。

炮火刚停，几百个土匪就哇哇叫着往上冲。

贺兰皋亲自端起一挺机枪，对着人群就是一梭子，滚烫的子弹像镰刀割麦子一样，冲在最前面的土匪应声倒下一大片。

战斗从早上一直打到中午，越来越惨烈。

战士刘海源浑身是血地跑来找贺兰皋，他带去猛噶高地的战友，已经倒下了一大半。

这个湖南来的年轻战士，眼睛红得像要滴出血，他一把拉住贺兰皋，用嘶哑的嗓子喊：“队长，你带伤员先走！

我带剩下这28个人，保证守住这里！”

贺兰皋看着他，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只能重重地点了下头。

他知道，这个点头，比千斤都重，这28个人留下来，就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这28名战士，都是从枪林弹雨里滚出来的老兵，在这一刻，他们爆发出的能量是惊人的。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土匪的冲锋，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和枪托；手榴弹扔完了，就抱起阵地上的石头往下砸。

等到贺兰皋组织伤员转移后，带着人回来接应时，28个勇士只剩下7个人还能站着，刘海源自己也身中三枪，靠着一块石头还在指挥。

而在他们守卫的山坡下，横七竖八地躺着超过280具土匪的尸体。

用28个人，换了将近三百个敌人，硬是扛住了几千人好几个小时的轮番猛攻。

这种不要命的打法，这种钢铁一样的意志，是李名山和他那帮为了钱财和地盘凑起来的乌合之众，永远也想不明白的。

四、一句喊话，五千人崩盘

下午五点，太阳快下山了，血战已经持续了快一整天。

武工队的战士们虽然意志顽强，但毕竟人太少，弹药快要见底，伤亡也在不断增加，阵地眼看就要守不住了。

就在这个最要命的关头，谁都想不到的转折点来了。

普定县城里，146团轮训队的几百名增援战士，分坐了三条大木船，正顺着三岔河急速往下游赶来。

当船队划到格当差渡口的时候，被山头上放哨的土匪发现了。

山脚下的第一个哨兵，扯着嗓子就朝山腰上的第二个哨兵喊：“解放军的援兵来了！

来了三…

船！”

在当地的方言里，“船”（chuán）的发音，和普通话里的“团”（tuán）非常接近，尤其是在紧张和嘈杂的环境下。

这句喊话，混着远处的枪炮声，传到第二个哨兵耳朵里时，就走了样，变成了——“来了三团！”

“三团？

这个数字，把第二个哨兵吓得腿都软了。

他连滚带爬地往李名山的总指挥部跑，声音都变了调：“报…

报告司令！

大事不好了！

共军…

共军来了三个团！”

“三个团”，这三个字像一把大锤，狠狠地砸在了李名山的心窝子上。

他正为攻不下小小的星秀坡而焦头烂额，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人成片成片地倒在对方精准的射击下，士气早就掉到了谷底。

他本来就纳闷，为什么一百多号人能这么能打，打了一天都啃不下来。

现在，一听到“三个团”的援兵，他脑子里立马浮现出几千名装备精良的解放军正规军从四面八方包过来的景象。

他那本来就被打得摇摇欲坠的信心，在这一瞬间，彻底垮了。

他手下这五千人，本来就是各怀鬼胎凑起来的，打顺风仗还行，一碰到硬骨头就想跑。

如今听说对方来了几千正规军，哪里还有半点斗志。

李名山的第一个念头，不是组织抵抗，而是赶紧跑路。

“撤！

马上撤退！”

这道命令，对那些早就不想打了的土匪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喜讯。

整个包围圈瞬间土崩瓦解，土匪们扔下枪，掉头就往山里跑，人挤人，人踩人，乱成了一锅粥。

当那几百名真正的增援部队坐着三条船靠岸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奇景：敌人像退潮一样，漫山遍野地往后溃逃。

他们追着放了几炮，更是加速了这场大溃败。

五、从“司令”到囚犯

星秀坡这场血战，就以这样一种近乎滑稽的方式结束了。

138名解放军战士，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创造了击毙匪徒四百多人，击伤人数更多的战绩。

那个“三团”的乌龙情报，说是偶然，其实也是必然。

它压垮的，是一个靠谎言和利益捆绑在一起的脆弱团伙。

李名山的失败，从他相信罗湘培那些不着边际的瞎话开始，就已经注定了。

这一仗，把李名山匪帮的元气彻底打没了。

解放军乘胜追击，5月2号端掉了匪首安克庚的老巢窗子洞。

接着，大部队把李名山的老窝四方洞围了整整七天。

5月8号，弹尽粮绝的李名山，带着剩下的残兵败将，举着白旗走了出来。

几天后，在织金县城召开的万人公审大会上，李名山、田振武等几个罪大恶极的匪首被押上了台。

台下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振臂高呼：“枪毙李名山，人民见青天！”

枪响之后，李名山的脑袋被挂在城门上示众了三天。

补郎一带的乡亲们，这才敢安心地打开大门，下地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