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雷起诉前CEO陈磊：亿元资金侵占案重启，跨境追逃成焦点

鞭牛士

近日，鞭牛士了解到，迅雷向其前首席执行官陈磊提起的民事诉讼近日获深圳市相关法院受理。

这起涉案金额超过2亿元的侵害公司利益案件，因长达五年的跨境追逃僵局与复杂的资产转移路径，再次将互联网大厂“反腐”问题推向公众视野。

被指利用空壳公司转移资金

涉案金额数亿元

综合多家媒体报道，陈磊在2017年至2020年担任迅雷及子公司网心科技CEO期间，通过设立无实际经营能力的空壳公司实现资金转移。

工商信息显示，深圳市兴融合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兴荣合”）成立于2019年，注册资本未实缴，无技术人员，不具备开展云计算大规模业务的基本条件。陈磊利用其CEO职权，安排网心科技（迅雷子公司）与兴融合签订多份技术服务与采购协议，将网心科技账上资金转入兴融合账户。

据澎湃新闻，知情人士称，2019年1月至2020年4月期间，网心科技向兴融合累计支付约2亿元。相关交易被迅雷内部调查认定为"虚增交易环节"，即本可由网心科技直接对外采购的服务，被强制插入兴融合作为中间方，导致资金外流。

另据界面新闻，网心部分费用支付存在明显异常，例如以"区块链技术顾问"名义向两位60多岁的农民支付200余万元服务费，而接收账户实际由陈磊情人董鳕控制。

2020年4月2日，迅雷董事会作出决议，免除陈磊全部职务。值得注意的是，在正式通知下达前三天，陈磊仍签署付款指令，安排网心科技紧急向兴融合转账2000余万元。该笔款项的支付时间与此前模式不同，迅雷方面认为此时交易已失去正常的商业合理性。

股权转移行为进一步加剧了资产追回难度。

陈磊离境后，兴融合股权以1元人民币的象征性价格多次转让，最终变更至董鳕母亲及亲属名下，并由董鳕的闺蜜刘超的母亲赵玉芹担任法定代表人。这一操作形成了"陈磊、董鳕——亲信、亲属——名义公司"的三层架构，实际控制人身份被隐匿。迅雷多次通过司法途径要求交还流失资产，陈磊虽在庭外口头表示愿意配合，但在正式法律程序中均拒绝返还。截至2025年1月，被侵占的核心资产尚未追回。

人员管理方面的损失同样显著。

2020年4月初，在陈磊被免职前的几天内，网心科技35名绩效优秀员工被集中解聘，其中大部分为核心研发与运营人员。这些员工随后被引导至兴融合任职，导致网心科技支付赔偿金900余万元，并面临核心技术团队流失。迅雷方面表示，该批员工大多数为绩效优秀员工，严重缺乏解聘合理性。

当事人长期居留境外

案件侦办困难重重

本案司法程序经历多次转折。

2020年4月初董事会罢免决议生效后，陈磊与董鳕出境。迅雷公司随后向深圳市公安局报案，指控陈磊涉嫌职务侵占罪，公安机关依据《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立案侦查。

案件侦查持续数年，但最终陷入僵局。

知情人士透露，由于陈磊持有外籍，自2020年4月起长期居留境外，拒绝配合调查，导致刑事程序无法推进，案件不得不被撤销。

2020年至2024年间，迅雷在刑事程序之外，多次尝试通过民事诉讼追回资产。在相关诉讼及媒体采访中，陈磊曾表示"兴融合"是"网心关联企业"，其业务与人员完全依附于网心科技。但在后续庭审中，陈磊改变陈述，否认自己属于迅雷高管，并主张兴融合为完全独立的商业实体，此前所有表述"与本案无关"。

法律界专业人士指出，当事人在司法程序中就同一事实作出截然相反的陈述，可能涉嫌违反"禁止反言"原则，该原则要求在相同当事人之间的连续诉讼中，不得主张与此前行为相矛盾的事实。

2025年1月的民事诉讼，是迅雷在刑事程序终止后采取的新一轮法律行动。本次起诉聚焦于资金侵占与资产返还，未涉及刑事责任追究。

法院受理该案，意味着司法审查将重点围绕交易真实性、高管信义义务与资产转移合法性展开。

大厂“软权力寻租”、“小官巨贪”现象明显

近年来，各互联网大厂反腐力度越来越大。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4年，该院共审理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案件127件，涉案金额总计超过3亿元人民币。罪名集中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与挪用资金罪，且案件数量在近三年呈现回升趋势。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调研报告指出，"软权力寻租"现象突出，即高管利用技术决策权、流量分配权、供应商选择权等非强制性影响力谋取私利。同时，"小官巨贪"现象明显，部分中层管理人员通过复杂交易结构转移巨额资金。技术手段隐蔽性强，电子证据易篡改、跨境流转复杂，给取证带来挑战。

目前，多家头部企业已建立常态化反腐机制。腾讯2024年度通报显示，全年查处触犯"高压线"案件100余起，解除劳动合同100余人，将35家合作主体列入"永不合作"清单。

字节跳动2025年第二季度通报处理100名员工，其中18人因涉刑或恶意损害公司利益被实名通报，8人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这些实践表明，公开透明与从严问责是提升治理效能的有效路径。

迅雷起诉陈磊案的意义不仅在于个案追责，更在于推动"以诉促治"。通过司法程序固化证据链，可以厘清关联方交易的权责边界；公开审理过程对内部舞弊形成震慑效应；判决结果将为互联网企业重构供应商治理、资金流监控与权限管理体系提供司法参考。

需要司法、监管与行业三方协同

互联网企业反腐已从企业内部事务上升为影响公平竞争、投资者信心与用户权益的公共议题。在数字经济环境下，数据资产、流量资源与虚拟财产的产权界定尚不完善，为新型腐败提供了空间。

未来治理方向需要司法、监管与行业三方协同。

司法机关需完善电子证据采信规则与跨境司法协助机制；监管部门应针对平台经济特点，制定更精细化的关联交易披露要求；行业协会可推动建立黑名单共享与合规认证体系。技术赋能同样关键，例如利用区块链等技术在资金流追踪、智能合约在权限管控中应用，可能为事前预防提供新工具。

北京宝际法律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付中表示，刑事案件的侦查需要依托对关键当事人的讯问、核心事实的核实等基础工作，公安机关已对相关涉嫌职务侵占行为立案侦查，最终因涉案人员陈磊为美籍身份并长期滞留境外导致案件撤销，从法律性质来看，陈磊作为案件核心关联人，在公安机关立案后拒不回国配合调查取证，属于典型的妨碍司法程序推进的行为。

更值得警惕的是，此类行为若得不到纠正，可能传递“滞留境外即可规避法律追责”的错误信号，挑战我国法律的权威性与司法公信力。

付中建议，对于此类利用外国国籍和境外滞留对抗司法的行为，还需通过完善跨境司法协作机制、强化国际执法合作等方式予以规制，确保任何侵害我国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无论行为人身处何地，都无法逃脱法律的审视与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