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法与世界故事：徐则臣的文学“域外”与写作之锚

“冰窟窿钻好了，总有鱼儿会浮上来找氧气，它们摸索着从四面八方来到洞口，只要冰冻的透明度不至太差，你就会看见它们的背鳍像灰色的刀片从冰下划过。”

这是70后中坚作家徐则臣小说《斯维斯拉齐河在天上流淌》中的场景，源自他旅居白俄罗斯时的见闻。这篇小说，连同一样描写域外生活的10篇小说，构成了徐则臣最新的短篇小说集《域外故事集》。

惊叹于小说中精微的细节，若有若无的神秘氛围，笔者与徐则臣，就这部小说集，展开了一次对谈。

这些作品不是浮光掠影的异国猎奇，而是以文字的刻刀，在全球化图景下镌刻独属于中国人的精神图腾。

拉美街头的冰冷触感，白俄罗斯冰湖上垂钓者孤绝的背影，这些独特的经验唯有透过小说艺术的筛选与淬炼，才能摆脱奇观的轻浮，沉淀为关乎恐惧、孤独、沟通与文明对话的本质性寓言。

徐则臣

徐则臣像一位建设储存在地文化的“小博物馆”的匠人，珍视并陈列那些被宏大叙事遗忘的个体信物。他的小说总擅长在细节的幽微处打捞即将消散的“小历史”，为无根的时代提供一柄想象的锚。

全球化的语词语法日渐单一的今天，徐则臣坚持以“中国文法”来叙述世界故事。在《域外故事集》中，他尝试抵达一种融汇了《聊斋》志怪美学的现代表达。这无疑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他明白其中的风险，却依然选择走出写作的舒适区，为未来的写作者开辟一条新的文脉。他的创作轨迹昭示着，真正的文学，正源于同质化的警惕。透过深耕个体的记忆与想象，作家最终重塑了这一片属于所有人的、丰饶而复杂的人性大陆。

《域外故事集》

一个日渐全球化的同质世界

常常是一个场景、一栋建筑、一场邂逅、一种氛围和情绪，吸引着他去书写。2009年，徐则臣去美国内布拉斯加州一所大学做驻校作家，次年在爱荷华大学参加国际写作计划，在美驻留4月有余。从爱荷华州回来后，他完成了短篇小说《古斯特城堡》，觉得“域外”题材颇有叙事潜力，便想做一个系列小说。

“域外”这一提法，来自鲁迅。1909年，这位文豪和弟弟周作人，将来自北欧、东欧及俄罗斯的16篇小说直译为文言文，收录于《域外小说集》。彼时，林纾的意译法正在读书界流行。周氏兄弟提倡的直译，纠正了此种译法常见的误植与错漏。经由他们精准、冷静的译笔，读者得以直面外国小说带来的文化冲击。

“域外”是一面镜子，透过它，读者像看到月球暗面一样看到另一个被遮蔽的中国。徐则臣计划中的“域外”系列小说，也将透过对细节的深描，在世界各地与中国重逢。小说描绘了大量海外华人群体，刻画了他们的坚守与融入。多元文化如何在他们的中国灵魂中留下印痕？这正是徐则臣想要处理的文学命题之一。

后来，为腾出精力写《北上》《耶路撒冷》等长篇小说，写作短篇的念头不得不暂时搁置。重新捡起，是在疫情期间。

徐则臣自述，那时“整天关在家里面，觉得闷得慌，特别想开窗通口气”。对他而言，有两扇窗户亟需打开，一扇是现实的窗户；另一扇则是“抽象的、我们内心的那扇窗户”。因为这扇内心窗户的存在，徐则臣想借语言的舟楫溯流而下，抵达记忆中的远方，将这些年去过的国家、见到的趣事，以真假参半、虚实结合的方式写成小说。

最后的成果，即《域外故事集》里的10篇小说。“它们跨越了9个国家，其中以美国的故事为背景写了两篇，印度、哥伦比亚、智利、乌拉圭、白俄罗斯、埃及等其他国家，各自都有1篇。”徐则臣说道。

以上9国只占徐则臣近年来旅居国家的一小部分，他去过大约25个国家，不少国家去过不止一次。“美国去了有5次，德国、英国都去了3、4次。”徐则臣说，“但如此浮光掠影的旅居，并不能成为写作大部头小说的素材，因为你没有深入到日常生活的肌理与细节之中去。”

初抵异国的新鲜感，会放大写作者的感官。这让他觉得，即使在走马观花的浏览中，也有太多新奇之处。每次出国回来，他都会写一些散文化的纪实文字。“对小说家来说，光写客观事实、真实经历，总觉得不过瘾。”

徐则臣表示，这些新奇体验往往停留在景观层面，如同万花筒中所见。我们流连于转动万花筒时千变万化的色彩组合，却忘了这种种组合都出自相同的观察对象。需要经由虚构的提纯，现实的金砂才能成为精心雕凿的词语器皿。然而在当代，小说这门手艺面临诸多挑战。

身处异域时，任何当代小说家都必须明白，我们已然生活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在和笔者的对话中，徐则臣提到，正是全球化的不断进展、互联网的日益发达，改变了当代的话语生态，并彻底重塑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既包括族群内部的人际关系，也包括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族群之间的跨文化交流。”他说道，“全球化让我们习惯以天下为尺度思考世界，而非从单一区域或国家的维度出发。”

网络时代的信息爆炸，同样影响着小说家的写作。我们占有越来越多的信息，它们好像砖石，在我们周围砌起一堵堵密不透风的墙，将我们困在所谓“信息茧房”中。“其实有时候你知道的东西越多，你对这个世界了解得就越少。”徐则臣告诉笔者，“因为你知道的大部分都是同质化的信息，而且科技发展让世界变得愈发复杂，学科细分也成为不可逆的趋势，人们看似知道很多，但相比当代世界本身的复杂性，多元性，这些知识仍相当贫乏。”

之于中国文学，全球化意味着，作家不能再像过去两千年一样，在一个孤立的文化圈中思考写作。那时，“天下”意味着一种以汉语及汉文明为核心的宇宙观。如今，中国文化人的境况更复杂，不同国家、文化、文明间总在进行永无止境的板块运动。

“我们进入文学时，需要处理的维度会更多。”徐则臣表示，“但与此同时，全球化和网络的发展，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透明，越来越同质化。”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事实，趋同的生活必然带来趋同的文学。同一枚印章盖不出截然相反的图案，只能在颜色深浅上做些微调。

过去，国内各省的作家间的区别亦相当明显。当上海作家执着于描摹城市中市民阶层的喜怒哀乐时，“文学陕军”依旧在书写黄土地上的恩怨情仇。金宇澄的《繁花》与陈忠实的《白鹿原》是截然不同的作品，一个为海派文学传统所催生，另一个则根植于关中地区厚重的历史记忆。“现在，不仅同一个国家内部的区别越来越小，不同国家间的差异性也越来越小。”徐则臣思考。

人们吃同样的肯德基、麦当劳，喝同样的星巴克与可口可乐，看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列出的同一批“西方正典”。闲暇时，人们的娱乐选择也总是相似，无非是鸡尾酒吧、电影院、咖啡馆、羽毛球场。至于有闲阶层，则是潜水、滑雪、高尔夫、马术、戏剧与音乐会等等。

“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既能把全球化背景下，因互联网的出现而变化了的人际关系写出来，又能避免文学写作中的同质化。”徐则臣坦陈，“这几年，我一直在思考，在这本小说集里，我也在尝试纾解这些困难。”

小说中不可或缺的惟有细节

小说的虚构艺术就像一把筛子，旅行笔记里的真实经验，须经由它的筛选才能被雕凿为作品。那些全然震惊性的经验，或许适用于日记，却未必适用于小说。一如德国批评家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所言，荷马史诗中，为特洛伊城殉难的祭司拉奥孔可以悲愤地吼叫，等到他的形象被制成雕塑时，其愤怒的神情转而变得悲伤、宁静、肃穆。这是因为，雕塑与文学两种媒介的性质并不相同。

类比到文学层面，小说这一文体区别于日记的地方，在于它要通过一种强而有力的虚构，抵达更本质的真实。日记却往往浮于表面，总在铭刻今时今日的具体感受。“我希望这些被筛选进来的经验，能够契合小说的标准。那些暂时无法纳入小说的元素，也许若干年后，我会重新把它们捡起来，在有能力把握故事细节、情节与场景的基础上，将之升华为小说。”徐则臣指出。

当笔者追问，何种经验会从小说的筛眼中漏下，何种经验又会被其留下时，徐则臣讲起在拉丁美洲的经历：“那里治安问题很严重，游击队、毒枭、黑社会层出不穷，生活在拉美的华人却已安之若素。”

旅居哥伦比亚期间，许多朋友告诉他，虽然这些年哥伦比亚的治安状况已经大为改善，但过去，他们偶尔能看到荷载着持枪蒙面人的车在大街上穿梭。有时，他们步行或开车出行，面前的车忽然横过来挡住去路。车上窜出几人，迅速将他们按倒，用枪口抵住后脑勺，威胁其交出护照。“我把很多类似的细节串联起来，写进小说。”但对此类细节的把握稍有闪失，便会使小说沦为猎奇的都市传说，所以他处理它们时倾向选择那些最富戏剧张力的。

譬如，小说《蒙面》里，徐则臣写到了一位有着双重身份的角色，罗德里戈·马丁内斯（Rodrigo Martínez），他既是游击队员，又是诗人。为了让罗德里戈顺利参加朗诵会，主办方便别出心裁要求所有朗诵者在朗诵时蒙面。

在写小说《斯维斯拉齐河在天上流淌》时，他又常常回想起在白俄罗斯的经历。“那次是跟阿来老师一块去的。当天晚上，阿来老师出去散步，因为下大雪摔了一跤，胳膊摔断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打绷带、吊着个胳膊。”徐则臣回忆难忘夜晚。

首次感受到零下20度的天气，他有种难言的兴奋，想要多多外出活动。阿来虽受伤，也还是随徐则臣去看一栋类似中国革命烈士公园的老建筑。那是一幢纪念碑，下方是一盏盏长明灯。去看纪念碑有两条路，一条按照正常的路走，另一条要过一个湖。他们选了第二条。“当时湖面结冰，特别厚。我们过去的时候，湖上有一个人在冰钓。那个人坐在冰天雪地里，特别孤独，也特别笃定、安稳，有一种地老天荒的感觉。”徐则臣随即萌生了把这个细节和画面写成小说的念头，后来便有了《斯维斯拉齐河在天上流淌》。

访谈过程中，徐则臣也会提起那些最终被处理为散文的经验，这些经验同样深刻影响了他的小说观。2012年，他写了一篇文章《小博物馆之歌》。“在美国中部，我拜访了一座人烟稀少的小镇，里面居住着欧洲某地过来的移民。”

镇上居民依然和旧时一样古朴，抵抗着一阵接一阵的工业化浪潮。“能手工的绝不机械，他们喂马、劈柴，种植粮食和蔬菜，吃不了的拿出来在集市上卖，连同他们自制的手工艺品，他们把能见到的工业化的边角料都转化成艺术。”他在《小博物馆之歌》中写道。

在小镇集市上，他看到成堆粮食、南瓜，以及铁丝、钢片做成的小小的飞禽走兽。细雨中，镇民们弹吉他唱歌。为了取暖，他进入镇上的博物馆，场馆不大，只是摆放着许多书架的三间房屋。架子上有一些和本镇历史息息相关的老物件，如一百多年前的先民们用过的烟斗、挖耳勺、餐叉、一双龟裂的皮靴、本镇第一台印报机等等。镇上名门的详细家谱在此处陈列。小镇出生的发明家、画家、学者、烈士、英雄、名流的光辉事迹，透过书架里一张张旧照片得到永久保存。

“你可以透过这些老物件，和祖先建立具体的联系，每个人都能够在这历史的信物中，找到自己的来时路。”徐则臣感叹。与小博物馆相对照，那些讲述宏观历史的博物馆，有时反而淹没了个体的微观历史。

“我们很少有人会知道太爷爷的名字，因为我们缺少一个信物，它可以让你用想象来重建一个历史现场。”徐则臣直言，“我们有大历史，但缺少小历史，一个人往上三代就是一笔糊涂账，人们变得如同浮萍一般无根。”

小博物馆的史学与诗学，和徐则臣的小说艺术异曲同工。透过直面那些细碎而具体的物，他始终以充盈的好奇心，进入我们的生活现场，继而把握我们的个体存在与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的微妙联系。

编辑与作家的双重身份意味着什么

徐则臣的写作风格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如火成岩般经过漫长的淬炼，从青年期一路进化而来。他用了非常生动的比喻：青年期的写作像欢快的小溪，一路歌唱，清脆而激越，遇到卵石则激起猛烈的水花；到了中年期，作家的语言、思想遂变得雍容宽阔，静水深流；随着阅历增加，他更多留意作品内部的纵深、空间、厚度与宽度。“这阶段，你自然而然开始关心起历史叙事，虽然你未必要写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小说，但在创作过程中，你会对很多事情的来龙去脉产生兴趣。”

小到个体的家族史，大到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都将是他这一代70后中年小说家的写作素材。这一批逐渐进入创作黄金期的作家中，徐则臣的小说就如同他随笔里描述的小博物馆，陈列着那些具体而微的光阴的琥珀。

哺育这些琥珀的创作环境，却没有人们想象中的诗情画意。多年来，他都在编辑与作家的双重身份间彷徨。他承认：“写作需要保持一种敏锐，让你始终能感受到文学语言的新鲜、神秘与神圣。同时，发表所带来的成就感，也是促使你写作顺利进行的重要动力。”但成为编辑后，他必须看很多本来不必看也不愿看的稿件。

不论稿件质量高低，不论是否喜爱，一位合格编辑都应将大量精力投入繁重的审稿工作。这无疑会磨损作家对语言的敏锐，消耗他的表达欲。当文学爱好者成为职业编辑，就像一位老饕成为美食家，面对的不仅是满汉全席，更有可能是金玉其外的网红餐厅，每日例行公事的品鉴会败坏胃口。

徐则臣自述，在《人民文学》杂志这么多年，他见证过周遭许多同事文学热情的熄灭。“许多人最开始是为了写作才去做编辑，但做了几十年编辑以后就不再写作。”他分析，作为职业编辑的他们太熟悉一篇文章发表出版的流程，反而对这些事情袪魅了。当围绕在写作与发表上的神圣感、神秘感烟消云散，“最后你可能无所谓写与不写，功利心下降的同时，写作的动力也消失了”。

但做编辑也有好处。其一，审稿过程中，作家将会扮演批评家的角色，用极为挑剔的眼光扫描这些文本，臧否其优劣，打磨其细节。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文本细读训练。其二，在徐则臣看来，频繁的审稿工作能让作家对其写作有一个清晰定位。“我知道中国最好的作家在写什么，了解他们的优势，清楚跟他们相比，我能够写什么，不能写什么。”他总结职业经验，“如此，我便可以觅得更个人化的题材与写法，在其中深耕，而非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著作等身却没有自己的文学地理。”

我们可以在《北上》《耶路撒冷》等长篇中，发现徐则臣的文学地理，正是这些小说建立了他作为70后中坚作家的声誉。但在与笔者的对谈中，他说写作至今最下功夫的其实是短篇小说。每个短篇都是一次挑战，他会在其中试验新写法，若成功，将之转移到长篇小说创作中去。

“我很喜欢短篇，它纯粹、精炼，能够让一个作家证明你的针尖上究竟能有多少天使在跳舞。短篇小说更像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完成一部短篇会让我充满力量。长篇小说则是一种漫长的，依赖写作惯性的体力劳动，完稿时我总觉得疲惫不堪。”

短篇创作若焰火升空，炫目却短暂；长篇则是沉甸甸的影子，沉稳地跟随徐则臣许多年。每当写完长篇，他从不感到高兴，反而沮丧、失落，如画家达利（Salvador Dalí）笔下弯曲的时钟。此刻，他就要告别那些在脑海中朝夕相处数年的人物，把他们抛向读者，就像在网球场上打出一只球。他忧心读者能否接住这些人物，这几年的心血又是否值得？

达利雕塑《时间侧影》

他的写作生活是枯燥而沉稳的。严格划分创作日与休息日，已是一种奢望。处理繁忙的事务之余，任何琐碎时间都像储雨罐里的雨水一般被收集起来，用于写作。往往唯有在节假日，他才能静心关进书房。一天若能坐住，除必要休憩，大都用来写作。顺利时，他一日可得两三千字，不顺时可能枯坐许久，只留下寥寥数语。若写得顺意，傍晚时他会花很长时间散步，在步移景异的行走中酝酿次日内容。第二天动笔前，他总会重读前一天所写，一是为了修葺词语的毛边，二是为了接续之前的语调与节奏，保持整体气息的一致。

最后，当笔者问及徐则臣，身为资深编辑、职业作家的他对青年写作者有何建议时，他截斩钉截铁回复，必须阅读。

我们每个人都以为自己了解生活，却对那些经验盲区视而不见。阅读能够照亮这些盲区，无论是读“有字书”还是社会这本“无字书”，都足以弥补我们的局限。他人的文字、修辞、故事，会唤醒我们沉睡的记忆，刺激想象，为我们的认识纠偏、补全。写作本身也是一个阅读的过程，初学写作时，你需要揣摩他人的笔法，将之转化装载个人经验的容器。修改文本时，你也在不断重读自己，以此磨砺文学嗅觉。

以担纲编辑的经验出发，徐则臣认为，青年写作者不仅要读好的作品，读不那么好的作品同样有益。他们可以边读思考“如果换一种写法会如何”，甚至尝试以不同作家的风格重写它。这种练习，往往带来更深的启发。

写作终究是手艺活，需要持续练习才能把握其中的分寸感。就像诗人锤炼一个“绿”字或“闹”字，小说中人物的塑造、情节的推进并无量化标准，全凭写作者对微妙处的捕捉。这如同卖油翁注油，非得经过长年累月的实践，才能达到精准而从容的境地。

总而言之，写作是孤独劳作，它需要阅读滋养、反复练习，以及对分寸不知疲倦的揣摩。这便是70后中坚作家徐则臣的经验谈，并无任何取巧之处，惟有在日复一日的耕耘中，一个写作者才可能逐渐接近他心中那座沉默的山。而徐则臣就在此山中，用这些精粹的短篇开辟出条条道路，指向一种更缓慢，更沉稳的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