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降温45万，1270万毕业生内卷，扩招隐患今爆发

2026届全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降至343万，较上年减少45万；而高校毕业生规模却攀升至1270万，“本科生回炉学技能”“博士兼修硕士”的逆向教育潮流悄然兴起。

当我们热议这些教育新现象时，都绕不开27年前那个改变中国教育格局的关键节点——1999年高校扩招。

这场影响亿万国人命运的教育变革，不仅化解了当年的发展困境，更深刻塑造了今日的人才生态，其利弊得失至今仍在时代浪潮中延续。

高校扩招的核心正面价值，首先体现在对时代困境的精准回应与长远人才储备的双重贡献。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扩招有效延缓了就业压力，将千万适龄劳动力纳入校园培养，为社会稳定筑牢了防线。

更关键的是，它打破了此前“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升学困局，让更多普通人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彻底改变了“上大学=特权”的时代认知。

这份长远价值在2026年的今天愈发凸显。当前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进入深度渗透阶段，面临500万AI核心人才缺口，而这一缺口的填补，正是依托扩招以来形成的全球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

从“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源强国”的跨越，扩招功不可没——正是有了庞大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基数，我们才能在数字时代、AI时代的科技创新浪潮中站稳脚跟，为2026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的“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提供了坚实基础。

但急速扩张必然伴随阶段性挑战，这些问题在今日仍有迹可循。其一，扩招初期办学资源的严重短缺留下了质量隐患。当时教室、宿舍等硬件不足，师资力量与管理水平跟不上学生增长速度，直接导致部分院校教学质量滑坡，这一问题也推动了如今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构建“四链耦合”质量提升体系的改革实践。

其二，就业压力的“延缓效应”逐渐显现。1999年延缓的就业需求，在多年后转化为持续的就业竞争，如今1270万毕业生的就业焦虑，本质上是扩招后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适配性的长期考验。

最受争议的莫过于学历泡沫化与高校功利化倾向。随着大学生数量激增，大学学历含金量较80年代显著下降，甚至出现“硕士学历贬值”的现象。部分院校为争夺资源盲目增设博士点、硕士点，学位淘汰率近乎为零，进一步稀释了学历价值。

而2000年代的高校改名潮更具代表性，“市名改省名”“添加工商、科技字样”的操作，让众多院校失去特色辨识度，这一问题也成为2026年教育工作会议强调“引导高校科学定位、特色发展”的重要背景。

回望27年历程，高校扩招的历史必然性与积极意义毋庸置疑——它让教育公平成为更多人的权利，为国家创新发展储备了核心动能。

而其带来的问题，本质上是发展中的问题，如今正通过一系列改革逐步化解：2026年启动的新一轮“双一流”建设、高校毕业生就业扩容提质行动，以及“逆向教育”背后的“能力本位”回归，都是对扩招后遗症的精准修正。

从1999到2026，高校扩招的故事告诉我们：教育改革始终是平衡“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的动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