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曰美 王琇清 | 传播与生成：儒学对韩国礼俗文化的影响

摘要：儒学传入朝鲜半岛后，与其本土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禁忌文化渐趋融合，并在朝鲜半岛扎根、发芽、开花、结果，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儒学。韩国在儒家文化传入的过程中，对中国儒学之“礼”和韩国本土之“俗”进行了整合，生成了韩国的礼俗文化。在儒学持续作用的历史影响下，当代韩国礼俗文化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在社会风气方面尊孔重教、在生活规范方面重视礼仪、在伦理秩序方面强调家族主义。

关键词：儒学；韩国；礼俗文化

儒学源于中国，泽被全球，最先传入的域外地区之一是朝鲜半岛，孔子的教诲、儒家的思想犹如宗教的教规被韩国国民所遵循。正如《大韩民国史》所言：“在韩国，把信奉儒家思想也视为一种宗教信仰，称为儒教。时至今日，儒教思想已经深深地扎根于韩国社会之中，尤其体现在教育、礼仪等方面。”韩国学者崔根德指出，韩国历史上最早的“礼”见于中国的史书《汉书》：“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仪，田蚕织作。”清代学者孙诒让认为：“礼俗当分为两事，礼谓吉凶之礼……俗谓土地所习。”韩国的礼俗文化，是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将中国儒学之“礼”和韩国本土之“俗”进行整合而成。用文化传播论的“传播——生成”理论来解释就是：文化传播并不局限于一个时期，也不是简单地由一个地区传入另一个地区，而是有一个“文化适应”或是文化本土化的过程。

儒学传入朝鲜半岛后，与其本土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禁忌文化渐趋融合，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儒教。在朝鲜王朝统治时期，儒教被立为国教，成为全国唯一的正统思想。尽管儒学在近代的朝鲜半岛遭受了较为严重的冲击，但韩国对儒学及其精神的研究却从未中断。20世纪60年代，韩国将中国的儒学思想与西方社会的价值理念、管理方式及科学技术相结合，有力地推动了韩国经济的进步。韩国由20世纪70—9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之一，到2021年被联合国认定为“发达国家”，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思想蕴含的伦理价值成为保障韩国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至今，“忠、孝、节、义”等儒学观念和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五常”伦理仍为韩国社会关系的基础观念。在儒家思想的历史影响与持续作用下，当代韩国礼俗文化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在社会风气方面尊孔重教、在生活规范方面重视礼仪、在伦理秩序方面强调家族主义。

一、承袭：在社会风气方面尊孔重教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和核心，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以来，儒家文化不仅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至深至远，而且对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周边国家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东亚儒教文化圈”。正如陈来所言：儒家思想发源于中国，而广泛传播于东亚汉字文化圈。在漫长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因民族精神气质的不同，及地理、历史、社会存在条件的不同，中、日、韩各国的儒学形成了各自的个性和特色。”葛兆光亦言：“毫无疑问，在很长的时期里，东方诸国尤其是朝鲜人、日本人和中国人确实曾经共享过一个来自汉、唐甚至宋的历史、传统与文化，也许，真的可以称为一个‘文化共同体’，也可以成为一个研究的‘历史世界’。”

韩国是儒教文化圈中最早输入儒家文化的国家，儒学以一种思想体系的形态进入韩国，又在韩国被升格为宗教的样态存在。新罗圣德王十六年(717），“入唐大监守忠回，献文宣王、十哲、七十二弟子图，即置于太学”，从此朝鲜太学开始供奉孔子，孔子的圣人地位得以确立。《高丽史》卷三记载：“（成宗八年）乙丑，始营太庙，癸酉，王诣太庙，率百官输材。”“（成宗十一年）十二月，太庙成。庚申，教曰：‘邦家之本，宗庙为先……’丙寅，教曰：‘王者化成天下，学校为先。祖述尧舜之风，聿修周孔之道，设邦国宪章之制，辨君臣上下之仪；非任贤儒，岂成轨范’。”高丽王朝的最高教育机构太庙在成宗八年（989）开始修建，成宗十一年（992）才修建完成。成宗还亲自带领百官参与到太庙建设中，建成之际，成宗又发布教令彰示儒学在化成天下、治理国家方面的重要性。显宗十四年（1023）二月，显宗又追封新罗学者崔致远为文昌侯，将尊孔崇儒、重用儒生的理念延续下来。

统治朝鲜半岛达五百余年之久的朝鲜王朝（1392—1910），更是采取了诸多措施，以提高孔子及儒教的地位。1398年，太祖李成桂在首都汉城建立成均馆，设文庙奉祀孔子，各州府郡县纷纷仿效汉城之制建立文庙，朝野祭孔之风大盛。为统一祭祀礼仪，1409年，太宗命成均馆典簿许稠厘定释典大祭的礼仪。1466年，世祖册立王子珦为世子时，命珦戴儒冠入成均馆行谒圣礼，从此册立世子要先行释奠孔子，成为朝鲜王朝定制。1592年，日军攻占汉城后，烧毁了成均馆文庙。待日军退兵后，宣宗即刻命礼曹判书李增带领儒生赶往文庙废墟，哭祭孔子，并于1601年重新修建了成均馆文庙。据《朝鲜志》记载：朝鲜王朝时期，国王“时时亲行释典，或不时幸学，与师儒讲经，或横经问难，或行大射礼，或亲策儒生”。朝鲜王朝的这些举措使孔子和儒教的地位得到了空前提高，加上朝鲜王朝定儒教为国教，统治朝鲜半岛达五百余年之久，对韩国民众有着深刻的影响，这首先表现在韩国人的祭孔仪式上。

古代韩国非常尊崇孔子，特别是把儒教定为国教的朝鲜王朝，其国王会亲自参加祭祀孔子的宗教仪式——“释奠大祭”。现在的韩国政府对祭孔活动依然特别重视，每年农历的二月和八月，都要按照传统方式在文庙举行隆重的“释奠大祭”。参加祭奠仪式的学生们和儒学研究者们头戴儒冠，身穿黑色古代祭祀服装，根据司仪的要求行礼。祭孔仪式会吸引众多的韩国民众自愿参加。这项祭孔活动被韩国政府注册为韩国国家级的“第85号重要的无形文化财产”。成均馆大学教授林鹤璇还花了整整3年时间，整理出了17种古代祭孔舞谱，并在此基础上创编了祭孔舞蹈——文庙佾舞，“正是由于以林鹤璇为代表的韩国艺术家所具备的较为深厚的儒学修养，韩国版的佾舞表演才能呈现出一种令人信服的本真意境”，以至于很多学者发出了“韩国人把孔子供奉在心里”的赞叹。时至今日，韩国的成均馆文庙还仿照曲阜文庙供奉着孔子及孔门十哲，以及韩国历代著名的儒学圣贤。更宝贵的是，韩国还完整地保留了朝鲜王朝以来的释奠礼、焚香礼等祭孔礼仪。

在韩国人的心目中，孔子不仅是一位创立了儒学的伟大思想家；还是一位乐学乐教的卓越教育家。孔子幼年丧父，生活贫困。正是凭借着自己的刻苦学习，才成为了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可以说：孔子始于学，成于学，终于学。他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也，禄在其中”“不患无位，患所以立”等名言已深深扎根于韩国人的心里。儒学教育思想在朝鲜教育发展史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从朝鲜三国至高丽时期，都在儒学的影响下，先后建立了太学、扃堂、国子监和乡校，并实行科举制。在今天，韩国依旧是一个特别重视教育的国家，教师在韩国待遇丰厚，且受人尊重。这种尊师重教的观念为韩国推行现代教育制度并服务于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同时促进了现代化人才培养机制的快速建立。前韩国总统金泳三在其著作《开创二十一世纪的新韩国》中，这样评价当下韩国社会对教育的重视：

有个成语叫“孟母三迁”，说孟子的母亲为教育幼子搬了三次家。如今韩国的母亲中有几个不像孟母? ……他们对子女教育的热情，可以说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为了照顾准备考试的子女，韩国母亲们彻夜不眠，不惜牺牲一切，她们的伟大奉献精神，不由不令人感动。

儒学传入后，韩国一直承袭着儒家“尊孔重教”的理念，并将对儒学的态度升格为宗教的信仰，将祭孔仪式视作儒教的宗教仪式。这种宗教仪式的存在更加强化了韩国社会对孔子及儒学的重视、对儒家 “重学”“好学”“乐学”的思想及“重教”“乐教”“爱教”教育理念的贯彻。同时，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下，这也使韩国乃至整个东亚儒教文化圈在人才竞争上展现出强劲优势。

二、融合：在生活规范方面重视礼仪

“重礼”是儒家文化最为突出的外部特征。周公和孔子是中国礼乐文明发展史上两位里程碑式的关键人物。西周初年，周公承继夏商文明，经因革损益而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基本格局。在此格局中，“礼”占据着核心位置。美国著名学者赫伯特·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指出，中国古代人的生活以礼仪为中介，“人是一个礼仪性的存在（a ceremonial being）”。换句话说，正是“礼”本身直接塑造、培育着人，人们在“礼”中使自己自觉脱离动物界，“人”从此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类”意识的觉醒，成为“天地之性最贵者”，即“礼”使得我们人类最终从野蛮世界跨入文明社会。《礼记·曲礼上》载：“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 ……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是人与禽兽相区别的标志，也就是说，如果人不知礼，就不能称其为人，而是“衣冠禽兽”。

周公之礼被孔子继承发展下来，提出了“礼乐教化”的思想，所谓“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儒家以礼乐教化民众，以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礼，以列夫妇长幼之序。可以说，“礼”是儒家思想区别于其他思想的重要标志，更是中西文化的明显区别。“礼”不仅使人成为万物之灵，成为真正的人，而且还能治国安邦。正如《左传》所言：“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乃国家的政治生命所系，它能使政令贯彻畅达，社会和谐有序。韩国在很早就接受了儒家的礼乐教化之制，成宗时期，重臣崔承老在《时务策》中强调：“华夏之制，不可不遵……其礼乐诗书之教，君臣父子之道，宜法中华，以革卑陋。”

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韩国人非常注重生活礼仪。孔子言：“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孔子提倡儿女为父母守丧三年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许多韩国家庭至今仍谨遵孔子这一教诲，尤其是长子，在三年的守丧期间，要做到依礼安葬，以礼祭奠。每天皆需秉持恭敬之心，虔诚地在父母灵前行礼跪拜、哀伤泣哭，以示哀悼之情。在父母的忌日以及重要的传统节日，如春节、清明等节日，更要时刻遵守礼制，依礼行孝，前往父母坟前焚香哀悼，以表达对父母的深切思念。在家庭中，妇女要以丈夫为中心，既要与丈夫和睦相处，还要孝顺公婆，教子成才。韩国知名学者崔英辰认为：“在东亚汉字文化圈中，韩国是儒教传统发挥作用最强的国家。在中、日、韩三国中，儒教式祭祀至今仍作为家庭最重要活动而实施的国家只有韩国。”因此，在韩国社会，每个人都要做到“一于礼而不苟”，明确自身的职责和义务，谨遵礼仪规范，在生活、工作的每一个场合都要尊敬长辈，服从上级，讲究秩序，不能有僭越行为，否则就被视为失礼，受到人们的批评，甚或谴责。

在传统的韩国家庭里，一日三餐都要以男性长者为尊，因此，饭前先要给家中的男性老人摆好单人桌，以示尊重；然后还要先盛好老人的饭菜，由儿媳或者儿子毕恭毕敬地放置于老人的单人桌前；最后由老人品尝过饭菜之后，晚辈才能举筷吃饭。在餐桌上饮酒和吸烟也有严格的礼仪规范。如在长辈面前， 晚辈要做到不吸烟、不饮酒；父子之间不同席饮酒； 当与长辈不可避免同席时，饮酒前，要先依据长幼之别有序地倒酒，然后先敬长辈，待到长辈饮酒之后，晚辈再恭敬地用双手接过酒，侧身背席饮酒，以示尊敬。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要真心、真诚地做到敬老尊长，恪守礼制礼仪。在路上遇到长辈或老师，即使老师、长辈比自己年龄小很多，也要恭顺地行鞠躬礼，并为他们让路。这种对长者的尊重体现在语言中，最明显的标志就是韩语阶称的使用。韩国语的阶称是对话中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表达礼仪关系的语法原则。韩国语分为尊敬、对等、基本三类阶称。在阶称的使用上，尤其要注重社会地位、年龄层次。如长辈对已成年的晚辈一般使用对等或者基本的阶称；长辈对未成年的晚辈则使用基本或者不定阶的阶称；但是晚辈对长辈则要严格使用尊敬的阶称，以示对长辈的尊敬。

韩国人在着装方面也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新罗国王曾请求唐太宗赠予带有图文等级标志的中国服饰，《三国史记》对此记载如下：

新罗之初，衣服之制，不可考也。至第二十三叶法兴王，始定六部人服色尊卑之制，犹是夷俗，至真德在位二年，金春秋入唐，请袭唐仪，太宗皇帝诏可之，兼赐衣带，遂还来施行，以夷易华，文武王在位四年，又革妇人之服，自此已后，衣冠同于中国。

此后中国历代王朝都沿袭这一向韩国国王及其使节赠冠服的活动。据《高丽史·舆服志》记载，高丽朝的官服大体都是模仿中国的唐、宋、元、明诸朝官服形制而定。具体而言，官服服色等级分明： 国王用黄，官吏按品阶着紫、红、绿、青，平民则仅限黑白二色。至于服饰形制，虽与中原王朝大抵相同，但高丽亦有所调整，并非全盘复制。崔承老在《时务策》中亦向成宗提出：“（华夏之制）其余车马衣服制度，可因土风，使奢俭得中，不必苟同。”随着历史的发展，韩国人的服饰在长期生产实践与本土文化的双重作用下，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服装，即韩服。当下韩国人在一些酒会宴请等正式场合，一般着西装（也可穿韩服），但在一些特别隆重的传统节庆场合，如春节、结婚等大喜的日子，一定要穿韩服。

礼俗文化的特点就在于，礼和俗相互依存、胶着，双向地增强了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或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渗透。在大一统的社会中，礼治凭借着统治地位的优势，以制度的、教化的威力切入生活习俗。韩国社会正是在国家重视儒家礼治的历史背景下，将“礼”融入到社会生活交往的各个方面，“重礼”已成为韩国人非常明显的外在特征。

三、生成：在伦理秩序方面强调家族主义

在家国同构的古代社会里，君主被视为国家子民的父亲，称为“君父”；父亲则被视为是家庭成员的“君王”，称为“父君”，两者相互依存，互为表里，是维系宗族、政权统治秩序的重要纽带和核心支柱。可以说，君臣关系、父子关系不仅是传统社会人伦关系之大伦，更是宗族社会礼仪名分之关键。因此，为政之要需正君臣父子之名，定君臣父子之礼，使其各明其位，各司其职，如若君、臣、父、子不遵循礼仪规范，社会秩序必会大乱，国将不国，家将不家。正如《论语·颜渊》所言：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善哉! 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在宗法制度下，与君权、父权紧密相关的是兄权，兄权是君权和父权能够有序继承的保证。宗法制度的核心内容，就是在维护父权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确保嫡长子继承的世袭特权，以保障家族权力的平稳交接。故兄弟关系与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共同支撑起宗法家族这座大厦。而儒家伦理的核心价值“仁”也是从恭敬父母的“孝”，以及尊顺兄长的“悌”出发的，正如《论语·学而》载：“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李泽厚在《孔子再评价》一文中如是说：“以亲子血缘为核心纽带和心理基础的温暖的人情风味，也许能使华人社会保存和享有自己传统的心理快乐。”18世纪之时，便有西方学者将儒学所代表的东方文化之核心特征阐释为心理学与伦理学的圆融统一，认为儒家思想是对个体内在道德自觉与外在行为规范有机统一的强调，既体现了对人的个体意识的尊重，又使个体能够充分明确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家族角色，从而在社会群体中以努力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塑造完美的理想人格、收获真正的心理满足。黑格尔则认为，儒家道德伦理观中的仁孝观带有某种强制，而不是家族关系中自发的意志行为。但是，自20世纪以来，由于西方社会普遍出现了“原子化的个人主义”现象，使得人们的个体自我意识逐渐与社会群体相脱离，群体意识淡薄，人际关系冷漠，极端个人主义盛行，社会面临着渐被解体的危险。

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使得东方“宗法家族意识”在20世纪末逐渐受到思想界的重视，西方开始试图对东方的“共同体的”意识进行友好的新的评价或重新诠释，75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 1988 年的《巴黎宣言》发出呼吁：“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二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韩国成均馆大学教授金圣基在《儒教伦理学与二十一世纪》一文中，更是大力赞扬以孝悌为根基的儒家伦理体系：

儒家伦理价值能担当二十一世纪全球普遍伦理，而且就其结构来说，既符合于底线伦理体系，然而进一步而言，儒家伦理可以担当伦理的最大主义的积极机能。其超越之结构，以及自然观、宇宙观、人生观等皆符合于后现代普遍伦理价值系统。

原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也曾说：家父长制或终身雇佣等亚洲独特的文化和价值更为适合亚洲的发展。他批判“过于强调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美国方式（system），认为“基于相互义务的儒教伦理可以建立良好的家庭关系，将其发展成为国家层次上的纽带，对国家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确实，儒教体系化的伦理政治思想能够教化人心，改良社会，可以克服西方文化极端个人主义膨胀、社会整合乏力的弊端，在自然观、社会观两个方面对自由主义的盲点补弊纠偏，能够为全球治理提供儒学智慧。

儒家的这种“家庭伦理”观念在韩国人心中根深蒂固。汉城大学教授金学圭在《儒教思想研究》一文中明确指出：“自古以来，韩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所受孔教的影响很大，尤其社会伦理方面之影响，一直到现在特别显著。韩国人当中，信基督教、佛教等异端宗教的人颇多，可是在韩国社会里面通行的伦理道德，基本上皆遵用孔教原理，换句话说，现在韩国人的生活习惯与对人关系等等，无论其宗教如何，大都是来自儒教的。所以从现代的社会生活情形来看，世界上儒教的伦理保存的最多的国家，敢说是韩国。”韩国社会极其重视家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夫敬妻柔、父慈子孝、兄谦弟恭，被视为社会稳定的基石。儒家的泛家族主义精神并非仅仅依赖主观情感，而是强调推己及人。由人至物，通过层层推衍，润物细无声地渗透于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日常行为中，成为一种自觉的道德准则和自主的行为规范，表现为个人主体内在的责任和担当，进而升华为忘我的奉献精神。正如韩国平泽大学教授朴起彻所言：

在韩国的儒家思想中“个人”是不重要的，也没有什么意义。通常都是以谁家的儿子或者女儿的身份作为家庭一员存在。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家庭是构成社会的最基本的单位，儒家传入韩国以后家庭的意义被完全的吸纳至今。

以亲情待天下人，是儒家仁爱精神的真谛。“仁”的核心就在于把人伦关系与社会交往视为人性的基石和立身处世的基本标准。“孟子所谓‘无父无君乃禽兽也’，即指离开了父母兄弟、君臣上下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义务，人就等同于禽兽”。家与国紧紧相连，国破必家亡，保家首卫国。这样就由家庭式亲情和民族归属感，升华为文化认同、民族振兴、为国效力的爱国主义情怀。李泽厚说：“由孔子创立的这一套文化思想，……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在广大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亦即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儒家伦理精神正是以家庭道德为基石，以血缘为基础，以五伦为支柱构筑了其庞大的道德大厦：从孝悌出发，由“爱有差等”而“泛爱众”、由亲亲而仁民，由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家族充当着社会交往的单位和主体。相对家族而言，个人降低到较次要的地位。家族的每个成员不是独立、自由的个体，而是始终被视为家族的一份子。虽然在当今社会，韩国有些家庭的已婚儿子已不再与父母共同生活，但毋庸置疑的是，温馨和谐的幸福之家可以起到层层推衍的辐射作用，带动整个韩国社会沐浴在彬彬有礼、温暖仁爱的氛围之中，从而维护着韩国社会和谐有序的健康运转。

儒家文化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建立在宗法家庭的道德基础之上，韩国家庭对孝道的强调超出了中、日两国。韩国在儒家泛家族主义的基础上，强化了对儒家“孝”概念的重视，生成了以在伦理秩序方面强调家族主义的特色礼俗文化。这种以家族主义为伦理秩序根本的礼俗文化在维系韩国社会结构与特质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其有别于东亚儒教文化圈的其他国家。

深入到韩国人的家庭生活，我们发现儒教家族伦理观的影响无处不在。《论语》中所讲父为子隐、 子为父隐的“春秋决狱”式的思想居然清晰地出现在了韩国的法律条文中。著名学者楼宇烈在《儒学在现代韩国》一文中讲得很清楚：

韩国刑事法第9章151条，关于“窝藏犯人与亲族关系”的特例规定：对于窝藏或帮助犯了罚款和罚款以上罪的犯人逃避的人，将处以三年以下的劳役或1万5千元以下的罚款。但是，如果窝藏的是你的亲族、户主或同居的家族，则可以免去上述的处罚。再如，韩国刑事法第10章第155条关于“毁灭罪证与亲族间关系”的特例规定：（1）对于凡是毁灭、隐匿、伪造、捏造他人刑事事件或劳役事件的有关证据的人；（2）对于窝藏或帮助犯了刑事事件或劳役事件的有关证人逃避的人，都将处以5年以下的劳役或2万5千元以下的罚款；（3）对于以谋害被告人、嫌疑犯或劳役嫌疑犯为目的而犯了以上两项罪的人，则处以10年以下劳役。但是，如果上述三项中所窝藏的是你的亲族、户主或同居的家族，则可以免去上述各项处罚。而在关于杀害罪的刑法条款中则恰好与此相反，即对于杀害亲族、户主或同居家族的犯人的判罪，要重于杀害非亲族关系的犯人。所以有韩国学者说，韩国人现在是思想上西洋化，而在感情上则仍然是儒教传统的。

《韩国日报》曾用大篇幅版面报道了“儒教式家庭教育对孩子成长的积极影响”：与西方家长与子女间维持平等关系，并注重个性发展的家庭教育相比，时刻提醒子女对父母要恭顺的儒教式教育更有利于孩子们的健康茁壮成长。调查显示：接受儒教家庭教育的孩子几乎没有不道德行为、过度不安、抑郁自闭等症状。孩子的父亲越是具有儒教式态度，则孩子就越有安全感。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接受西方家庭教育的孩子患有精神不安症，或者抑郁烦燥症的比例明显高于儒教式家庭的孩子。

韩国的这种家族主义伦理扩大到企业，就是集体主义意识；扩大到国家，就是爱国主义精神，是对国家的无限热爱和崇敬，从而使整个韩国社会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今天的韩国社会，获得如此快速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正是儒教。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儒教思想最强调的是用心学，强调忠诚心，强调安分知足和俭朴。儒教的忠，在古代是忠君。现代的忠诚则是对企业的忠诚心，儒教的这种风尚和美德是建设产业社会的动力之源泉。”在韩国人看来，古罗马帝国的衰亡，不完全因为外族的入侵，更重要的是因为国民道德和精神的堕落，以及统治阶级内部腐败现象的孳生。由此，韩国人认为“只强调建设高度发达的产业社会，很容易产生经济繁荣而道德沦丧的现象”。所以，他们认为：比建设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更重要的是“建设一个高度发展的伦理社会、高度发展的精神社会和高度发展的道德社会”，而“儒教的伦理道德是超时空的，包含着所有的人都通用的、普遍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道德原理”。可见，儒学对韩国家族主义伦理及爱国主义精神的养成影响深刻。

韩国政府一直特别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弘扬。韩国每年都会举办不同类型的礼俗文化活动，如在韩国人耳熟能详的古典文学名著《春香传》春香小姐的故乡全罗道南原镇，修建“春香馆”，每年举办大型“春香祭”活动；在素有“韩国最大粮仓”之美誉的金堤市举行“金堤地平线庆典”，体验传统农耕文化的魅力；在韩国著名短篇小说《荞麦花开时节》提及的一处典型地点蓬坪面，举办“孝石文化节”庆典；在朝鲜抗日民族英雄李舜臣的故乡温阳，举办纪念李舜臣的“温阳文化节”等等。这些礼俗文化活动规模都比较大，且皆为民众自发组织。韩国人把这些礼俗文化活动视为“无形文化财产”。韩国政府非常重视这些无形文化财产，为了加大对其保护和传承的力度，“确立了国家级无形文化财产100多种，地方级无形文化财产200多种”。很多韩国家长或者韩国中小学、幼儿园的老师都会带着孩子们到这些地方进行研学教育，让孩子们身临其境，激发他们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

总之，这种传统礼俗文化活动背后是韩国对以“孝”为核心的家族主义伦理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在现实生活中的强化与促进。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韩国民众因此也有着高度的文化自信和历史担当。著名学者王心扬指出“近年来，随着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韩国人当中出现了一股极为强劲，几乎无与伦比的民族主义浪潮”。这种浪潮就是一种发自韩国民众内心的文化自信心与民族自豪感，而这种自信心和自豪感则来自一代又一代韩国人对传统礼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可以说，儒学已融入韩国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从而使得生活化的韩国礼俗文化更具生命力。韩国知名学者崔根德认为：韩民族沉浸在悠久的儒学习俗之中，生活规范和伦理感觉都来自儒学，甚至宗教信念都以儒学的祖先崇拜思想和义理精神为基础。以往由于无节制地接受西欧文明和拜金主义的泛滥，造成人们的价值观念混乱、传统思想地位下降，因而儒学只能被疏远。但是令信奉儒学的人感到欣慰的是，近年来儒学重新成为国民关心的对象。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合理预测韩国礼俗文化未来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在儒学的持续影响下，兼纳其他先进文明，在韩国本土文化的基础上生成更适宜韩国社会发展的新礼俗文化形态。

作者：王曰美，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儒学史及儒学国际传播；王琇清，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儒学史。

原载：《东岳论丛》202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