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的夏天格外闷热,二十三岁的我在县城机械厂当技术员,每月工资七十六块五,扣掉给家里的补贴,自己勉强够糊口。我叫王有财,名字是爹起的,他穷怕了,盼着我能多挣点钱。可那时的我,除了一身力气和还算扎实的技术,啥也没有。
遇见刘娟的那天,是七月十六号,我记了一辈子。同事刘建军神秘兮兮地拉着我:“有财,今晚去我家吃饭,我姐从省城回来了,我妈包了饺子。”我本想推辞,空着手去串门总觉得不自在,可兜里那点钱实在不允许我买礼物。刘建军像看穿了我的心思,拍着我肩膀笑:“啥都不用带,就来尝尝我姐做的酱牛肉,一绝!”
刘建军的姐姐我早有耳闻,在省城卫校毕业后留任市医院当护士,据说人长得漂亮又聪明。我本没太当回事,可推开他家门的瞬间,整个世界都静了。刘娟正端着饺子盘从厨房出来,乌黑的马尾垂在脑后,露出白皙的脖颈,淡蓝色的确良衬衫配黑色喇叭裤,脚上是一双干净的白色塑料凉鞋。最让我移不开眼的,是她弯成月牙的眼睛和干净的笑容,像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驱散了夏日的闷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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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军回来了?这位是?”她放下盘子,声音轻柔得像风。“我同事王有财,咱厂最好的技术员!”刘建军连忙介绍。我手足无措地点头,憋了半天只挤出一句“你好”。那顿饭我吃得魂不守舍,饺子是什么馅都没尝出来,目光总不自觉地往刘娟身上瞟。她举止得体,不时给大家夹菜,还跟着刘大娘劝我多吃点,说我太瘦了。那一刻,我第一次懂了什么叫一见钟情。
刘娟只在家待两周就要回省城,这十四天成了我这辈子最焦急又最甜蜜的时光。我找尽各种借口往刘建军家跑,帮他修自行车、送劳保手套,甚至硬着头皮帮他妹妹补数学题——尽管我的数学也不怎么样。每次去,多半能“偶遇”刘娟,我们渐渐熟络起来,聊工作、聊电影、聊各自的生活。我知道了她喜欢读汪国真的诗,梦想去北京看天安门;她也知道了我从小在农村长大,靠苦读考上技校才进了县城工厂。
离她返程还有三天,我做了个大胆的决定:向她表白。可拿什么表白呢?县城花店只有假花,送书不知道她喜欢什么,送点心又显得孩子气。我在厂区转悠了一下午,路过肉铺时突然福至心灵——两斤猪肉!在那个年代,猪肉可是实打实的硬通货,刘大娘还说过,刘娟最爱吃红烧肉。
我攥着皱巴巴的十二块八毛钱,在肉铺前徘徊了很久。最肥的五花肉一块二一斤,瘦一点的里脊要一块五。我咬了咬牙,买了两斤最贵的里脊,花了三块钱,相当于我两天的工资。肉用油纸包好,我又向食堂老师傅要了根细麻绳,笨手笨脚地捆了个歪歪扭扭的结。夕阳西下时,我揣着这滚烫的“定情信物”,敲响了刘建军家的门。
开门的正是刘娟,刚洗过头的头发湿漉漉地披在肩上,散发着香皂的清香。“有财?建军还没回来呢。”她有些意外。“我、我找你。”我的声音止不住地发颤。她愣了一下,侧身让我进屋。客厅里没人,刘大娘去邻居家串门了。我站在屋子中央,手心全是汗,把油纸包递过去:“这个……给你。”
刘娟疑惑地打开油纸,看到里面的肉时眼睛都瞪大了。“这……这是?”“我喜欢你!”我一口气说完,心脏快要跳出胸膛,“我知道我条件不好,就是个普通工人,没你有文化,工作也没你好。但我勤奋,我会努力,我会对你好一辈子!”她的脸瞬间红到耳根,捧着猪肉手足无措:“你咋这样……哪有人拿猪肉表白的?”
我正慌得不知如何解释,刘建军推门进来了,看到这场景哈哈大笑:“有财,你行啊!送我姐猪肉?这是要提亲啊?”刘娟嗔怪地瞪了弟弟一眼,抱着猪肉躲进了厨房。我心沉到谷底,完了,她肯定觉得我是个粗人。那晚我辗转反侧,第二天躲了刘建军一整天,生怕听到不好的评价。可下班时,刘建军却找到我,表情古怪地说:“我姐明天回省城,让你去送她。”我猛地抬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第二天一早我请了假,早早等在长途汽车站。刘娟拎着大编织袋走来,看到我时,脸上又泛起淡淡的红晕。去省城的三个小时里,我们起初有些尴尬,直到车子开出县城,刘娟突然轻声说:“那肉……我妈做成红烧肉了,很好吃。”我眼睛一亮,她却又补了句:“就是太浪费了,你工资也不高。”“不浪费!只要你喜欢就不浪费!”我急忙说。
“王有财,省城和县城隔着一百多公里呢。”她转过头认真地看着我。“我知道!”我迎上她的目光,“坐车三小时就到,我一个月去看你两次,工资够路费和住宿,我可以住最便宜的招待所,吃馒头就咸菜……”“你傻不傻。”她眼眶突然红了。我鼓起勇气握住她的手,她没有抽开。我趁机把自己的规划全说了出来:学机械制图、考大专文凭,以后要当工程师。她静静地听着,手指轻轻回握了我。
到了省城,我帮她把行李拎到医院宿舍楼下。“我会给你写信的,每周都写。”我第一次叫她“娟儿”,她微微一颤,回头叮嘱我:“路上小心,别总吃馒头咸菜。”那一刻,我知道,我有希望了。
回到县城后,我开启了“两地书”的日子,每周两封信雷打不动。我写厂里的趣事、夜校的见闻,她讲医院的工作、省城的新鲜事,偶尔一句“注意身体”就能让我开心好几天。第一个月发工资,我立刻买了去省城的车票,想给她一个惊喜。可在医院门口,我看到她和一个穿白大褂的男医生并肩走出来,有说有笑。我心里一紧,躲在墙角不敢上前。
刘娟很快看到了我,惊讶地喊我的名字。她介绍说那是科室的李医生,我勉强回应着,感觉自己灰头土脸的,和体面的医生格格不入。李医生识趣地离开后,刘娟带我去食堂吃饭,我全程沉默。“你吃醋了?”她笑着问。我脸一红,她才解释:“李医生有女朋友,下周就结婚了。”那天下午她请了假陪我,我们划船、看电影、吃馄饨,临走时她轻声说:“感情不是配不配得上的问题,我要是嫌弃你,一开始就不会理你。但我爸妈担心两地分居,你别太逼自己,慢慢来,我等你。”
“等”这个字给了我无穷的力量。我更加拼命,白天在厂里干活,晚上去夜校,周末还接私活修机器。1989年春节,刘娟回县城过年,她家邀请我吃年夜饭,这是“见家长”的重要时刻。我买了好酒和大鱼,紧张地回答着刘大爷的提问。当被问到两地分居的问题时,我诚恳地说:“我想停薪留职,去省城找工作。”刘娟很惊讶,我握着她的手坚定地说:“铁饭碗再重要,也没有你重要。”她扑进我怀里,紧紧抱住我:“傻瓜,我不怕苦。”
1989年春天,我拎着旧皮箱来到省城,刘娟帮我在医院附近租了个十平米的小房间。找工作比想象中难,好在我凭着过硬的技术,成功应聘到机床厂当临时工。虽然工资只有正式工的一半,但能和刘娟经常见面,我已经很满足。我们像普通情侣一样,下班后一起吃饭,周末去约会,日子平淡却甜蜜。
1990年元旦,刘娟被选派去北京进修三个月。送她去火车站那天飘着小雪,我把攒钱买的新围巾戴在她脖子上。她走后,我更拼命地工作,老师傅偷偷告诉我,厂里下半年有转正名额,好好表现有希望。这消息让我振奋不已,转正就意味着稳定,意味着能给她一个像样的未来。
三月中旬,刘娟来信说穿着我送的围巾去了天安门,还寄来一张照片,她笑得灿烂,红围巾像火一样。四月初她回来时,我把出租屋打扫干净,还买了真正的鲜花。那天晚上,我握着她的手说:“娟儿,等我转正了,我们就结婚,好不好?”她愣了一下,从脖子上摘下一条银链子,上面挂着一枚小银戒:“在北京买的,本来想等你生日送你。王有财,我愿意。”
1990年夏天,我顺利转正。拿到合同的那天,我跑到医院走廊里大喊:“娟儿!我们可以结婚了!”引来一片掌声。那年国庆,我们在刘娟老家摆了几桌酒席,我穿中山装,她穿红裙子,简单却幸福。新婚之夜,刘娟靠在我肩上说:“你那两斤猪肉,比任何礼物都珍贵。别人送的花会枯、首饰会旧,你的猪肉变成了红烧肉,吃进肚子里,变成了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我们都已白发苍苍。儿子在北京成家立业,我们偶尔还会提起那两斤猪肉的故事。前几天整理旧物,我翻出一个油纸包,里面是张发黄的纸,上面写着:“今购猪肉两斤,实付三元整。此肉不普通,乃定情信物,见证吾对刘娟同志之真心。立此为证,永不相负。王有财,1988年7月19日。”
刘娟凑过来看,眼睛笑成了月牙。我小心地把纸折好:“这是咱家的传家宝,等孙子长大了,我要告诉他,爷爷当年就是用两斤猪肉,追到了这么好的奶奶。”她嗔怪地拍了我一下,却紧紧靠在我肩上。夕阳洒进房间,握着她布满皱纹的手,我满心感激。
原来爱情从不需要华丽的誓言和昂贵的礼物,一颗真心,一份勇气,两斤实实在在的猪肉,就足以定下一生的缘分。这就是我的故事,关于两斤猪肉和一辈子爱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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