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袁殊刺杀李士群失败，被捕后潘汉年指示：通知日本人救人

1939年4月的上海法租界，雨丝迷蒙。凌晨五点，坐在霞飞路一间小公寓里的袁殊还在核对名单，目标只有一个——汪伪政权“76号”首脑李士群。彼时的上海，日伪和国共各色势力犬牙交错，一次看似简单的暗杀，却牵动三方神经。袁殊清楚，自己身后并不只有军统，还有更隐秘的党组织在注视。

袁殊并非初出茅庐。八年前，他在静安寺旁边的咖啡馆接过潘汉年递来那枚不起眼的印章，从此成为二科的新成员。其间，他曾以左翼文化人与青红帮“徒弟”双重身份做掩护，也在淞沪会战时假扮日本留学生混入敌阵。他靠着流利的日语和过硬胆识，赢得了岩井英一的信任，再用这层伪装不断把日伪机关里的文件撕碎塞进书脊，转送延安。为掩护自己，他还领了军统的少将处长职衔，外人看来风光，实际却走在刀尖。

暗杀李士群的计划由戴笠拍板，具体行动由上海区区长王天木协同。然而同年6月，王天木被捕并当场翻供，情报瞬间外泄。袁殊刚走到南京路就被特工按倒在车厢里。面对“76号”明火执仗的酷刑，他显得从容，原因只有一条：底牌未出。翌日放风时间，他隔着铁栏对妻子马景星轻声嘱咐：“去找潘先生。”这一句14个字，成为之后所有转折的枢纽。

潘汉年接讯后，没有急着找地下交通员，而是写下一串号码——日军驻沪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岩井英一的办公室。电话接通时，岩井只淡淡一句：“袁君是我方重要合作者。”李士群虽心有不甘，却不敢得罪日本外务省体系，三天后把袁殊送出“76号”。这次交涉表面是日本领事救人，实质是中共利用敌对体系内部矛盾完成反向营救。用潘汉年 später 的话说：“借刀杀人是兵法，借人救人亦然。”

脱险后，袁殊的身份更加微妙。对于军统，他是“我们的人差点被汪伪抓去”；对于岩井，他是“不可或缺的汉口线内应”；对于潘汉年，他依旧是那条与日方交错的暗渠。袁殊顺势向岩井提交了“兴亚建国运动”方案，名义上协助扶植汪伪之外的新政治力量，实际上让多个日方情报口彼此掣肘。岩井把整座“岩井公馆”交给他打理，却不知道电文底稿常常被翻拍后再回归原处。

从1939年至1941年，袁殊以汪伪宣传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旁听。《华中铁道调度表》《长江口海防部署》《驻港宪兵换防时间》，一张张密件从他手里流出，经潘汉年、李克农数次转驳后送至延安，有的直接飞往莫斯科。苏德战争爆发六天后，大连港未见北上舰队的异常情报，也是袁殊首先发出，为远东方面军调兵提供了佐证。这些细节，多年后才陆续被解密。

然而高位潜伏从来伴随质疑。情报系统内部一度有人提议“冻结”对袁殊的联络，理由是“汉奸面孔太甚”。潘汉年坚持保留，他只说一句：“真伪有时不在立场，在结果。”事实证明，1941年底香港突围的800多张通行证若无袁殊出面，日本宪兵队不会盖章放行，宋庆龄等人恐难安全离开。

抗战胜利后，上海街头旗帜突换。袁殊化名“曾达斋”，同几名同志连夜将汪伪库藏黄金交给地下党转运苏北。国民党方面怒不可遏，通缉令贴满租界，却始终找不到他的真容。解放战争进入尾声，他已在解放区情报部钻研《皇道论》《北一辉文集》，被誉为“日本问题活字典”。

1950年代，袁殊无声地隐入普通干部行列，从不提昔日五重身份。好友看来惋惜，他只是摆手：“档案留得下，比名声可靠。”他被错划、被审查，也默不作声，直到1982年调查组结论下达：1931年10月入党事实成立。中央批准恢复原名，他才把尘封四十年的“曾达斋”放回抽屉。

晚年他极少谈往事。一次看电视里情报剧，孙辈好奇追问，他笑着摆摆手：“如果真像戏里那样冲锋陷阵，三天就暴露。地下工作靠脑子，不靠拳头。”半年后，他把几大箱记事本统统付之一炬，只留下两页纸：入党介绍人、牺牲同志名单。

1987年11月26日，袁殊病逝，北京初雪尚未消融。八宝山告别厅内，国家安全战线的年轻人排成长队，悼词只有一句：“同志完成任务。”赤色党旗覆盖骨灰盒，外人很难想象，这面旗帜曾经靠一串日文电报、一次“借日本人之手”救回。本案留给后世的，不仅是潜伏技巧，更是一条在乱局中活用矛盾的路径。袁殊用一生证明，身份可以反复漂移，信仰却从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