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日本首相访华，毛主席放弃向日本索赔，事后再看真的很高明

1961年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与几位经济学家商谈“三线建设”时，忽然提到一句话：“邻居那边的动向，迟早得重新评估。”这句看似闲聊的提示，在随后十多年里像一根暗线贯穿了中国对外布局。到了1972年9月，暗线浮出水面，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抵达北京，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一场攸关东亚格局的谈判正式展开。

时间退回到上一年。1971年4月的名古屋世乒赛，中国运动员庄则栋把球拍递给了美国选手科恩，一句“回头北京见”，拉开了中美接触的帷幕。几乎同一时刻，东京永田町的议员们也在窃窃私语：如果华盛顿都在改变棋局，日本再犹豫就要“被动读秒”了。于是，从外务省到经济产业省，一份份“日中关系风险评估”快速成形，催促首相官邸尽快行动。

田中角荣上台仅两个多月，就给北京递交了访问申请。他明白，国内保守派虽仍念着“日台关系”，可经济界更看重中国这块新市场。对北京来说，机遇与警惕并存。台湾、赔偿、军事条约，每一项都是雷点，稍有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周恩来在内部会议上说：“我们要靠智慧拆雷，不靠情绪踢雷。”

9月25日傍晚，田中的专机降落首都机场。礼兵列队，少先队员挥着红旗，氛围比尼克松到访时更热。田中鞠躬时小声说了句日语，翻译迅速转述：“承蒙各位费心招待。”周恩来淡淡一笑，回了一句：“欢迎来到中国。”就这样，两边都保持克制，没有多余寒暄。

当晚的国宴出现一个小插曲。田中在致辞中说“给中国添了很大的麻烦”，七个汉字换来全场微妙的静默。毛主席没有在场，但宴会结束后，他收到报告，只回了三个字：“肯定不妥。”周恩来彻夜未眠，他考虑的不仅是措辞，更担心对方可能借模糊表达逃避战争责任。

第二天上午，正式谈判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进行。周恩来开门见山：“侵略不是麻烦，是灾难。”田中紧张得手心冒汗，只得连连道歉。对话持续两个小时，台湾问题终于摆上桌面。日方最初设想保留“民间往来”，周恩来立刻摇头：“一个中国原则，不留尾巴。”僵持近百分钟，田中退让，把“断绝与台北官方关系”写进备忘录草案。

正当双方酝酿声明文本，毛主席提出单独会见。9月27日晚，他在游泳池畔的会客室里见到田中。主席一开口就用湖南普通话半开玩笑：“跟恩来吵完啦？”田中先愣后笑，紧张情绪立刻缓解。随后讨论进入最敏感的赔偿议题。根据战后国际惯例，中国完全有权索取巨额赔款，外务部初步估算数字高达百亿美元。田中低声试探：“若贵国提出具体数字，我方须向国会报备。”毛主席没有立刻回应，他抽了一口烟，目光落在窗外的梧桐树上，数秒后轻描淡写地说：“中国放弃战争赔偿。”

田中惊呆，差点站起身来。周恩来补充道：“放弃不是遗忘。历史我们记得，但不让它成为明天的包袱。”一锤定音，日方顾虑顿消，随后同意在联合声明中明确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承诺向中国提供长期低息贷款与技术协作。

29日上午，中日双方签署《联合声明》，五条核心内容一一公布。消息传到东京，日本经济界欢呼，军国主义残余势力则愕然；而在北京，有干部提出疑问：不索赔是否太便宜了对方？周恩来没有展开长谈，只引用《论语》一句“以德报德，以直报怨”，便结束讨论。

几天后，国务院办公厅内部简报披露了一组数字：日本政府将在今后十年内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总额近200亿美元，外加三十余项成套设备和技术转让。鞍钢的薄板生产线、包钢的稀土分离装置、南京长江大桥改扩建的钢梁材料，都在那批清单里。用时髦的话说，这是“让利换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田中回国才发现，毛主席送他的那部《楚辞》首印本，封皮内侧夹着一张毛笔手稿，上面写着“《天问》可三问，可九问，终得正解乎？”田中对亲信感慨：“这不是礼物，是提醒。”多年以后，他在回忆录里承认，正是这趟北京之行，让自己真正理解了中国人对“历史责任”与“现实利益”的分寸拿捏。

放弃赔偿看似“吃亏”，实则换得了三个实在的好处：一是抢占了道义高地，打破了西方抹黑中国“好战”的舆论；二是迅速瓦解了日本保守派的抵制理由；三是通过经援项目，把对方的资本和技术转化为自身工业化的梯子。毛主席在会见结束时对随行人员说：“不要小看这份声明，它能保证东海几十年无战事。”

确实，随后的事实印证了这一判断。到1982年，中日双边贸易额突破100亿美元，中国引进的日资设备遍布沿海工厂，东北一批老企业借助日本融资重获新生。军事层面，日本在对苏联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也需稳住与北京的联络通道，东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避免了大规模冲突。

田中访华距今已逾半个世纪，当年会场里的文件纸早已泛黄，可那场“无形却厚重”的赔偿谈判，仍是国际关系课堂里被反复引用的经典案例——一个字，算得精准；一句话，值回千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