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砚秋去世后，碑文空了三年，周总理得知询问：程先生受谁益最大

1961年3月初，京城仍是乍暖还寒的早春光景。八宝山的松柏间，一块雪白的花岗石静静竖立，石面光洁无字，只在底座摆着几束素菊。守墓人叹道：“这就是程先生的碑，可惜还空着。”三年了，碑文迟迟未落笔，来祭奠的人却从未断过。

此情此景，传到中南海。一天傍晚，忙完政务的周恩来敲开文化部会议室的门，只问一句：“程先生的碑，为何到今天还是空白？”话音不高，却透着急切。现场顿时安静，大家面面相觑，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事情要从半个世纪前说起。1904年，程艳秋出生在前门外花市一户做小生意的人家。家境本不算拮据，可父亲早逝，母亲带着三个孩子，日子急转直下。六岁的程被人领进科班，跟随荣蝶仙学武生。拳脚、跟斗、刀枪棍棒样样来，师父巴掌也没少落在他身上。

一年后，荣蝶仙摇头：这孩子架子不够，改唱旦角吧。于是敲梆、亮嗓、踢毯子，程砚秋的声腔从咿呀学语的童音过渡到青衣的低转高昂。11岁那年，他在东安市场丹桂园初登大轴，清亮的“锁麟囊”尾音一甩，座上票友愣神：小小年纪，竟有潇洒倜傥之势。

坐在后排的罗瘿公听得入迷，暗暗记住了这个孩子。几年后，程砚秋嗓子正临变声，仍被班主硬拉着跑码头。罗瘿公心疼，拿出大价钱替他“赎身”，又请来名医调嗓，为他约来梅兰芳点拨身段。北京城里一时盛传：罗瘿公把宝押在小程身上，像待亲儿子一样。

罗瘿公的眼光没错。20年代后期，程砚秋连推《锁麟囊》《春闺梦》《荒山泪》等新戏，声腔婉转中带几分冷峻，身段里融刀马华丽，一时誉为“程腔”。观众爱听，行里人也服气，与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并称“四大名旦”。

然而，舞台的辉煌挡不住民族的危难。1937年7月卢沟桥炮声震天，日军压境，北平陷落。日本宪兵找梨园名角义演，实为粉饰太平。程砚秋摇头冷笑：“给鬼子唱戏？宁可饿死！”他躲去颐和园西北乡下，披蓑戴笠，锄地种菜，常用一纸“咽喉肿痛”诊断书搪塞军警。

抗战胜利后，宋庆龄请他赴沪义演筹款，程砚秋一口应允，十几场演出所得悉数捐作难民、学童救济金。人前光彩，人后却清简自守，在玉泉山自筹办学，让附近娃娃有学可上。

新中国成立，戏曲改造拉开大幕。程砚秋年仅四十出头，却已是业界“活宝库”。1956年，他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赴苏联访问，回国列车上与周恩来同座。车窗外白桦林飞速后退，车厢里谈笑间定下一桩大事——入党。

“程先生想过没有？”总理微笑着问。程砚秋略显迟疑：“向往已久，苦于没敢开口。”周恩来爽朗地应下第一介绍人。列车抵京，贺龙元帅在月台迎接，一听此事说：“第二个介绍人算我！”短短一程车马，艺术家与共和国领袖对彼此心意一拍即合。

1957年10月11日，程砚秋宣誓入党。档案里，周恩来、贺龙亲笔写下对他的评价：艺术家之身，人民公仆之心。此时他正筹划把“程腔”与新社会主题结合，然而天不假年。1958年3月9日凌晨，因肝病恶化，他在北京医院弥留。享年54岁。

追悼会上，人如潮涌。郭沫若主持，田汉致悼词，梅兰芳含泪送别。灵车前，周恩来、贺龙肃立良久。安葬时，按照组织决定，墓碑暂空，待日后集中商议后再镌刻生平。谁料一拖便是三年。

空白的原因说来无非三点：写什么、谁来写、如何落笔。戏曲界多方提议，把梅兰芳列为“师承”，也有人力挺罗瘿公。有的版本甚至拟把“国粹泰斗”数百字都加进去。意见越多，动作越慢，久而久之竟成难题。

1961年春，周总理再也坐不住。他把文化部、文联、戏校负责人招来，开门见山：“三年了，还空着，算什么事？”众人推辞缘由，总理摆摆手：“一句话，程先生生前口口声声感念谁，就写谁。”于是转头问寡居的黎佩兰：“程先生自认受谁益最大？”黎女士答：“王瑶卿。”

得到回答，总理当即拍板：“那就写‘受业于王瑶卿’。”田汉会意，却又犯难谁来执笔。康生自荐：“我来写。”此议最终敲定：碑文八十六字，明白晓畅，首句“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受业于王瑶卿，精研旦行，开创程派……”六月落石，秋日揭幕。空旷的花岗石终于刻上了永恒的字。

事情有了结果，可人间情分并未止步。每到3月9日，周恩来总把程家人请到西花厅，拉琴的、打鼓的、唱程派的小辈都凑在一处，热闹一晌。有人问总理为何事事挂怀，他只是淡淡一句：“爱才之心，与公事无二。”

后来动荡年月，程家几度遇到波折，旧宅差点被收回。周恩来两次批示：此房为国家保护艺术人才之故居，不得擅动。文件字数不多，却像定海神针，让程家子女得以安居。

程砚秋的舞台已成往事，碑文也已风化微蚀，可那块石头不再空白，正如京剧史上那段光彩不再蒙尘。有人感慨，写碑难过写戏，其实难的是一锤定音的责任。有幸的是，关键时刻，总有人扛起担子，让后人得以知道：程派唱腔背后，既有罗瘿公的伯乐情，也有王瑶卿的传艺恩，更有老一辈革命家对传统艺术的珍视与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