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13岁改日本名，给日本人当翻译，日军投降后却穿起八路军军装

1943年仲夏的一场暴雨，把广东宝安县城里的日军岗哨冲得七零八落。雨幕中，一个瘦削少年躲过宪兵的搜查，钻进破庙，掏出襟口裹好的火漆纸条——那是当天南支那派遣军司令部最新调兵计划。片刻后，他再次端正军帽、束紧皮腰带，以“铃木三郎翻译官”的身份，若无其事地返回营房，脸上连一滴雨水都不敢多留。少年真实姓名叫陈敏学，今年13岁。

让孩子在敌阵中捣鼓“谍战”，听来匪夷所思，可时间往前推三年，这一切似乎早已写好。1940年日军占领深圳，推行所谓“日语义务教育”。小镇上，人们为了稀缺的三两白米，被迫把孩子送进学堂。陈敏学天资敏捷，两年便能与日本军官对答如流，连语速和腔调都仿佛东京来的留学生。日军看中了这块“听话又好用”的材料，给他取了个新名字——铃木三郎。枪口抵着脑门，他只能点头。

表面是翻译官，暗里却已是东江纵队的游击队员。1943年春，东江纵队情报科找到陈敏学，说得直截了当：“缺个能进司令部的耳目，就看你敢不敢赌命。”一句话把少年推上悬崖，可他没后退，因为乡邻被宪兵拖走时撕心裂肺的哭喊仍在耳边盘旋。就这样，他把日本名刻进文件，真正镶进8114部队司令部。

有意思的是，初到司令部的陈敏学先被当成“猴子看戏”。军官们逗他：“三郎君，告诉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喜欢白米饭？”他面不改色，用关西腔大谈“稻作文化”。笑声落下，他却把对话细节一字不落暗记。密写纸埋进鞋底，夜里送到东江纵队的接头点，反复如此，日军兵力分布、物资走向，接连被游击队“提前请安”。

1944年春，日军在广东的据点三次遭伏击，司令部炸锅，怀疑内部有“影子”。陈敏学被调到宪兵队审讯室，东洋刀抵住喉结，逼他开口。他抖了，却咬死一句：“吾辈乃天皇子民。”半小时后，审讯官拍案：“放人。”这一关，赌的是演技，更赌日本人“面子第一”的虚荣心。

离险不久，他又经历一次九死一生。傍晚换便衣出营，以为万无一失，却撞见巡逻小队。对方上膛、推搡、喝骂。眼看就要枪响，陈敏学凶猛扯嗓：“笨蛋！我是翻译官，敢动我？你们负得起责？”短短十几个日语单词，声调咄咄逼人，仿佛少将下令。几个日本兵面面相觑，把枪口挪开。那晚，他命悬一线，冷汗湿透军衫。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表投降诏书。随后广州受降典礼上，南支那派遣军代表队列肃立。人群里出现一身簇新的灰色军装——八路军款式。铃木三郎的名牌却仍挂胸口，日军被这副场景惊得张口结舌。陈敏学朝他们竖了竖手里的受降通行证，没再言语。直到这一天，他才不用藏红五星，不用藏中文名。

有人指着他低声嘀咕：“汉奸？”游击队指挥员陈列福直接把他拉到台前：“这是咱们的情报员，别乱扣帽子！”一句话，谣言当场粉碎。可身体透支得厉害，此后不久他患上重病，被送往后方休养，没能随部队北上。

病愈后，香港成了他的新课堂。他把自学英语当作“第二次潜伏”——这一次潜在知识海洋里。他也迷上摄影，举起二战美军遗留下的柯达相机，记录香港的老街、维多利亚港的晨雾。1949年10月，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二年，他回到深圳，在一家国营照相馆任职，给新婚夫妇、参军青年、劳动模范定格光影。

很长一段时间里，陈敏学自认为早已是共产党员。直到1988年，组织谈话时才发现他从未补办入党手续。原来当年东江纵队队伍庞杂，口头宣誓等同“认定”，却没有纸面档案。两年后，60岁的陈敏学终于领到崭新的党证，手心汗津津，却说不出一句矫情话，只把证件揣进贴身口袋。

离休后，他闲不住。社区治保会缺人手，他自告奋勇巡逻夜岗。有时凌晨两点，他能从墙角扑出，制服小偷。短短几年，他协助公安机关破获盗抢案24起，抓获20多名嫌犯，“编外公安”传遍街头巷尾。邻居笑他说老英雄“爱显摆”，他摆摆手：“没枪的日子，也得守着这座城。”

遗憾的是，1998年深秋，他因心脏病骤发离世，终年68岁。葬礼简单，没有哀乐和花圈的铺张，却放下一套灰色旧军装——那身八路军式样的中山服，纽扣磨得发亮，袖口还带几缕翻新线头。家人明白，那是他从投降仪式穿到生命尽头的信念。

少年被迫改名，青年投身谍战，老年义务巡逻，一个人的轨迹就像折线，忽左忽右，却始终朝一个坐标逼近。那坐标，是他13岁时在暴雨里握紧的纸条，也是他68岁合眼前抚平的军装。铃木三郎已随历史尘封，陈敏学的名字，却在每一次讲述里更为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