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将李玉堂：赴台后被处决，几十年后两岸均为他正名

一九五一年二月五日，农历除夕，台北碧潭的清晨雾气浓重，天气又湿又冷。一位穿着洗白旧军装、肩部没有佩戴军衔的将军，被押到刑场。他是李玉堂中将。

几个月前，他的副官被保密局逮捕，供出李玉堂夫妇曾和地下组织有过秘密联系，商议在海南岛率部起义。这事成为他最重要的罪名。审判很快进行，即便老上司薛岳为他求情，也没有改变结果。最终呈送蒋介石的文件上，只批了一个死字。上午十时，碧潭边响起枪声。这位曾死守长沙的抗日将领，没有迎来他的下一个新年。

一八九九年，李玉堂出生于山东广饶县，那时仍是清朝。家庭支持他读书，后来他考入山东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学习纺织。若不是时局变动，他或许会成为一位工厂技术员。但时代的浪潮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消息传到济南，二十岁的李玉堂跟随游行学生走上街头。回到宿舍，他撕下一块白布，咬破手指写下四个血字：“良心救国”。这本书标志着他人生道路的转变。纺织机的声响在他耳中渐渐不同。一九二三年冬，他告别家人，南下去广州报考黄埔军校。

一九二四年，广州黄埔岛聚集了许多立志报国的青年。李玉堂在这里遇见两位山东同乡——李延年和李仙洲。三人同姓、同乡，训练刻苦，被并称为“山东三李”。军校生活艰苦，出操、上课、战术训练每天不停。

毕业后，李玉堂从见习排长起步，参加北伐，经历多次实战。因为他作战沉稳踏实，逐步得到晋升。到一九二八年，他已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师第八旅第十六团上校团长。数年后，他晋升为该旅少将旅长。黄埔经历与人脉，深深影响了他此后二十多年的军旅生涯。

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爆发，时任第三师八旅旅长的李玉堂率部开赴淞沪前线，奉命坚守蕴藻浜阵地。面对日军坦克，他组织敢死队，把多枚手榴弹捆扎在一起进行爆破。阵地虽暂时守住，但部队伤亡惨重。

一九三八年武汉会战，他升任第八军军长，奉命死守田家镇要塞。部队和日军激战半月，阵地多次易手，最终没有失守。此战后，第八军获得“泰山军”称号。一九三九年，他调任湖南，接管第十军。一场关乎其个人声誉与战局的重要战役，正在前方等待。

一九四一年底，日军再度集结重兵进攻长沙。李玉堂的第十军奉命死守长沙，不许后退。此时他本人处境微妙——因之前作战失利刚被撤职，此次属于临危受命，心理压力巨大。他亲赴岳麓山勘察地形，作出重要决定：把炮兵指挥所设在岳麓山顶，以便俯瞰全城。

战斗开始后，日军主力被吸引到城下，而中国军队炮弹在山顶指挥下精准落下。李玉堂坐镇城内核心工事，严令各部死守阵地。第十军苦战一周，没有让日军破城。等到外围中国军队合围，日军被迫撤退。此战成为李玉堂军旅生涯的高光时刻，他获颁青白勋章，后升任第二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

然而抗战胜利不久，内战烽火再起。一九四八年夏，局势已经大变。李玉堂任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兼第十二绥靖区司令官，驻守山东兖州。七月，华东野战军主力包围兖州。战斗激烈，城外据点接连失守。援军没有到，城内粮弹日益缺乏。

苦撑十多天后，城墙被炮火轰破，解放军攻入城内。李玉堂见大势已去，换装混入溃兵中逃离，途中曾被俘虏，后侥幸脱身，几经辗转返回南京。等待他的是一纸处分。蒋介石在报告上亲批：“李玉堂指挥不力，着即永不叙用。”这话几乎抹去他以往所有战功。

但这道“永不叙用”的命令，在国民党政权自身难保时也难以维持。随着局势恶化，用人需求变得迫切。一九四九年秋，闲居上海的李玉堂被重新起用，派赴海南岛任防卫副总司令，指挥第三十二军。

此时李玉堂心态已经完全不同，对国民党彻底失望。他的妻子陈伯兰和地下党员的妻弟陈石清，也从旁推动。通过秘密渠道，李玉堂和中共华南局取得联系，同意在适当时机率部起义，接应解放军渡海。

计划虽然定下，战局变化却更快。一九五〇年四月，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在韩先楚指挥下提前发动渡海作战，攻势迅猛。国民党守军很快溃败。李玉堂还没有接到中共进一步指示，所部已被打散。五月一日，海南岛解放。他随溃军撤到台北。那场精心策划的起义，最终没有能在历史关头实现。

李玉堂在台湾被处决后，其名渐渐被遗忘。三十多年后，事情出现转折。一九八三年，山东省人民政府经过调查确认，李玉堂在海南岛期间确实曾积极筹划起义。虽然没有成功，但还是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烈士证书随后送到他在山东亲属的手中。

二〇〇四年，台北司法机构重新审查旧案，认为原审证据不足、程序不当，撤销一九五一年判决，为他恢复名誉。一份来自大陆的烈士证书，一份来自台北的平反文书，以不同方式共同为这段复杂历史与将军的最终选择，落下迟来的注脚。碧潭边的枪声早已随风散去，而历史的回响，却比枪声传得更远、更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