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毛泽东当选主席，其对应的中央行政机关负责人是哪位？

1931年11月，江西瑞金那叫一个热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挂牌了。

大伙都知道毛主席当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毛主席”这个称呼的由来。

可很少有人留意到，当时其实还有个相当于“国务院总理”的职位，这第一任“总理”是谁呢？

01

这事儿吧，得从瑞金那个草台班子刚搭起来的时候说起。

那是一九三一年，大伙在江西瑞金搞了个大事，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名字听着就洋气，制度大多也是学苏联老大哥那一套。当时虽然条件简陋，但该有的架子是一点不少。

咱们得先捋捋这个“主席”和“总理”的概念。那会儿没有直接叫“国家主席”或者“国务院总理”的，它是叫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这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就像是国家元首，负责大方向；这人民委员会主席呢，就是行政一把手，管着米袋子、枪杆子还有外交那一摊子事。

那个时候，毛泽东同志威望高啊，大伙都服他。所以在选举的时候，这“国家主席”的帽子自然就戴在了他头上。

但这还不算完，行政那一摊子烂事谁来管？当时这人民委员会下面设了九个部，外交、军事、劳动、财政、土地、教育、内务、司法，还有一个挺吓人的国家政治保卫局。这全是实打实的累活、细活。

结果选来选去，这第一任“总理”——也就是人民委员会主席，还是毛泽东。

这就很有意思了，相当于一个公司的董事长，同时还得兼着CEO。大事小情，从制定战略到柴米油盐，全得他一个人操心。咱们看史料里记载，那时候毛主席是真忙，一边要指挥打仗，一边还得管老百姓分田地，甚至还得管苏区的财政收支。

那时候的副手是谁呢？是项英和张国焘。这两人当时地位也不低，但真正挑大梁、两副担子一肩挑的，还得是毛泽东。

这种“党政军一把抓”的局面，维持了两年多。这两年里，瑞金的红旗是插得稳稳当当，虽然外面国民党围剿得厉害，但苏区里面那是热火朝天。

不过，到了1934年，这天色就开始变了。

第五次反围剿打得那叫一个艰难，博古、李德那帮人来了之后，在那儿瞎指挥，搞得红军是处处被动。前线吃紧，后方这人事安排也就跟着动荡起来了。

就在这节骨眼上，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了，这次会议，可是个分水岭。

02

时间来到1934年2月3日，这二大一开，人事上就有了变动。

毛泽东还是继续当他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主席”这个称呼大伙喊顺口了，谁也替不了。但是，那个管行政、管具体事务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位置，换人了。

接替毛泽东当“总理”的，是一个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书生，这人叫张闻天，那时候大伙也叫他洛甫。

说起张闻天，这人背景可不简单。他是正儿八经喝过洋墨水的，从苏联回来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按理说，他和博古他们是一拨的，属于那种理论派。

可这历史就是爱开玩笑。当时让张闻天接这个“总理”，其实是个烫手山芋。那时候苏区形势已经很不好了，在这个位置上，那是真要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活。

而且，张闻天这人在当时党内的地位其实非常高。就在接任这个职位的前半个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他还当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如果不论资排辈，单看当时的党内职务排名，他比毛泽东还要靠前。

让他来当这个“总理”，从资历上说是够格的。但这里面其实也有点微妙的味道。那时候博古他们掌权，毛泽东实际上是受排挤的。把行政这块业务从毛泽东手里拿走，交给张闻天，这里面的政治博弈，懂行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但这事儿妙就妙在，张闻天虽然是洋派出身，但他脑子不轴。

他当了这个“总理”之后，没像博古那样在那儿死磕教条。相反，在实际工作中，他越来越发现，这李德、博古的那一套打法，根本行不通。看着红军战士一批批倒下，苏区一点点缩小，这个戴眼镜的书生心里头也开始犯嘀咕了。

特别是到了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这“总理”当得，连个固定的办公室都没了，还得跟着大部队漫山遍野地跑。

但也正是因为这场撤退，把张闻天和毛泽东这两个性格迥异的人，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03

长征那路走得是真苦啊。

那时候张闻天身体不好，不像武将那么壮实，走不动路，组织上就给他配了副担架。巧的是，毛泽东那时候身体也垮了，患了恶性疟疾，发着高烧，也只能躺在担架上。

这两人，一个是挂名的“国家主席”，一个是挂名的“总理”，都被当时的掌权派给冷落在一边。

这倒好，同是天涯沦落人，两副担子一凑近，话匣子就打开了。

在那风雨飘摇的长征路上，别的没法干，聊天成了唯一的消遣。张闻天躺在担架上，听毛泽东分析战局，分析为什么会败，分析中国革命到底该往哪儿走。

这一路聊下来，张闻天是彻底服气了。他发现毛泽东说的那些道理，虽然没有什么洋名词，但就是管用，就是能解决问题。他开始意识到，之前自己信奉的那一套苏联教条，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是水土不服的。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担架上的共识”。

到了遵义会议的时候，这伏笔就炸开了。

会上，博古他们还在那儿推卸责任，说什么敌人太强大。这时候，张闻天这个“总理”站出来了。他拿着手里早就准备好的提纲，反戈一击，做了一个长篇发言，把博古、李德那一套错误的军事路线批得是体无完肤。

张闻天这一站队，分量太重了。他可是党内数一数二的人物，又是行政一把手。他的支持，直接扭转了会议的风向。

最后的结果大伙都知道，毛泽东重新回到了军事指挥的中心。而博古被撤了下来，接替博古负总责的，正是张闻天。

你看这事儿多有意思，张闻天抢了博古的位置，却把军权交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对张闻天这份情义那是记在心里的。后来毛泽东私下里还夸张闻天是“明君”。这话啥意思？就是说这人开明，不贪权，知道谁能打仗就让谁上，这在当时那种你死我活的斗争环境里，太难得了。

张闻天自己呢，也是个实诚人。他知道自己搞理论行，搞军事不如毛泽东，后来好几次提出要让贤，想把这个总负责人的名头也给毛泽东。但毛泽东出于大局考虑，没答应。

这两人的关系，在长征路上那是真的铁。但这还不算最铁的，到了延安，毛泽东还干了一件更绝的事儿。

04

那是1936年，红军到了陕北，虽然条件苦，但好歹是站稳了脚跟。

这时候张闻天已经36岁了。在那个年代，36岁还没成家，那就是不折不扣的大龄剩男。毛泽东看着老战友孤身一人，生活上也没个知冷知热的人照顾，心里头着急。

毛泽东这人热心肠，就开始琢磨着给张闻天找个对象。这一琢磨，就看中了当时中央队的秘书长刘英。

刘英也是个苦命人，之前有过一次婚姻，但丈夫牺牲得早。到了1936年，她也31岁了，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压根没想过再结婚的事。

毛泽东一看，这两人挺般配啊，都是知识分子，又有共同语言。于是他就开始两头撮合。

他对刘英说，张闻天这人不错，有学问，人也老实，你们俩要是成了，那是革命的喜事。在毛泽东的极力撮合下，这两颗孤独的心终于走到了一起。

结婚那天，哪有什么排场啊。就在陕北的破窑洞里，几个人凑在一起，也没钱办酒席，就是买点瓜子花生，大伙嗑一嗑，就算是闹洞房了。

虽然穷，但气氛是真好。毛泽东那天高兴得不行，看着这对新人，诗兴大发，挥笔就写了一首打油诗。

这诗写得特有意思：“风流天子李三郎，不爱江山爱美人。当今洛甫做皇帝，又爱江山又爱美人。”

大伙品品这词儿。“洛甫做皇帝”，这话要是别人说，那是掉脑袋的罪过。但在毛泽东嘴里说出来，那就是战友之间的调侃。这里的“皇帝”，指的是张闻天当时党内总负责人的身份。毛泽东是用唐明皇李隆基来打趣张闻天，说他既能管得好革命的大好江山，又能抱得美人归，是真正的人生赢家。

那晚的窑洞里，笑声估计能传出二里地去。那时候的他们，谁能想到后来的风风雨雨呢？那是一种纯粹的、在战火中结下的生死情谊。

张闻天和刘英结婚后，感情一直很好。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搞外交去了，当过驻苏联大使，后来又当了外交部副部长。

只可惜，这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05

日子一晃到了1959年。那一年的庐山，雾气特别重。

张闻天这人，书生卷气重，认死理。他在会上发了个言，讲了些真话，结果这一讲，就讲出了事。他从云端跌落，成了被批判的对象。

那位曾经被毛泽东称为“明君”的战友，从此离开了权力的中心。他被下放到基层，搞调查研究。虽然身处逆境，但张闻天还是那个张闻天，他没闲着，写了很多经济建设方面的文章。

时间这把杀猪刀，切断了很多东西。

最让人唏嘘的，是1976年。

这一年，对于中国来说，太沉重了。

1月，周恩来总理走了；7月，朱德元帅走了；9月，毛泽东主席也走了。

可很少有人知道，就在朱老总走之前的5天，也就是1976年7月1日，张闻天也在江苏无锡的一间屋子里，默默地闭上了眼睛。他走的时候，身边没有鲜花，没有掌声，甚至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位曾经的“总理”、曾经的党内总负责人去世的消息。

那时候，他的名字还是个禁忌。

家人给他送花圈的时候，连“张闻天”这三个字都不敢写。妻子刘英含着眼泪，颤颤巍巍地在挽联上写下了“送给老张同志”几个字。

堂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任“总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只能是“老张”。

从1931年瑞金辉煌的建国大典，到1936年延安窑洞里的欢声笑语，再到1976年无锡的默默离世。这中间的落差，比长征的路还要长，还要陡。

同一年，四位重量级的人物相继离世。这仿佛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约定，他们那一辈人，在这一年集体谢幕了。

那天在无锡的殡仪馆里，看着那简单的花圈，刘英没有哭出声。她可能想起了40年前那个陕北的晚上，想起了那首“又爱江山又爱美人”的打油诗。

那个时候的笑声，终究是被岁月的风吹散了。只留下书本上冷冰冰的铅字，记录着他曾经的身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