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中国外贸数据出炉，突围背后藏着什么？

今天中国的外贸，有一个无法回避的背景，就是所谓的“逆全球化”与“脱钩”的论调。特别是来自美国的科技围堵与贸易施压，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压力场。

于是，某些人就据此想象着中国外贸在重压之下萎缩、断裂。

但事实却不同，据海关总署今日（1月14日）发布的数据，2025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45.47万亿元，同比增长3.8%，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其中，出口增长6.1%，进口增长0.5%，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2025年，我国外贸活力进一步增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增长显著。出口产品向“新”向“优”趋势明显，高技术产品、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速亮眼。

同时，民营企业继续发挥外贸“主引擎”作用，有进出口记录的经营主体超过78万家。

回顾近年历程，我国外贸在复杂环境中展现出强大韧性。

2020年，面对疫情冲击，我国外贸逆势增长1.9%，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1年，进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增速达到21.4%。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外贸伙伴更加多元，从传统市场向“一带一路”沿线及新兴经济体延伸，出口结构也从传统制造业向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升级。

1.中美棋局，贸易的冲击和韧性

首先，我们必须正视一个关键的反差，在舆论场“脱钩”声浪达到顶峰的同时，中美之间的实际贸易往来却展现出惊人的韧性。

回顾过去几年的数据，即便经历了多轮关税加征和科技封锁，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依然保持在极高的规模，甚至在对比某些年份时仍位列增长前列。这种强烈的“温差”揭示了一个本质事实，政治叙事的锋芒，与市场自身运行的深厚逻辑，往往存在巨大的间隙。

全球供应链不是搭积木，可以随意推倒重来；它是过去数十年全球化进程中，基于效率、成本、技术配套和产业集群深度编织而成的精密网络，其粘性远超短期政治决策的想象。

美国的所谓“去风险化”策略，在实践中更像是对半导体等极少数关键节点的拆解与备份布局，而非也不可能是一场全面切断的经济脱轨。

企业基于利润和市场做出的选择，为两国贸易留下了一条虽更狭窄、却依然坚固的通道。

那么，在压力下，中国外贸自身发生了什么？

其核心进化在于，它已经从应对外部突发冲击的被动应激模式，变成了主动抗冲击的趋势。我们可以在开头提到的历年时间线上看到这种进化，而到了2025年，面对更具战略性和持久性的地缘政治压力，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剧烈波动，而是在更高基数上的稳定增长与结构优化，这种免疫能力的升级，不是没有原因的。

中国无可替代的“全产业链红利”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这是产业韧性。

什么叫全产业链？意思就是从一颗螺丝钉到一台整机，从基础原材料到高端组装，绝大部分生产环节都能在境内或紧密的区域内协作网络中完成。

如此深度与广度，赋予了外贸企业无与伦比的调整灵活性和成本控制能力，当某个海外市场或产品线受阻，产能可以相对快速地在国内或友好地区市场间进行转化与再分配。

另一方面，世所周知的中国基建能力及其网络，形成了经济上的物理韧性。

这不仅指世界级的港口、铁路和公路网络，更指其背后强大的组织调度能力和日益国际化的物流延伸（如中欧班列、海外仓）。

它确保了中国制造能够以可靠的速度和成本，抵达全球几乎任何一个角落，特别是正在崛起的新兴市场。

然后是数字化，近年中国数字化能力有目共睹，所带来的，就是令整个经济发展具备了智能韧性。

跨境电商平台、数字关务、供应链管理软件等工具，极大地降低了中小企业参与全球贸易的门槛和风险，使它们能够更敏捷地捕捉碎片化的海外订单，管理复杂的国际物流与合规流程。数字化将传统外贸的“黑箱”变得透明，让企业能在风浪中更稳地掌舵。

当前中国外贸的表现，如果只是理解为“逆势增长”的奇迹，我觉得未免太过小瞧了，实际上，中国在中美棋局下所遇到的冲击，恰好是它学习如何在一个更加分割、更加政治化的全球市场中生存与发展的路子，其韧性不再单纯依赖某个单一市场的需求爆发，而是根植于自身产业链的厚度、基础设施的强度和数字网络的密度之中。

这种从“机体”深处生长出来的抗压能力，或许正是应对这场漫长压力最关键的底气。

2.中国外贸的突围

“脱钩”与“围堵”的叙事虽然响亮，但中国外贸的实践，显然对此并不买账。

至少，它没有表现为在压力下的萎缩或退守，而是有指向地开展突围。

而这突围，也不是说只对旧模式做些修修补补，更多是在地理空间、产业结构与经营主体三个维度上，同时进行全面的扩充。

以前中国外贸高度依赖欧美发达市场，这种“两极依赖”的结构在外部环境变化时显得异常脆弱。最新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额占比历史性地突破了51.9%，这意味着超过一半的对外贸易不再流向传统发达经济体，而是形成了一个以亚洲为中心、向全球延伸的网状新格局。

这个变化非常重要，并非我们常规所理解的那种“东方不亮西方亮”式的市场替换。以东盟为例，它不仅是承接了部分产业链转移的工厂，更日益成为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数字服务等中国创新产品的首要应用市场和反馈中心，扮演着区域创新节点的角色。

再看拉美和非洲，中国与它们的贸易往来也脱离了资源买卖的旧模式。在拉美，中国企业的投资与合作深入到基础设施、清洁能源和数字经济领域；在非洲，“中国建造”的铁路、港口和工业园正在改变区域经济的地理面貌，贸易也随之从初级产品升级为机械设备、工业制成品和成套技术解决方案。

这实质上是中国主动构建一个“去中心化”的全球贸易与协作网络，其根本目的是大幅降低对任何一个单一市场的过度依赖，将系统性风险分散到上百个国家和地区构成的、更具弹性的网络之中。

还有一点，我们知道，中国货船运往世界的，与十年前的模样有了太大的不同了。

驱动增长，已经不需要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成本优势”，反而可以依赖于“创新”与“绿色”双轮驱动。

一方面，高技术产品出口以13.2%的速度快速增长，其规模已超过5万亿元。

另一方面，以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出口增速高达27.1%，风力发电机组的出口更是增长了惊人的48.7%。这组数据的背后，是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从过去的“性价比”（同样的价格，质量更好），变成了“技价比”（拥有独特的技术或工艺），并快速迈向“绿价比”（符合全球绿色低碳标准，且成本可控）。

同时，贴着中国自主品牌标签的产品出海势头也很迅猛，其占出口总值的比重持续提升，所谓品牌，就意味着对终端市场和定价权的掌控，意味着利润不再仅仅停留在制造环节。一个清晰的趋势是，绿色技术标准、发明专利和品牌价值，正在取代单纯的关税与配额，成为中国企业突破国际市场新型非关税壁垒、获取更高附加值的最有力工具。

在贸易的基本构成里，民营企业以超过26万亿元的进出口额、57.3%的占比和7.1%的增速，无可争议地成为外贸的突围主力。

它们的机制灵活、市场嗅觉敏锐、决策链条短，恰恰最适应如今需求碎片化、订单小型化、市场多元化的新全球贸易环境。无数中小民营企业通过跨境电商平台，能够直接将商品卖给地球另一端的家庭，这种毛细血管般的渗透能力是传统贸易模式难以想象的。

而国有企业则在新格局中找到了其不可替代的稳定的角色，它们利用其规模与信用优势，专注于保障国家所需的能源、粮食、矿产资源等战略性大宗商品的稳定供应，为国家经济安全和产业链的平稳运行筑牢底线。最具生态意义的是，全国有实际进出口业绩的经营主体数量超过了78万家。

它们大中小并存、国企民企互补，形成了一个庞大、多样、充满竞争与合作的“贸易生命体”。这个生态不再依赖于少数巨头，而是能够通过海量市场主体的快速试错、自发学习和灵活转向，不断发现新需求、开辟新渠道、适应新规则，从而赋予了中国外贸一种内生的、强大的进化能力。

这些突围，实际都指向了一个目标，即在不可避免的全球格局动荡与重组中，构建一个更独立、更坚韧、也更可持续的对外贸易新体系。这并非对全球化进程的背离，而是在新的约束条件下，对全球连接方式的重新定义与深化。

3.四大结构性位移

另一方面，我们看近年的数据变迁里，我们又会发现中国外贸的机体内部，无可避免的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一，是外贸活动的地理重心，肉眼可见的迁移了。

广东、江苏、浙江等沿海传统外贸大省，凭借其深厚的积累，依然贡献着庞大的绝对数值，但增速已趋于平稳。

真正的增长活力，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内陆地区，例如四川、安徽、湖南等中西部省份，不再仅仅为沿海出口产业提供配套或原料，它们也可以依托中欧班列这条稳定的亚欧陆路通道，以及遍布内陆的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培育出具有本地特色的外贸产业集群。

像什么四川和重庆的笔记本电脑与电子信息产品，安徽的新能源汽车与光伏组件，都已形成相当规模的出口能力。

这意义就在于，中国的外贸格局不用高度依赖沿海港口的“单极牵引”了，全国范围内“多点开花、各具特色”的分布式新形态形成的趋势已成，其地理韧性显著增强。

第二，跨境流动的“货物”本身，其内涵与价值发生了质的飞跃。

现在中国运往世界的主要货物，早就不是衣服、玩具、家具这些了。拉动出口增长的“王牌”，变成了芯片、智能手机、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这些都是技术含量高、或是绿色环保的产品。

同时，中国买进来的东西也变了。

我们不再大量进口成品，而是更多地购买用来生产高端产品的核心零件、精密制造设备，以及石油、矿产等基础资源。

举个例子，电子元件和电脑零件的进口增长很快，这恰恰说明我们自己的高端制造业在发展，迫切需要这些高质量的原料来升级产品。

我们进口的重点，越来越聚焦于关键技术和战略资源。

第三，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上的位置，正坚定地从低附加值的“微笑曲线”底部制造环节，向高附加值的两端攀升。

一方面，向上游的研发端延伸，持续强劲的高技术中间品进口，本身就是国内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的营养输入。

另一方面，向下游的品牌与渠道端掌控，通过蓬勃发展的跨境电商平台，中国企业得以直接触达海外消费者；通过自建海外仓，提升了物流效率和客户体验；通过持之以恒的自主品牌建设，逐渐摆脱单纯的代工角色，开始收获品牌溢价，并直接掌控宝贵的客户关系与市场数据。

贸易的利润更多留在了中国的研发中心和品牌运营商手中，而不再仅仅依附于生产线上。

第四，是中国在全球贸易规则制定中的角色变化。

过去，我们主要是国际既定规则与标准的接受者和适应者。如今，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全面生效，中国在亚太这一全球最具活力区域的经贸规则协调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建设性角色，影响力显著提升。

更关键的是，在一些面向未来的新兴领域，如数字贸易、电子商务、新能源汽车与光伏产品的技术标准等方面，中国的头部企业、行业组织乃至政府部门，正基于自身的市场规模和技术实践，从规则的“跟随者”积极转变为“共建者”乃至“引领者”。

能够参与甚至主导国际标准的制定，意味着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占据了更有利的生态位。

这些变化相互关联、彼此强化，它们共同证明，中国外贸的进化不是量的简单扩张，而是一场深刻的、系统性的质变，这一点，尤为重要。

所以，一个明确的趋势是，国家安全和价值观考量将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嵌入全球贸易政策。美欧推动的“友岸外包”和所谓“价值观贸易”，其核心逻辑是将供应链布局从纯粹的经济效率导向，部分转向政治与安全关系导向。

也就是说，未来企业选择在何处生产、从何处采购时，政治信任度将首次成为与成本、质量、交货期并列的关键决策因素。

这种“泛安全化”的倾向不会短期消退，它将迫使中国外贸企业必须进一步深化市场多元化战略。

依赖单一或少数几个被视为“非友好”的市场将带来巨大风险，而早在“一带一路”及新兴市场布下的网络，其战略价值将进一步凸显。企业需要建立更复杂的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并将供应链的韧性与政治可靠性纳入核心管理范畴。

在这种背景下，全球产业链很可能走向一种“分层”或“分野”的状态。在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被视为直接关乎国家竞争力和安全的核心尖端科技领域，世界很可能逐渐形成以中美各自技术体系为核心的、两套并行的供应链与标准体系。

双方都会竭力在关键环节实现自主可控，并争取盟友伙伴的协同。

然而，在绝大多数传统制造业和消费品领域，全球经过数十年形成的、错综复杂的产业分工不会一夜崩解。

中国与西方市场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嵌套式依存关系仍将长期持续，但形态会发生变化，它会变得更复杂，链条可能被拉长或增设节点以符合“去风险”要求；它也会更具弹性，企业会为关键环节准备备选方案。

这种“平行”与“嵌套”并存的状态，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全球经贸格局的鲜明特征。

4.说在最后

对于广大的中国企业而言，过去依靠低成本大规模出口普通制成品的发展模式，其空间正在收窄。那么，新的机会则势必是存在于更专业、更具韧性和更富远见的战略选择之中。

例如在特定细分领域——某种关键材料、核心零部件或精密工艺——拥有深厚技术积累和不可替代性的“隐形冠军”企业，将迎来真正的黄金时期。

在全球供应链趋向多元化和“去风险化”的进程中，这类企业因其“独门绝技”而成为各方争相合作的稀缺节点，其市场价值将被重估。

其次，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品牌”的出海，必须升级为一项系统性工程。

不是注册一个商标就算了，而是要构建包括深入的目标市场本地化运营（如合规、客服、文化适配）、周密的知识产权全球布局与管理，以及符合国际主流价值观的ESG（环境、社会、治理）叙事能力在内的完整体系。

在供应链布局上，“中国+N”的模式我认为会成为主流。

企业应利用中国在研发设计、精细管理和核心产业链配套上的既有优势，主动主导在东盟、墨西哥等临近市场或关键区域的产能布局。

这不是什么产业外迁，只是形成以中国总部为研发与管理中枢、海外基地为灵活产能支点的网状供应链，以此分散风险并贴近市场。

中美博弈棋局的高压，如同一个历史性的熔炉，没有摧毁中国经济的筋骨，反而淬炼出其更内核的形态——一种不依赖于任何单一外部循环的、内生性的生存与发展能力。

这不仅仅是市场与产品的调整，更是一个庞大经济体在全球化范式发生断裂时，为自身、也为世界探索的一种新连接方式。

因此，未来的竞争分水岭，将不再由传统意义上的贸易顺逆差所标记。

真正的决胜点在于谁能为动荡的世界提供确定性，谁能为人类的共同挑战提供解决方案。是提供稳定而不中断的供应链，是提供普惠而可持续的绿色技术，是构建开放而非排他的合作网络。

棋至中盘，胜负不再局限于吃掉几个棋子，而在于能否重绘棋盘的格局，能否定义新的棋理。旧的、基于低成本与单一市场的路径已然失效，而新的法则日益清晰，真正的韧性，根植于开放的自主；最终的安全，来自于被需要的价值。

中国外贸的蜕变，其深层逻辑正是向这个方向锚定，它试图将自身的庞大工业体系与市场容量，转化为一种全球性的基础公共产品。

未来的全球贸易，将不再是资本与商品的无摩擦流动神话，而是基于多重逻辑——效率、安全、价值观、可持续发展——复杂权衡下的再编织。

中国在这场再编织中，曾经是最大的“纤维”提供者，现在则是要主动参与“织物”设计，且成为核心力量。

我们每个企业，其实都值得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审视自己的位置与未来。

作者 | 东叔

审校 | 童任

配图/封面来源 | 腾讯新闻图库

编辑出品 | 东针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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