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人的意义危机及其疗愈——《诗酒精神》新书分享会举行

1月11日，“古典文人的意义危机及其疗愈：《诗酒精神》新书分享会”在上海图书馆东馆举行，《诗酒精神》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朱承梳理了该书的核心脉络，旨在引导读者探索多元的意义建构方式，倡导一种融于日常且精神舒展的生活美学。

活动现场

《诗酒精神》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涉酒诗词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国古典的诗酒精神。诗酒精神是以诗歌艺术的形式，借饮酒之事来表达对宇宙、人性与天道的认识，实现“艺”与“道”的结合。传统文人围绕“酒”进行的诗歌创作，从早期的礼仪生活和秩序精神的展现，演变成后来的文人个体心性、情怀、志向的反映，乃至对于历史的追思与叩问。在传统诗酒精神中，诗人们活在当下的现实感、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以及不慕名利的洒脱情怀，参与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塑造，对于中国传统士人心态产生了影响。文人的诗酒意象，呈现了他们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感性维度，也展示了传统知识分子思想世界中的非理性气象。

《诗酒精神》，朱 承 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活动伊始，朱承从该书撰写缘起切入，指出当下人们普遍面临“衣食无忧却精神不悦”的困境，往往需要借助运动、饮食乃至写作等外在事物以寻求愉悦。反观历史，古人与今人的生活境遇亦有相通之处。书中聚焦的李白、苏轼、辛弃疾等文人，同样人生坎坷、理想受挫——李白一生落寞失意、苏轼屡经颠沛、辛弃疾壮志难酬。他们不约而同地寄情诗酒，以之弥补现实中的遗憾，安顿身心。

虽然古人与今人的精神困境与意义危机具体表现不同，但其共同的前提皆是“生活的不如意”。正是在不如意的境遇中，李白、苏轼、辛弃疾、陶渊明等文人得以跨越时空，与我们展开对话、共享生命体验。他们在面临精神困境时仍能保持昂扬与乐观的精神，正是借助诗酒文化所蕴含的疗愈机制：以酒移情，获得情绪上的舒缓；以诗言志，实现意义的重新建构与精神的向上超越。也许他们在事业上难以如意，但他们的文字可以与我们共情。今日读者亦可从“惟有饮者留其名”这般诗性精神中，感应古人情怀，探寻属于自己的疗愈方式，重新感受生活的意义，亦可如传统文人一般，通过阅读历史与经典，主动建构生命的意义世界。

朱承进一步指出，在公共生活中饮酒应有明确的界限，这一区分对维持健康的社会与个人生活形态具有重要意义，正如《诗酒精神》第一章所揭示的，中国礼制传统很早便对饮酒作出公私边界的划分，例如周公《酒诰》中的相关规范。朱承通过具体概念与人物案例进一步阐释相关思考，提出“放达型儒者”这一概念，并以苏轼为例进行解读。与传统认知中敦厚持重、悲天悯人的儒者形象不同，苏轼代表了一种“既世间又出世间”的生活态度：既热烈投入日常生活，又能超越世俗束缚，达到“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境界。这种于日常生活中实现精神超脱的取向，为意义建构提供了重要参照。

朱承强调，诗酒精神的关键，在于领会“得意忘酒”的智慧。于古人而言，酒是注意力转移的媒介，诗是精神升华的路径。一旦通过创作实现了情感转化与境界提升，便不必执着于媒介本身，从而完成从有限物境到无限心境的跨越——疗愈的核心并非饮酒行为，而是背后的精神超拔。对现代人来说，共鸣于古人的诗酒精神，亦可寻找属于自己的当代媒介，比如听音乐、运动、陪伴宠物等，皆能成为反思生命、观察社会、融通天地的疗愈途径，实现精神的涵养与通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