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师徒到死敌，戴笠为何必须杀死王亚樵？

民国那会儿，上海滩是个各路神仙打架的地方。有人靠租界的洋枪，有人靠帮会的弟兄，有人靠官场的门路。但有个安徽人，硬是凭着一把斧头和一身胆气，在十里洋场砍出了自己的名号。他叫王亚樵，后来人都喊他“暗杀大王”。这名头听着吓人，但你得知道，他砍的都是些什么人。

王亚樵是1887年生人，合肥北乡王小郢子那地方出来的。这人从小骨子里就带着一股不平之气，看不得欺软怕硬的事。辛亥那年月，他跟着反清的潮流走，可后来发现，皇帝没了，天下并没太平。军阀你打我我打你，老百姓照样受苦。他跑到上海，白天在码头扛大包，晚上就睡马路牙子上，拿张报纸盖身上就当被子。可就是这样一个人，愣是在上海滩混出了名堂。

他的路子很特别——专门帮安徽老乡出头。哪个皖籍工人受了欺负，他拎着斧头就带人找上门去。一来二去，身边聚了几百号人，人手一把利斧，“斧头帮”的名头就这么打响了。连杜月笙、黄金荣这些上海滩的老江湖，见了王亚樵也得客气三分。不是怕他势力多大，是怵他那股子不要命的劲儿。

但王亚樵心里装的不只是帮会那点事。1923年冬天，他干了件震动上海的大事。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手下七千多警察，镇压起革命党和爱国人士来心狠手辣。11月12日下午，徐国梁在大世界对门的温泉浴室洗完澡，刚走到车前，几声枪响，当场毙命。这是王亚樵的“开山之作”，干净利落。从那天起，江湖上都知道，上海滩出了个敢对官家人下手的狠角色。

就在王亚樵在上海滩风生水起的时候，一个叫戴笠的年轻人正四处碰壁。戴笠比王亚樵小十岁，浙江江山人，家境不怎么样，自己也没读多少书，整天在杭州、上海一带晃荡。但他脑子活，眼皮子底下都是路。1924年，他听说王亚樵在湖州招兵买马，当即决定去投奔。

说起来也是缘分，戴笠有个同乡叫胡抱一，已经在王亚樵手下做事。经他引荐，戴笠见到了这位传奇人物。胡抱一在旁帮腔：“这位是江山才子，文武双全，一直想投奔个真正为国为民的队伍。”王亚樵抬眼打量眼前这个面色微黑、眼神精明的年轻人，点了点头，给了个分队长的职位。

那些日子里，戴笠对王亚樵恭敬得很，一口一个“先生”。王亚樵呢，也觉得这小兄弟机灵，是块材料，后来还推荐他去考黄埔军校第六期。那时的他们，一个倾囊相授，一个虚心求教，谁能想到，这份师徒情谊，日后竟会演变成你死我活的追杀？

戴笠进了黄埔，人生轨迹彻底变了。他天生是干特工的料——心思细，记性好，善于察言观色。蒋介石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戴笠也争气，1927年“四一二”清党时，他冲在最前面，抓人、审讯、处决，样样干得利索。蒋介石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从此把他当心腹栽培。

而王亚樵，走的完全是另一条路。1927年那个春天，他亲眼看着蒋介石在上海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孙中山生前力主的国共合作被彻底抛弃。这个血性的安徽汉子坐不住了，他想不明白，革命怎么革到了自己人头上？从那天起，他把枪口对准了蒋介石。

这时的戴笠，已经成了蒋介石的特务头子；而王亚樵，成了蒋介石最想除掉的人。曾经亲如师徒的两个人，就这样站到了对立的两边。

1931年夏天，庐山太乙村。蒋介石正在甬道上散步，竹林里突然飞出两颗子弹，擦身而过。刺客是王亚樵派的。老蒋吓出一身冷汗，回到住处半天没缓过神。

同年7月23日，上海北火车站。王亚樵精心策划刺杀财政部长宋子文，结果误杀了宋的秘书唐映庐——两人都戴着巴拿马帽，穿着白西装，刺客情急之下认错了人。宋子文侥幸逃生，但魂都快吓飞了。

这两次刺杀虽然没成功，但蒋介石是真怕了。他知道，王亚樵不是一般的刺客，这是个有组织、有谋略、有胆量的对手。而且更让他窝火的是，这个人曾经还是戴笠的“先生”。

真正让王亚樵名震中外的是1932年虹口公园那桩爆炸案。淞沪抗战停火后，日军居然要在虹口公园开“庆祝大会”，庆祝他们侵略中国的“胜利”。王亚樵听说后，气得拍桌子：“欺负人欺负到家门口了！”

他找到在上海的朝鲜志士安昌浩，两人一拍即合。王亚樵出钱，安昌浩找人。4月29日那天，朝鲜青年尹奉吉提着藏有定时炸弹的热水瓶混进会场。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正在台上讲话，一声巨响，白川当场炸死，日本公使重光葵炸断一条腿，十几个日本高官非死即伤。

这事儿干得漂亮，全中国都觉得解气。可蒋介石接到消息，心里却五味杂陈。一方面，日本大将死了，他暗地里也痛快；另一方面，王亚樵这么厉害，他更睡不着觉了。

国民党军统大特务沈醉后来回忆说，戴笠有次跟他讲：“世人都怕魔鬼，但魔鬼怕王亚樵。校长一提这个人，假牙就发酸。”沈醉自己也观察到，戴笠要是听说王亚樵可能在附近，第一反应就是检查门窗关好没有。

蒋介石开始悬赏捉拿王亚樵，开价从十万大洋一路涨到一百万。要知道，当时对共产党重要人物的悬赏，最高也不过十万。一百万大洋什么概念？能在上海买下几条弄堂，能让一家人几辈子吃穿不愁。老蒋是真急了。

压力全到了戴笠身上。一边是待他不薄的恩师，一边是提拔重用他的蒋介石。戴笠没怎么犹豫，就选择了后者。

他开始在上海布下天罗地网。可王亚樵就像条泥鳅，怎么抓都抓不住。有一次，军统特务得到线报，包围了王亚樵在上海的新住处。一百多号人把房子围得水泄不通，破门而入时，床上的黑紫羊皮袍子还带着体温，被窝还是热的，人却不见了。后来才知道，王亚樵听到动静，从四楼阳台顺着隔壁的下水管溜了。

还有一次更绝。王亚樵和他妹妹王亚瑛被特务堵在一条弄堂里，眼看无路可走。王亚樵二话不说，迅速和妹妹换了衣服，戴上围巾，低着头从特务身边大摇大摆走了出去。等特务反应过来，人早没影了。

戴笠接到报告，气得直叹气：“没有谁能对付得了王亚樵！”

话虽这么说，事还得办。1933年8月，王亚樵知道上海待不下去了，化装成码头工人，偷偷上了去香港的船。戴笠很快得到消息，亲自带人追到香港。

没想到，戴笠刚到香港，就被当地警察以“非法携带武器”为由给扣了。原来王亚樵早有准备，通过关系联系上了香港警务处长，还和“西南派”领袖胡汉民一起找了港督。香港方面答应按“政治犯”待遇保护他。

戴笠在香港警局蹲了三天，还是南京政府通过外交途径交涉才放出来。出来后的戴笠，一肚子火没处发，全算在了王亚樵头上。

英国人终究不愿为了王亚樵得罪南京政府，最后通知他：你得走。正在走投无路时，李济深来信，请他去广西梧州暂住。广西是李宗仁、白崇禧的地盘，和蒋介石不对付，王亚樵觉得安全。1936年2月，他带着二十多个兄弟和家眷到了梧州。

王亚樵再次消失，蒋介石更睡不着了。他总觉得黑暗角落里会突然冒出王亚樵，举着枪对着他脑袋。戴笠的日子也不好过，三天两头挨骂，老头子放话了：再抓不到人，就别来见我。

戴笠想出了一条毒计——从王亚樵身边人下手。

余立奎是王亚樵的重要部下，在南京参与刺汪案时被捕。这人是个硬骨头，特务各种酷刑用尽，他一个字都不吐。但戴笠打听到，余立奎在香港有个小妾叫婉君，两人一起生活多年，对王亚樵的圈子很熟。

特务找到婉君，骗她说：“蒋委员长器重王亚樵的才干，找到他是为了救他、重用他，至少给个省主席当。我们不仅马上放了你丈夫，还能给他个大官干。”婉君心动了。她和余立奎跟着王亚樵漂泊多年，没过过一天安稳日子。要是真能这样，岂不是三全其美？

戴笠不放心，亲自到香港见婉君，一出手就是十万大洋，承诺事成之后还有重谢。婉君哪见过这么多钱，眼睛都笑弯了：“戴先生，你真的是为了亚樵哥好吗？”

“那还有假，”戴笠信誓旦旦，“我和亚樵是患难之交，他做了高官，我也能跟着沾沾光啊！”说这话时，戴笠脸上在笑，眼里却没一点笑意。婉君只顾着高兴，没看见那眼底深处的冷光。

三天后，婉君告诉戴笠：王亚樵在广西梧州。

1936年9月20日，梧州的夜晚闷热得很。婉君说有要事相商，请王亚樵到她的住处。王亚樵没多想就去了——他是讲义气的人，余立奎的家人，他得照应。

推门进屋的瞬间，一把石灰迎面撒来，眼睛顿时火辣辣地疼。屋里屋外，七八个特务同时开火。王亚樵到底是刀口舔血过来的，眼睛被迷，仍能凭着本能反击。跃起、开枪、卧倒、再跃起，动作一气呵成。但终究寡不敌众，身中五枪、三刀，倒在了血泊里。

按计划，婉君也被一刀毙命。她知道得太多了。

戴笠接到电报，长长出了口气。王亚樵死了，他给蒋介石的交代有了。但那一夜，他抽了整整一包烟，天亮才合眼。

王亚樵的墓现在在安徽合肥瑶海区一个小山岗上，简单的水泥砖围砌，一块石碑刻着“王亚樵之墓”。他一生杀了不少人，但有个规矩：不杀共产党，不杀进步人士，不杀无辜百姓。相反，他还资助过中共的《红旗日报》，为去延安的同志提供路费，出钱请律师为被捕的共产党员辩护。

毛主席后来评价他：“杀敌无罪，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十二个字，算是给他的一生做了个注脚。

回头看看这段往事，王亚樵、戴笠、蒋介石，在民国的大戏台上，演了一出恩怨情仇。王亚樵要的是他心中的“公道”，戴笠要的是“前程”，蒋介石要的是“天下”。三个人都没错，又都错了。乱世里，各人有各人的活法，各人有各人的不得已。

只是那把曾经砍向军阀、砍向日本人的斧头，最后没能挡住来自背后的子弹。而那个开枪的人，曾经毕恭毕敬地喊过一声“先生”。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回事，说不清，道不明，只剩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