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我副营转业回县城，初恋托人请我吃饭，我只回复了三个字

退休后，我迷上了下象棋，常常在公园里、小区外跟人下棋，有时候看到那些穿着时髦、开着好车的年轻人吵架闹分手，我就一声叹息。

现在真的是时代不一样了，咱们那时候，日子不是谈出来的，而是熬出来的。

1994年冬天，那年我35岁，刚刚结束了18年的军旅生涯，从副营职位上转业，回到了老家。

安置办挺照顾我，我被安排进了司法系统，算是个实权单位。虽然脱下了穿习惯的军装，心里有些空落落的，但想着能结束两地分居，陪陪孩子，心里也踏实了。

刚去单位报到没半个月，我的老同学吴学刚，跑到办公室来找我。

他神态有些不自然，最后才吞吞吐吐地说：“老张，有个事儿……不知道该不该给你说。”

我笑着说：“咱俩谁跟谁？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你啥时候这么扭捏了，有屁就快放。”

大刚看了看门口，压低声音说道：“那谁……刘华梅，知道你回来了。她托我问问你，明晚有没有空，想请你去‘迎宾楼’坐坐。”

听到“刘华梅”这三个字，我突然一顿，手里的烟灰掉在了桌面上。

我是1959年生人，家里共有四个孩子，我是老大。父亲是厂里的工人，母亲也在厂里的后勤干临时工，日子过得很紧张。

高中毕业后，我被安置进了厂里当学徒。1976年底，我报名参军，最后前往西南某边防部队服役。

1979年初，我参与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立了功被推荐到军校学习两年。

等我毕业后，回归原部队履职排长。1982年，我自参军后第一次回家探亲。

就在这个时候，父母逼着我相亲，托媒人给我介绍了刘华梅。

刘华梅当时是县百货大楼的售货员，在县城里属于最体面、最傲气的一帮人。不但吃的是商品粮，穿的是的确良，接触到的也都是时髦货。

我虽然也算是县城孩子，但就是最底层的县城娃，家里条件也一般，我心里还是有些打鼓的。

第一次见面，是在百货大楼的柜台前。刘华梅穿着一件雪白的衬衫，扎着高马尾，皮肤白净，手腕上还戴着一块“上海牌”手表。

刚见面，我就没什么底气了，毕竟刘华梅相貌和气质都好，应该不乏追求者。

但她对我这身军装挺有好感，问了我不少部队里的事，我也慢慢放松了下来。

那十来天时间，我们的关系进展的还是很快。我陪她去看电影，还买了一些礼物。

但上门见她父母的时候，我还是能感觉到那种客气背后的审视感。

她妈妈是个高中老师，见面后没聊几句，就问道：“小张，你底下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负担挺重的吧？以后成了家，这工资是顾小家还是顾大家啊？”

我只能脸涨得通红，讪笑着，答不上来。

不过，这只是小插曲。我和刘华梅的感情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在我回部队后，我们的通信就一直没断过。

1983年，我再次回家探亲，这次我带了不少礼物拜访她父母，感觉他们的态度好了许多，我心中大喜。

而且这次，刘华梅也愿意参与我和同学、战友的聚会，她表现的大大方方。朋友们都十分羡慕，说我找了个好对象，我心里也有些得意。

到了1984年，我满了二十五岁，也符合军官晚婚晚育的年龄了，我迫不及待地就想跟刘华梅结婚。

可一连去了三封信，她都不正面回复，而是顾左右而言其他，我心里十分烦闷，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直到那年8月份，刘华梅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我们的关系到此为止，就这样算了。

我自然有些不甘心。当年冬天，我回家探亲时，放下行李，第一时间就去家里找她。

刘华梅看我上门，也没有感到意外，我们走到了县城的护城河边。那天风很大，吹得人脸疼。

她低着头，穿着一件红色的呢子大衣，脚上是一双小皮靴，沉默了一会儿，她才说道：“张航，我们算了吧！以后你也别来找我了。”

我虽然早有预感，但亲耳听到，还是觉得胸口被大锤砸了一下。

“为什么？”我哑着嗓子问道。

她抬起头，眼神有些躲闪，“我妈说……你家负担太重了。你是老大，底下的一串弟弟妹妹都得靠你。我们虽然都有工资，但要照顾一大家人还是不够的……”

“还有，你是军人，十年内肯定常年不着家，我不想以后一个人带孩子。你是个好人，但我不想过苦日子。”

我想尽力反驳，想说我会努力，现在已经是副连了，未来肯定有保障，会让她过上好日子的，但我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因为她说的是实话，小弟和小妹正在上学，母亲的临时工工作也没有了，我和二弟都要考虑个人问题，家里的房子也住不下了……

我在部队连一包好烟都舍不得买，抽的都是最便宜的“经济烟”，剩余的钱全部打回了家里。

“行，那听你的，祝你幸福！”我强忍着眼泪，手在兜里，死死攥着那块打算送给她的丝巾。

我人生的第一次恋爱，就这样结束了。

回到部队后，我像疯了一样表现，希望能晋升的更快一点。

但1985年的百万大裁军，我们军区机关和后勤保障系统大幅缩编，我们边防团虽然保留，但番号被合并，我也被调到新部队。

换了新的地方后，我的压力很大，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也没心思再谈对象。

1987年，我稳定下来后，才再一次回家探亲。此时二弟都已经结婚了，只有我还单着，父母十分迫切，我能赶紧定下来个人大事。

但事情就是这么巧，就在县里的经贸市场，我遇到了曾经的战友李东海。

李东海是县城边上的，退伍回来后在家种了几年田。政策松动后，他就在经贸市场贩菜，日子过得挺好。

聊过之后，得知我还没结婚时，李东海突然问我：嫌不嫌弃农村的，如果不嫌弃的话，他给我介绍一个。

我摆摆手，自己都这岁数了，还有什么资格嫌弃的。李东海大喜过望，说他先下午买完菜后回去探探口风，第二天中午我们在这里碰面。

就这样，我认识了现在的妻子——马秀英。

秀英之前是村里的民办教师，但去年已经考上了公办，比我小了四岁。

第一次见面，就在学校里。李东海带我来的时候，她正在教室里给孩子们上课，穿着一件朴素的蓝布衬衫，袖口上还沾着粉笔灰。

她长得不算漂亮，皮肤有点黑，手也很粗糙。但她笑起来很好看，眼睛弯弯的，仿佛天边的月牙。

李东海早就将我的情况跟她说了，秀英也没有什么意见，她笑着说：“你家负担重，我家负担也不轻，只要弟弟妹妹们长大了，日子不就好过了。咱们都不是懒人，只要人好，肯干，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此时弟弟妹妹正在上高中，正是家里负担最大的时候，我们结婚的时候，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

秀英家也没要什么彩礼，也没有“三转一响”，一切从简，就是置办了一套新衣服而已。

婚后，秀英平时在学校教书，住在宿舍里。周末，她就回县里。母亲没工作后，摆摊卖起了馒头，秀英也放的下面子，陪着母亲卖馒头。

我将工资都寄给了秀英，她并没有全部存起来自己用，而是拿出了很大一部分给父母，用以供养弟弟妹妹读书。

每次探亲回家，看见秀英忙里忙外，弟弟妹妹们都穿的挺好，而她还穿着旧衣服，我就十分心痛，难受的想哭。

她却不以为意，还安慰我：“没事的，咱们也就苦这几年，家里的事有我，你在部队好好发展就好。”

回到当下，办公室里，我和吴学刚默默抽着烟，半天没说话。最后还是大刚受不了这气氛，悠悠地说道：“老张，你是咋想的？”

我没说话，他又继续说道：“其实……刘华梅现在过得也不容易。当年跟你分了后，她跟银行的一个年轻干部结了婚，那小子是大学生，当时很风光。后来，那男人从银行辞职经商，有了钱就在外边胡搞，两人前年离了。”

大刚弹了弹烟灰，语气里带着几分唏嘘：“现在她带着个孩子，百货大楼也不如以往。估计得知你转业回来了，还是在公检法这种实权单位，这不……估计是想叙叙旧，看看能不能帮衬一把。”

我问大刚是怎么知道这么多的，大刚说她媳妇爱去百货大楼买东西，一来二去就跟刘华梅熟悉了，所以才托他带话。

我掐灭了烟，平静地说：“大刚，你替我回个话吧，就帮我说：没空去。”

我想了想，又补充道：“还有，告诉她，我现在过得挺好。我有老婆，虽然不漂亮，但是知冷知热。我不想打扰别人的生活，也不想被别人打扰。”

大刚愣了一下，随即笑了。

他重重地拍了我一下：“行！老张！我特么还害怕你对她余情未了呢，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你可别说你家秀英不漂亮，那叫贤惠。刘华梅三十多岁的人了，打扮的跟个妖精一样。我回去得警告我家媳妇，再跟她走近了，我就收拾她……”

下班后，我拎着菜回到了租的房子，秀英还得一段时间才能调过来，我的房子也还没分下来，我们一家三口就租了房住在一起。

到家后，我笨拙地切菜做饭。很快，秀英骑着自行车回来了，她看我动手，嘴里埋怨着：不是说等我回来弄的嘛，你咋干起来了。

我也没犟，在一旁看着秀英手脚麻利的做着饭菜，我在一旁打下手。望着在灶台边忙碌的女人，想起了大刚白天来说的事，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对于刘华梅的选择，我早已经不怪她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那是她的自由。

但人生这趟列车，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既然已错过，那就各自安好，不要再有任何瓜葛。

如今，我和秀英都退休好几年了，日子过得平淡而知足。

有人说，女人嫁人就像在掷骰子，选的好了幸福一生，选不好了备受折磨。我想说，男人其实也一样。

男人这一辈子，最大的成功不是当了多大的官，发了多大的财。而是到了晚年，回头去看，那个陪你吃苦的女人，还在你身边，还能笑着给你端上一碗热汤。

素材：张航；撰文：小柒，图片来自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