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五年级男同学说非我不娶，全班同学嘲笑，15年后我还是嫁给他

“铁饭碗”被砸那天，郝荔枝她爸把供销社的算盘珠子一把扫进蛇皮袋，回家闷头喝了三两谷酒。算盘珠子哗啦落地的声音，跟后来刘小林诊所门口那串玻璃风铃一样脆，却听得人心里发颤。

1984年的湘中，红薯干是零食，补丁是潮流。荔枝转学去县城那天，脚上的解放鞋开了嘴，她拿牙膏皮把口子涂白，一路踢着石子，硬是把自卑踢进了尘土。同一年，刘小林他爹在卫校门口蹲了一宿，递给儿子一张五块纸币——那钱皱得能拧出油，是家里唯一一头猪换的。卫校不包分配，但好歹能学扎针，穷人家孩子，先保命再谈梦想。

供销社的柜台曾经比老师讲台还神圣。荔枝她爸能把白糖分成七等份，秤杆翘得跟心情一样准。可1992年“下岗”俩字像瘟神，一夜之间，铁饭碗变搪瓷盆，摔得稀碎。那天他回家，把公家发的最后一块肥皂切成三截，嘴里念叨：“省着点，以后得自己买。”同一时刻，刘小林背着药箱踩着泥腿子进村，药箱里除了阿司匹林，还有一摞油印小册子——《肝炎是怎么传染的》。他挨家挨户发，嘴笨不会说漂亮话，就重复一句：“分筷吃饭，能少哭一场。”村里人笑他“秀才掉书袋”，可后来红白喜事，还真有人主动多摆几双筷子。

荔枝高考那年，县中学的女老师把“大学”俩字写在黑板上，粉笔末飘得像雪。她考了全县第七，却填了师范——免学费，每月再补二十七块饭票。她说“我得先让爸妈吃上饱饭”，一句话把班主任噎得直抹眼角。与此同时，刘小林的诊所在晒谷坪边开张，门板是拆了他家唯一一张眠床，刷了三遍紫药水。第一笔收入是给隔壁村牛接生，主家塞给他一篮鸡蛋，他转手把鸡蛋换成医用酒精，酒精味冲得他连打七个喷嚏，眼泪鼻涕一把，却笑得像捡了宝。

1998年发大水，整个垸子泡成黄汤。荔枝带着学生娃把课桌绑成木筏，划着去堤上背书；刘小林把诊所的葡萄糖全倒进桶里，一勺一勺往老人嘴里送。洪水退后，两人蹲在河堤上啃冷馒头，馒头沾了泥沙，嚼得咯吱响。荔枝忽然说：“我爹的算盘珠子要是还在，能数清咱们一共救了几个人不？”刘小林没接话，只把自己那半馒头掰给她，手抖得像个筛子。

2000年，两人终于去民政局领了证。照相馆里唯一的西装领口磨得发亮，他们轮流穿，镜头按下那一刻，荔枝没憋住笑：“咱俩这算不算精准扶贫？”后来儿子出生，名字没要族谱里的“传”字，也没要“耀”字，单名一个“康”。小刘康上小学第一天，老师让写“我的理想”，他画了一只听诊器、一支粉笔，中间夹颗红薯。老师把画贴在公告栏，说“这是今年最值钱的一幅画”。

去年小刘康收到衡阳医学院录取通知书，快递小哥喊“郝荔枝家喜事”，整个垸子的狗跟着叫。摆酒那天，刘小林把当年那串风铃摘下来，挂在医学院新生报到处门口，风一吹，叮铃铃像在补一句迟到三十年的情话。有人问他俩：“苦日子咋熬过来的？”荔枝正剥橘子，头也不抬：“把苦当药咽，回头就甜了。”刘小林在旁边补刀：“记得用公筷，苦不会传染。”

如今老供销社的招牌早拆成柴火，原址上盖了快递代收点。荔枝她爸偶尔去领孙女网购的裙子，颤巍巍扫码付款，嘴里还嘟囔：“当年白糖才三毛九。”刘小林诊所扩成了两层小楼，门口贴着二维码，年轻人扫码关注，先弹出一句：“分筷吃饭，幸福传家。”这句话是他自己敲的，错别字改了三次，土得掉渣，却没人笑。

有人说他们赶上了时代，其实时代也顺手拎了他们一把。铁饭碗会碎，洪水会退，肥皂会用完，但有人把牙膏皮涂白继续走路，有人把眠床拆了当门板，日子就硬生生被掰成两半——一半是苦，一半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