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伟人关系好，一起办夜校，一起创办新民学会，他的结局让人惋惜

这是一九二六年秋天，长沙城里热闹得不行。

北伐军刚打赢了关键一仗，满大街都在庆祝，好像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

可就在这鞭炮齐鸣的时候，一份白底黑字的挽联，悄无声息地送到了李维汉和易礼容的手里。

写挽联的人，是当时忙得脚不沾地的毛泽东。

那上面只有十四个字，却看得人心里发凉：“羡哲嗣政教长材，竟成千古；叹吾党革命先锋，又弱一个！”

这可不是什么场面话。

稍微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那位伟人轻易不夸人，更别说给人戴上“革命先锋”这么重的帽子。

最让人破防的是最后那四个字——“又弱一个”。

这四个字背后透出的，不是那种官方的客套，而是战友凋零后，一种刺入骨髓的寒意。

那个让伟人如此难受，让李维汉哭湿了衣襟的人，叫罗宗翰。

说实话，这名字搁现在，去大街上问一千个人，估计九百九十九个都摇头。

如果不是1979年，也就是半个世纪后，当年给他办丧事的李维汉和易礼容老先生专门写了篇回忆录，这人恐怕真就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了。

这事儿吧，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一个能让那帮最牛的革命者念念不忘的人，到底凭什么？

咱们把时间倒回去，回到1919年的那个冬天，去看看北京。

那一年五四运动刚闹完，湖南这边的日子比北方的冬天还难熬。

军阀张敬尧在湖南那简直是胡作非为，不给学校发钱就算了，还镇压学生，老百姓被祸害得都没活路了。

湖南人那个暴脾气哪能忍，直接搞了个“驱张运动”。

也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伟人带着代表团去了北京，罗宗翰就在这支队伍里。

那时候去北京，可不是现在的公费旅游。

为了省钱，也为了办事方便，伟人和罗宗翰还有其他几个湖南伢子，全都挤在杨济昌先生家里。

你想想那个画面：北平的冬天，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屋里也没暖气，几个人裹着旧棉袄挤在一块，吃的是最便宜的挂面，嘴里讨论的却是怎么救湖南、救中国的大事。

那时候搞革命，真不是请客吃饭，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日子，连个安稳觉都是奢侈品。

就是这种在冰天雪地里“抱团取暖”的经历，让他们成了真正的铁哥们。

据后来的回忆，罗宗翰这人笔杆子硬，嘴皮子也利索，是个天生的外交家。

在北京那阵子，很多关键的联络工作，都是他跑下来的。

其实他俩的交情早就开始了。

罗宗翰是湖南安化人，比伟人晚一年从一师毕业。

在一师那个满脑子理想主义的校园里，他们就是那种“穿一条裤子”的死党。

伟人搞夜校给工人扫盲，罗宗翰第一个冲上去当老师；新民学会刚成立，也就是后来共产党的那个“孵化器”，罗宗翰也是最早那一批会员。

说白了，只要是那个核心圈子搞的大动作，罗宗翰就没缺席过。

最有意思的是，从北京把张敬尧赶跑后，罗宗翰回了湖南，但他没像别人那样去捞个一官半职。

他干嘛去了？

这两个工作听着不起眼，其实里面学问大了去了。

在那个没网没手机的年代，报馆就是扩音器，小学就是人才基地。

罗宗翰这是在给那个还处于幼年期的组织打地基呢。

真正的牛人，往往都把自己埋在土里，只为了让种子发芽。

日子一晃到了1926年，这既是罗宗翰的高光时刻，也是催命符。

那年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唐生智一看形势不对，赶紧投了革命阵营，派了个叫邓寿荃的人当湖南省建设厅长。

在这个节骨眼上，建设厅急需一个既懂业务又能听懂“革命语言”的人。

于是，罗宗翰就被推到了台前，当了建设厅的秘书。

这个位置太关键了。

表面上他是国民政府的官员，穿西装打领带，实际上他就是个超级卧底。

他利用这个身份，给共产党和工农运动开了无数次“绿灯”。

那时候湖南农民运动搞得风生水起，背后要是没有像罗宗翰这样在体制内“搞协调”的人，早就被掐死了。

李维汉后来评价说：“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很强，是有用的人才。”

这话听着平淡，其实是在说：他是那个能在黑白两道、各方势力中间游刃有余的“润滑剂”。

可是，人的身体不是铁打的。

长期的精神紧绷，加上早年到处奔波落下的病根，终于把这个年轻人压垮了。

就在北伐军高歌猛进、大家觉得胜利在望的时候，罗宗翰突然倒下了，而且病情恶化得极快。

这真应了那句老话：好人不长命。

消息传出来的时候，正在长沙指挥大局的李维汉和易礼容都懵了，悲痛得不行，亲自给他操办了丧事。

远在别处忙得焦头烂额的伟人听到这消息，半天没缓过劲来。

在他看来，死在战场上那是壮烈，可像罗宗翰这样，满肚子才华，本该在建设新社会的时候大展身手，结果却倒在了黎明前的最后一刻，这才是最让人憋屈的遗憾。

罗宗翰这辈子，就像颗流星。

他没等到红旗插满山头的那一天，也没赶上开国大典的礼炮，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党史书上都没怎么提他的名字。

他属于那种“铺路石”式的英雄——为了让后面的人走得稳点，甘愿把自己填在坑里。

为什么咱们今天非要翻这个旧账？

因为历史不该光记住那些大人物，也该记住这些具体的人。

正是无数个像罗宗翰这样“隐形”的先锋，用他们的命，把那段最黑的路给蹚平了。

那副“叹吾党革命先锋，又弱一个”的挽联，就是他这辈子得到的最高勋章，也是那个残酷年代里，活下来的人对逝去战友最深情的告白。

1926年10月，罗宗翰病逝于长沙，年仅29岁，这离他入党，仅仅过去了几个年头。

参考资料：

李维汉、易礼容，《回忆罗宗翰同志》，《湖南党史月刊》，1979年。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湘潮》，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