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当年队长家儿子娶婆姨我去写礼单，事后发现少了两块钱

知青岁月：在陕北插队落户生活了七年，好多事情都令我心生温暖

我叫张春阳，是六八届初中毕业生。搁现在，这学历不算啥，可在那会儿，也算是个“文化人”了。当时正是上山下乡运动的高峰期，我和同学们都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到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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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月17号，那日子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吃过早饭来到北京车站，火车站已经是人山人海，锣鼓敲得震天响。我和同学们胸佩红花，胳膊上戴着红袖章，喊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登上了开往陕西境内的知青专列。

满载北京知青的列车“哐当哐当”地驶出北京站，窗外的高楼越来越远，我的心里头，一半是热血沸腾的憧憬，一半是没着没落的忐忑。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革命老区陕北。列车一路向前，穿越太行山，跨过黄河，跑了两天，终于停在了陕西省铜川车站。下了车，冷风一吹，冻得人一激灵，陕西的冷跟北京的冷还不一样，这风跟小刀子似的，直往骨头缝里钻。我们在铜川住了一晚，大通铺，挤得满满当当，可大伙儿一点不觉得累，叽叽喳喳聊了半宿。

第二天一早，我们吃过早饭，挎包里揣上两个白面馍，又坐上了北上的大卡车。

长龙般的车队在蜿蜒的土路上颠簸，一走就是两天一夜。黄土高原的雄浑与苍凉，就这样毫无保留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千沟万壑的塬，光秃秃的山峁，偶尔闪过几孔窑洞，窑顶上的炊烟在风里散得飞快。车厢里的人都昏昏欲睡，我却睁着眼，望着眼前掠过的羊群和扛着老镢头的老乡，心里忽然生出一种莫名的敬畏。

最终，我们七名北京知青被分派在了刘家沟三队，大家临时分散开借住在老乡家中。

当时陕北农村的生活很苦，乡亲们勉强能解决温饱问题。我借住在了刘队长家，和刘队长家的大小子刘根生住在一孔土窑里，睡在一铺土炕上，他把热炕头让给我睡。刘队长一家人对我特别热情，刘队长的婆姨刘大妈对我比对刘根生还亲，有点好吃的都盛到我的饭碗里。刘队长也很关爱我，在他眼里，我就是一个还没长大的娃娃。

刘根生比我大两岁，我叫他根生哥，当时他已经定下了婚事，再等一两年就要办婚礼娶婆姨了。

刘家沟的日子，苦得超出了我的想象。乡亲们的口粮，多半是粗粮、洋芋和野菜还有胡萝卜缨子，白面馍馍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口。可刘队长一家人对我的好，却像黄土高原上的太阳，暖得人心里发烫。刘队长从不让我干重活，挑水、打柴这些累活，他都抢着让根生哥去做。有一次，我看水瓮里的水不多了，拿起扁担就要去挑水，刘队长过来看了一眼水瓮，大声吼道：“根生！你死到哪去了？水瓮都空了，看不见嘛？”根生哥从窑洞里跑出来，接过我手里的扁担，冲我挤了挤眼睛，就小跑着去挑水了。

开春的时候，刘队长家喂的那几只老母鸡开始下蛋了。第一个鸡蛋，刘大妈小心翼翼地收起来，煮熟后，剥得干干净净，趁我没注意，偷偷塞进了我的饭碗里。那鸡蛋的香味，我到现在都记得，蛋白细嫩，蛋黄很香，一口下去，心里暖暖的。后来，母鸡下的蛋多了，刘大妈就经常煎两个鸡蛋，摆在炕桌上。刘队长一家人都不伸筷子，只是看着我吃，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半盘子煎鸡蛋，往往被我一个人吃得精光。

春耕春播生产开始以后，我们北京知青也开始跟着乡亲们出山劳动，刘队长给我们安排轻松的农活，还手把手教我们使用劳动工具。在生产劳动中，根生哥处处都帮助我，爱护我，我就像他的亲弟弟。

日子一天天过去，黄土坡上的麦苗绿了又黄，窑门前的桃花开了又谢。转眼间大半年过去，队里给我们知青箍的新窑终于落成了。那是三孔崭新的窑洞，炕是新盘的，锅台是新砌的，一应生活用品都置办齐全。搬家那天，我早早地就收拾好了行李，心里却酸酸的。

刘大妈拉着我的手，舍不得松开。她的手粗糙得像老树皮，却格外有力。“娃娃，以后常到家里来，大妈给你压荞面饸饹，给你做油泼辣子。”她的声音有些哽咽，眼圈红红的。刘队长站在一旁，嘴上说着“搬新家是好事”，可我分明看到他转过身，悄悄抹了抹眼角。根生哥扛着我的行李，一路把我送到知青点，放下东西，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春阳，有事就跟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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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去知青点后，我和刘队长一家的来往却没断过。刘大妈做了好吃的，总会让根生哥给我送来。刘队长从山上带回野酸枣、野果子，也会第一时间送到知青点。我也常常回刘队长家，帮着刘大妈烧火，帮着根生哥劈柴，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自在。

时间一晃到了1971年的秋后。那天，刘队长乐呵呵地来到知青点，一进门就拍着我的肩膀说：“春阳，根生要娶婆姨了，日子定在下月初六。你写字好，到时候就帮我家写礼单，小队会计帮着收钱。”我愣了一下，随即笑着答应：“刘队长，您放心，我一定把礼单写得清清楚楚。”

根生哥要娶的婆姨是邻村的女子，叫秀莲，我见过一次，眉眼清秀，手脚勤快。为了给根生哥贺喜，我拿出积攒的零钱，去公社的供销社买了一个暖水瓶，还买了两块印着红牡丹的手巾。暖水瓶是红色的，上面印着“囍”字，在当时算是很体面的礼物了。

办喜事的那天，刘家沟热闹得像过年。刚吃过早饭，刘队长家的窑洞前就挤满了人，乡亲们都自发地来帮忙，来送贺礼。陕北人淳朴，讲究礼尚往来，哪怕日子再穷，这份心意也不能少。

我和小队会计坐在窑门前，一个记账，一个收钱。小队会计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汉，戴着一副老花镜，干了十几年会计，账面上从没差过一分钱。乡亲们随的礼金，大多是一块或两块钱，关系近的，就随两块钱。我一笔一划地记着，生怕写错一个字，记错一个数。根生哥穿着新做的蓝布褂子，穿梭在人群里，笑得合不拢嘴。

开席前，小队会计把收来的现金掏出来，摆在桌子上，开始点数。“一块，两块，三块……”他数得很慢，很仔细。我也拿着礼单，一笔一笔地核算。等他数完，抬起头，皱着眉头说：“不对啊，现金只有八十七块。”我心里咯噔一下，赶紧拿起礼单重新核算：“王大爷一块，李婶两块，张叔两块……”算到最后，礼单上的金额分明是八十九块。

账面多出两块，现金少了两块。我和小队会计面面相觑，额头都冒出了冷汗。我俩又开始核对，一遍，两遍，三遍……差不多数了七七四十九遍，结果还是一样。我的脸火辣辣的，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这是我第一次帮刘队长家办事，竟然办得这么糟，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小队会计也一脸愧疚，喃喃自语：“怪了，我当了十几年会计，从没差过钱……”

没办法，我和小队会计只好硬着头皮，拿着账单和现金，走到刘队长面前：我小声说“大伯，对不住，账面上差了两块钱。”刘队长接过账单和钱，看了看，又笑了起来，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木事（没事）木事，不就两块钱嘛……”

那天的酒席很丰盛，可我却一点胃口都没有，吃了一个白面馍，就放下了筷子。根生哥看出了我的心事，坐在我身边，递给我一个馍馍：“春阳兄弟，别往心里去，我爹都没当回事。”我勉强笑了笑，心里却还是堵得慌。小队会计坐在一旁，也是一脸的不自在，连最爱喝的瓜干酒都没碰。

酒席快结束的时候，刘大妈忽然走到我和小队会计面前，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娃啊，那钱我数了两遍，八十九块，一分不少，是你俩数错了。”我愣了一下，心里的石头瞬间落了地，一股暖流涌了上来。可小队会计却只是苦笑着摇了摇头，脸上没有丝毫轻松的神色。

傍晚，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知青点。刚进门，手无意间插进了衣兜，感觉触到了硬硬的纸片。我急忙掏出来一看，竟是两张崭新的一圆面额纸币。那一刻，我脑子里“嗡”的一声，瞬间明白了一切。

原来，登记礼金的时候，我只顾着在礼单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和两块钱的礼金数额，却忘了把这两块钱交给小队会计。

羞愧和懊悔像潮水一样淹没了我，我顾不上多想，撒腿就往刘队长家跑。晚风卷着黄土，打在我的脸上，我全然不顾。跑到刘队长家时，客人都散去了，刘大妈正在收拾碗筷，刘队长和根生哥在忙着打扫院子。

我喘着粗气，把那两块钱递到刘队长面前，红着脸说：“大伯，对不住，是我……是我忘了把自己的礼金交上去，害得大家跟着着急。”

刘队长抬起头，看了看我手里的钱，又看了看我通红的脸，忽然哈哈笑起来。他接过钱，又塞回我的衣兜里：“看你这娃娃，这有啥嘛。你能来，我就高兴。这两块钱，你自己留着零花嘛。”

刘大妈也走了过来，擦了擦我额头的汗：“娃啊，没事，这点小事情别往心里去。”

我在刘家沟一待就是七年，七年里，我跟着乡亲们一起种地，一起收割，一起在黄土坡上唱信天游。我把青春和汗水，都洒在了这片黄土地上。1976年秋后，我赶上了推荐上大学的末班车，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离开刘家沟的那天，全村的乡亲都来送我，刘队长塞给我半袋子红枣，刘大妈递给我一双她亲手做的布鞋，根生哥拍着我的肩膀说：“春阳兄弟，常回来看看。”

我坐在毛驴车上，望着渐渐远去的黄土坡，望着村头模糊的人影，眼泪再也忍不住，哗哗地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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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早已从一个懵懂的少年，变成了两鬓斑白的老人。可每当想起在陕北插队的那些日子，想起刘队长一家人的笑脸，想起那盘香喷喷的煎鸡蛋，想起那两块钱的差错，我心里就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温暖和感动。

那片黄土地，那群淳朴的人，那段刻骨铭心的知青生活经历，就像窑洞里的暖炕，永远温暖着我的心。陕北，将是我一辈子的牵挂和思念。

讲述人：张春阳（北京老知青，六八届初中毕业生）

执笔创作：草根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