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坚法师：乔大壮寄居华岩寺的心路历程

乔大壮寄居华岩寺的心路历程

抗战时期（1939—1945），著名词人、篆刻家乔大壮避乱入蜀，于重庆华岩寺寄居六年。期间，他参与《华岩寺志》编撰，发起饮河社雅集，以诗词篆刻抒发内心深处的情感，在寺僧、文人、士绅交织的文化网络中完成了人生与艺术的双重沉淀。华岩寺的禅林岁月不仅为乔大壮提供了乱世中的栖身之所，更促成其诗文风格由早年的清丽婉约转向沉郁顿挫，人格精神亦在“避地逃禅”与“忧时济世”的张力中趋于圆融，成为研究民国文人战时生存状态与精神走向的典型个案。

一

乔大壮华岩寺寄居缘起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华北、华东相继沦陷，大批文人学者被迫南下西迁，形成中国近代史上规模空前的文化迁徙潮。乔大壮（1892—1948），原名曾劬，字大壮，四川华阳人，出身书香世家，精于诗词、篆刻、书法，早年任职于教育部、中央大学，兼具学者与艺术家双重身份。1938年，乔大壮自武汉辗转经桂林、贵阳入渝，彼时重庆已成为战时首都，人口骤增，百物腾贵，迁渝文人生活极其艰难，面临严峻挑战。

华岩寺位于重庆九龙坡区华岩镇，始建于唐贞观八年，为川东千年古刹，素有“巴山灵境”之称。抗战时期，寺院住持宗镜法师（1900—1962），秉持“护持文化”之志，广纳避乱文人，华岩寺遂成为战时重庆重要的文化据点。1939年，经友人引荐，乔大壮迁居华岩寺侧之待老山房，自此开启长达六年的禅林寄居生活。

于乔大壮入寺之缘由，除避乱、避嚣外，更与蜀地乡情及文化认同相关。乔氏为蜀人，久居江南，此次入渝实为归乡。华岩寺作为川东佛教重镇，兼具地域文化地标与精神庇护所的双重属性，恰能慰藉其“还乡韦相老”的羁旅心境。其《待老山华岩寺》五律其一云：“古洞生虚籁，荒山动远哀。还乡韦相老，杯饮漫郎谐”，道尽归乡之人的苍凉与释然。

二

乔大壮华岩寺六年生活考述

乔大壮在华岩寺的六年（1939—1945），并非遁入空门的出世修行，而是“以僧为友、以寺为家”的俗世栖居，其生活轨迹可概括为修志、雅集、创作、耕读四端，交织于僧俗两界的文化网络之中。

（一） 参与《华岩寺志》编撰

华岩寺之有支，始于清康熙年间圣可祖师与乡人邓迪初修，名《华岩备志》，此后寺志空白近三百年。1940年，宗镜法师主持重修《华岩寺志》，邀集迁渝文人参与其事，乔大壮为核心参与者。他不仅为寺志题签作序，更以史家之笔梳理寺院沿革，以文人之眼品评寺中胜景。其《华岩寺志序》开篇即言：“抗战军兴之翌年，予自鄂渚经湘而桂而黔，进驻重庆……爰于待老山之阳，结庐华岩寺侧，遂与镜公为方外交”，既述入寺缘起，亦赞宗镜法师“革故鼎新，振聋发聩；肃僧纲，严戒律，宗风为之一振”的治寺之功。

乔大壮与宗镜的交往，超越了简单的世俗与僧人的关系，实为文人与禅僧的精神对话。二人常于寺中品茗谈禅，唱和诗词，其《呈镜公》诗云：“鬓丝宛对茶烟飏，曹务稀逢沐日闲。若问搌眉莲社否，余生何计守禅关”，将乱世中“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心境与对禅理的浅尝辄止写得含蓄蕴藉。这种交往，为乔大壮的诗文创作注入了禅意，亦使其人格多了一份超然与淡定。

（二） 发起饮河社雅集

1940年8月，乔大壮与章士钊、沈尹默、潘伯鹰、陈匪石等迁渝文人，以华岩寺为策源地，发起成立饮河社。社名取《庄子·秋水》“鼹鼠饮河，不过满腹”之意，暗含乱世中文人安贫乐道、坚守文脉的志趣。饮河社雅集多在华岩寺举行，或于藏经楼研讨诗文书画，或于待老山房品评金石篆刻，或于华岩洞抒发避世感言，乔大壮作为社中精英，主持社务，组织唱和，使华岩寺成为战时重庆文人圈的重要交流平台。

雅集之余，乔大壮与社友诗文唱和频繁。其《次韵仲威见怀华严之作》云：“避地逃禅寄一椽，乱山深处得安便。偶陪杖履随僧饭，闲写云林入画笺。兵气漫侵香界外，诗心长绕佛灯前”，生动描绘了与诗友潘伯鹰（仲威）等友人在寺中“随僧饭、写云林”的生活日常，更在“兵气”与“佛灯”的对比中，暗含对家国命运的忧思。饮河社的雅集，不仅为乔大壮提供了创作的灵感，更使其在文人交游中坚守了文化的尊严。

（三） 乱世中的艺术坚守

乔大壮寄居华岩寺期间，生活清贫，“治印、开荒种菜维生”，却始终未废诗词篆刻艺术。他于寺侧辟一小菜园，躬耕自食，于“红写僧房叶，黄诛楚客茅”的田园风光中，寻得创作的宁静。其诗词创作题材集中于三类：一是寺景咏怀，如《待老山华岩寺》五律四首，以华岩寺的古洞、荒山、秋花、夜月为意象，写尽禅林秋景与羁旅之愁；二是友朋唱和，如与宗镜法师、潘伯鹰、许伯建等人的赠答之作，以诗传情，尽显文人风雅；三是忧时感世，如“北信稀闻雁，东兵急破胡”，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亡紧密相连。

除诗词外，乔大壮更于寺中潜心篆刻，手书《华严经》长卷，其书法篆刻作品留存寺中，成为华岩寺的文化珍藏。这些创作，既是乔大壮乱世生活的精神寄托，亦是其人格精神的艺术外化。

三

诗文嬗变与人格提升

华岩寺六年，是乔大壮人生的低谷期，亦是其创作的高峰期与人格的成熟期。这段禅林岁月，对其诗文风格与人文性格的塑造，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一） 诗文从清丽婉约到沉郁顿挫

乔大壮早年诗词受江南文化熏陶，风格清丽婉约，多写风月闲愁。入居华岩寺后，战乱的洗礼、禅林的浸染、乡情的触动，使其诗文风格发生显著转变。意象上，由早年的“小桥流水”转向“荒山古寺”“兵气佛灯”，充满苍凉悲壮之感；情感上，由个人闲愁转向家国忧思，于沉郁中见风骨；意境上，融入禅理禅趣，于空灵中见厚重。

以《待老山华岩寺》五律其四为例：“红写僧房叶，黄诛楚客茅。江鱼稽远素，野鹤吊高巢。烛外群山走，帆边二水交。天然谢时贵，风月此评潮”，颔联以“江鱼”“野鹤”自比，写尽乱世中文人的孤傲与坚守；颈联“烛外群山走”一句，化静为动，既写寺中夜景，亦暗喻时局动荡，意境雄浑，气象开阔，与早年词作的婉约之风判若两人。这种风格的嬗变，既是时代使然，亦是乔大壮华岩寺岁月精神成长的必然结果。

（二） 在避世与济世之间的坚守

乔大壮的人格，在华岩寺的六年中，经历了从“避地逃禅”到“忧时济世”的张力调适，最终趋于圆融。初入寺时，他以“逃禅”自况，试图在禅林中寻求心灵的安顿，其诗中多有“守禅关”“寄一椽”之语。但乔大壮并非真正的出世者，他始终怀揣“济世”之志，其诗词中“东兵急破胡”的呐喊，“天然谢时贵”的孤傲，尽显文人的家国情怀与人格尊严。

华岩寺的禅林岁月，并未消磨乔大壮的入世之心，反而使其在乱世中保持了一份清醒与定力。他以耕读自持，以艺文报国，在“僧饭”与“诗心”之间，在“佛灯”与“兵气”之间，寻得了个人与时代的平衡点。这种圆融的人格，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智慧，亦彰显了战时文人“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气节。

（三） 战时文人的责任担当

乔大壮在华岩寺的六年，不仅是个人的生存与创作，更是对文化的守护与传承。他参与《华岩寺志》编撰，为川东佛教文化留存了珍贵史料；发起饮河社雅集，为迁渝文人搭建了交流平台；以诗词篆刻记录时代，为抗战文化增添了厚重一笔。这些行为，超越了个人的艺术追求，彰显了战时文人的责任担当。

宗镜法师曾赞乔大壮“于乱世中守斯文，于寂寞中求大道”，此言不虚。乔大壮的华岩寺岁月，正是中国传统文人“文以载道”精神的生动写照。

四

结 语

乔大壮在华岩寺的六年寄居生活，是乱世中文人坚守文化、安顿心灵的缩影。这段岁月，为乔大壮提供了创作的素材与精神的滋养，使其诗文风格趋于沉郁，人格精神趋于圆融。从《华岩寺志序》的史家之笔，到《待老山华岩寺》的羁旅之思，再到饮河社雅集的文人之盟，乔大壮以诗词篆刻为媒介，将个人命运与家国兴亡、禅林意境与时代风云融为一体，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乙巳之年，华岩寺拿出珍藏的饮河社书画作品，发起饮河社诗画艺术展，并请擅长研究饮河社的苟君先生主理其事，于北京、兖州兴隆寺、重庆华岩寺分别召开座谈会，再度引起世人高度关注抗战时期的人文精神研究，也许是一个非常好的缘起，希望更多同人参与，再续巴渝历史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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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华岩寺

设计| 福 桔

责编| 照 瑛

审核| 德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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